意大利年轻人：逃得了家乡，躲不开时代

今年年初美国青春片《伯德小姐》（Lady Bird，港译《不得鸟小姐》）在欧洲上映，意大利北部的小镇姑娘露易莎（Luisa De Quattro）第一时间就被广告吸引，买票入场。与伯德小姐一样，露易莎也是19岁，也来自工薪家庭，在学开车，即将高中毕业。与伯德小姐一样，露易莎也卯足力气，想离开生养自己的小镇，去一个“更有文化”的城市。

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也许是露易莎想要走得更远，加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伯德小姐，向往东边的纽约；露易莎憧憬的，却不是意大利境内的繁华都市，比如罗马或米兰，她心心念念要去的是德国柏林。虽然每个国家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曾渴望远行，但在今天的意大利，一位年轻女孩渴望离开自己的国家，却不仅仅出于青春和浪漫，还被一个更为具体的社会背景决定——意大利愈发严峻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问题。

29岁的克劳迪奥（Claudio Bergamin）与露易莎是同乡，也来自这个名为威尼托自由堡（Castelfranco Veneto）的小镇。与露易莎不同的是，他去纽约后又返回了家乡。同属“千禧世代”但相隔十岁，两人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露易莎准备离开祖国、去欧盟富裕成员国寻找机会，克劳迪奥则在与世无争的老家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尽力维系现状。

然而，无论是选择离开还是回流，两人都因同样的心理做出关键抉择，那便是萦绕在这一代意大利年轻人头上的无望：“我们不会比上一辈，那些把青春挥洒在70、80年代的上一辈，过得更好了。”对中国同龄人而言，这种无法超越上一代的焦虑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今天的西欧社会却很容易激起共鸣。

“每次提起我们，都是糟糕的事”

居高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和人才流失是意大利无法避开的公共议题。2014年，意大利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43.6%。尽管随后几年，就业情况有所提升，但到2017年底，失业率也仅跌至32.7%，是欧洲情况最坏的国家之一。

高失业率带来大量人才外流。仅2016年一年，就有12.5万人搬离意大利。不过这个数字来自官方统计，意大利人如果移居到其他欧盟成员国，并不一定要正式注册，所以实际数据相信要远高于此。学界估计，过去二十年搬离意大利的年轻人可能有百万之多。

价廉物美、人才云集的德国首都有很多吸引露易莎去留学的原因。在2018年2月初，这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的姑娘，更明确了自己的心意。这天，高中生露易莎和同学们受到一组关注意大利大选的欧洲记者营邀请，在家乡市政厅里展示他们的课外作业：一份对428位同龄人政见的问卷调查。

这份调查严谨、表达流利的报告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折射出学生们的学术和政治参与水平。调查关注教育和就业——两个对于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结果显示，在威尼托地区14至19岁的年轻人群体中，有82.5%的人熟悉“人才流失”这个概念，73.8%的人表示不信任意大利的教育系统、想要出国留学，46.5%的人决定毕业后去国外工作——最热门是英语国家，然后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

问卷之外，学生们也对同龄人做访谈，很多被访问的年轻人都表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客腐败、系统瘫痪感到的绝望，根本不信任国家或地区政府愿意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最为年轻人诟病的，是2016年意大利劳工和社会政策部部长波莱提（Giuliano Poletti）对于“逃离意大利”的批评：“我听说不少年轻人出国了，我觉得这对意大利来说是好事，省得他们挡我们的道！⋯⋯10万人跑了？跑得好，意大利才不会被他们影响。”

露易莎们本来就忿忿不平波莱提的强横回应，这天在市政府的见闻更让她们失望。一同参加活动的自由堡市长马尔孔（Stefano Marcon）谈起“人才流失”，只能语焉不详，承认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避而不提解决方案。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负责教育的市议员，补充说，那是因为在大学念哲学、人文类学科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技能找到好工作。

市长和议员的话拉扯着露易莎，渴望读哲学系的她，一边担心他们是对的，埋怨自己不想学医，否则也许很容易找到工作；一边生气老年人的看法：“上一辈真是在 killing us ，他们太消极了，一直在抹杀我们的希望，每次提起我们，说的都是糟糕的事情——说时代不同了，说我们不会找到工作。打开电视，都是这样的话，说我们懒惰、肤浅，真是够了。”

意大利政客常将人才流失归结于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只关心教育质量，就业辅导却低效。这样的论述轻而易举地击中露易莎，她深怕选择社会学科便等于失业。但事实上，选择离开的年轻人，横跨各个行业。

来自米兰的资深政治记者比安基尼（Eleonora Bianchini）深耕“移居”议题，她告诉端传媒记者：“过去一两年，我们发现那些明明工作很好、收入丰厚稳定的年轻人，比如在银行供职的，也试图离开，因为他们依然无法从父母的家中独立出来。”在意大利，18到35岁的年轻人中，将近四分之三都依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意大利劳工市场尤其对职场新人不友善。根据意大利学者汀托瑞（Guido Tintori）和《金融时报》记者罗梅（Valentina Romei）的分析，过去十多年，意大利对劳力市场的改革，直接导致老一代劳力（绝大多数为男性）拥有终生合同，而几乎所有新近受雇的劳力都只能拿到不稳定和低收入的工作机会。

为了吸引专业人才回流，上任总理伦齐（Matteo Renzi ）曾经颁布优惠政策，比如支持研究机构签发两年期合同，但是，记者比安基尼说：“如果是在德国、美国拿到两年的合同，受雇人有理由相信两年后会找到其他的机会，但在意大利，两年后，他们很可能不得不再次离开。”

不会比上一代过得更好

意大利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22.4%，老龄化比例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高龄化引发的不止是养老难题，在选举政治中，老龄化选民意味着年轻人的诉求被边缘化。露易莎所代表的年轻选民群体（18-24岁）不仅被认为政治冷感，人数上也只占选民数的8%。虽然她参与的社会调查显示，千禧世代并非政治冷感，而是无处发声。

在3月初结束的议会大选中，没有政党提出针对年轻人的承诺。在半数人口在45岁以上的意大利，政党没有动力迎合年轻人，反倒是强调退休金改革更吸引主流。就连以互联网为基础吸引大批年轻力量的反建制新兴政党“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都没有将年轻选民作为竞选重心。

谈到参政，露易莎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指着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名字，不可置信地问：“你能想像吗？贝卢斯科尼已经81岁了，但他在年轻人里还有将近25%的支持率！”

年长露易莎十岁的克劳迪奥，便是贝卢斯科尼忠实的拥护者。留络腮胡的他笑容可掬，高中时就加入贝卢斯科尼创立的传统右翼“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他本人还在威尼托自由堡市议会里争得一席，工作之余，还是一位年轻的市议员。这天他也身在市政府，代表所在党派与来自欧洲各地的记者见面。

贝卢斯科尼81岁高龄，虽然他常口出狂言并且丑闻缠身，却三度出任意大利总理，同时还是一位超级富翁和传媒大亨，也是足球豪门AC米兰俱乐部的所有者。叱诧政坛近二十载，贝卢斯科尼在2013年因税务诈骗被定罪，不能在2019年前担任任何公职，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右翼政党结成联盟，再次加入竞选大局。

“外界很难理解意大利人对贝卢斯科尼的支持，”克劳迪奥坦然地说，很多意大利人对伦齐政府很失望，但同时不能信任五星运动，也不喜欢信奉激进独立主义的北方联盟党，“比起其他候选人，贝卢斯科尼是一个不会更差（less worse）的选择。”

克劳迪奥将继续代表“意大利力量党”竞选小镇市长，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已经完全放弃离开意大利的计划。25岁那年，从威尼斯的大学毕业时，克劳迪奥收到来自家乡的长期工作合同（给一家意大利滑雪鞋公司做销售），如果不是这份罕见的“稳定工作”，克劳迪奥一定会留在他曾实习过的城市，纽约。

刚从纽约回来，克劳迪奥抑郁了一番。但如今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出差，偶尔也会回纽约探访朋友。他依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已经开始计划买房。他知道自己是同龄人里过得比较富足的那一拨，犹豫地解释说：“但这是我努力奋斗的结果。”不过，在他的成功中，幸运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份好工作是因为恰好有人离职才出现空缺，而克劳迪奥又凭借熟人介绍才很快拿下。

他的同乡露易莎害怕的，正是奋斗也不会有结果。露易莎的父母当年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搬离意大利南部的小城庞培（Pompii），来到了经济发达的北部，最终定居威尼托自由堡。自由堡往西离威尼斯一小时路程、往北遥望着阿尔卑斯山，这个大区相对意大利南部要富裕地多，也因此分离主义盛行——不少人支持争取自治，从而不被贫瘠的南方拖累。

但是，这些年来，露易莎的父母渐渐在北方看到了南方的影子。露易莎的父亲是警察，他看见越来越多的轻微犯罪、餐厅逃税、以及更多年轻人在加入黑手党。警察的收入拮据，风里来雨里去，67岁才能退休，而退休工资还会不够花，露易莎的父亲常生闷气，对女儿说：“你应该出去，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国家。”

国家对年轻人如此不友好，让露易莎和克劳迪奥气馁。离得不远的上一代，就能享受繁荣的经济，尤其意大利北方，生活一直很好。露易莎向往那个世代：“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大学念哲学想必没人责怪。”克劳迪奥也承认自己还不算最差的一代：“现在上高中的这代要比我要更糟糕一点。”

这在整个欧洲也是常态，根据《欧洲消费者支付报告》，在过去几年里，在18-24岁之间的欧洲年轻人心中，超过三成觉得收入不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存在”，更有近七成不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会比父母更好。

哪里是更好的去处？

意大利经济疲软二十多年，普通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迅速恶化，甚至低于1990年代初的水平。尽管最近一段时间经济些许复苏，但还未能惠及年轻人。高筑的公共债务、僵硬的官僚体系和不稳定的政局，让意大利年轻人的不满情绪继续扩张。

在最新一份《欧洲代际公平指数》中，欧盟成员国里，希腊最差，意大利倒数第二。金融危机过后，“代际公平”（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逐渐成为欧美公共话语中的热词，这个概念基建于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前提：一代应当比一代更好。可是，在经济持续放慢、全球化深入和科技变革的多重影响下，当下的现实却指向了这个契约的反面。

与近60万意大利人一样，作家索菲奇（Caterina Soffici）也举家“逃离”到了英国，她在2014年所著的畅销书《意大利的是与不是》，将意大利和伦敦比较，意大利缺失的一切，她都在伦敦找到了：严肃认真的社会风气、有组织的政治制度、优质的教育以及开放的世界主义精神。当然，写下这些称赞时，索菲奇应当没有料到短短两年后英国陷入脱欧热潮，当年的繁荣充满变数，年轻人对未来的不确定再次成为常态。

今天，索菲奇继续跟踪伦敦的意大利侨民，她意识到，这些人中无论是二十多岁想要做服务员的，还是三十多岁略有积蓄想做小生意的，都面临着惨烈的竞争。意大利美食的金字招牌，也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好用。索菲奇根据自己的采访，在意大利媒体《每日事实》（il Fatto Quotidiano）撰写观察文章，讲述一位意大利大厨在伦敦的创业失败。这篇文章下评论蜂拥而至：有人说，就算挤破头皮也要争取去伦敦，要知道同样是服务员的工作，伦敦的薪水是意大利的三倍；也有人说，如果实在不行，也许可以把餐厅开到中东去？更多人则庆幸，早早就离开了意大利。

的确，伦敦现在也被打上了问号，“人才流失”也日渐成为伦敦报纸的头条。情况对于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高技术人才来说尤其严峻。伦敦就业与技能委员会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欧盟人才中，近三分之二都在考虑离开伦敦。社会与阶层的流动性赋予年轻人对未来的希望，渴望凭借能力获取资源的大脑因此不停寻找更适宜的目的地，但到底哪里才是好去处？

自由堡的市中心很小，被几层楼那么高的中世纪城墙团团围住，红墙和古建筑相伴，时空有如静止。这天驾校课程结束，露易莎觉得自己表现不错，满心期待驾照带来的自由。她又聊起《伯德小姐》，说很意外看到伯德小姐在逃离的最后，意识到对家乡的依恋。

“这让我觉得不安，当你一心想离开时，不会去想留下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还有半年高中毕业，申请大学的压力尚未袭来。未经现实检测的选项——去德国念大学——目前看来依然是充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