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年輕人：逃得了家鄉，躲不開時代

今年年初美國青春片《伯德小姐》（Lady Bird，港譯《不得鳥小姐》）在歐洲上映，意大利北部的小鎮姑娘露易莎（Luisa De Quattro）第一時間就被廣告吸引，買票入場。與伯德小姐一樣，露易莎也是19歲，也來自工薪家庭，在學開車，即將高中畢業。與伯德小姐一樣，露易莎也卯足力氣，想離開生養自己的小鎮，去一個「更有文化」的城市。

如果說二者有什麼不同，那也許是露易莎想要走得更遠，加州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的伯德小姐，嚮往東邊的紐約；露易莎憧憬的，卻不是意大利境內的繁華都市，比如羅馬或米蘭，她心心念念要去的是德國柏林。雖然每個國家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曾渴望遠行，但在今天的意大利，一位年輕女孩渴望離開自己的國家，卻不僅僅出於青春和浪漫，還被一個更為具體的社會背景決定——意大利愈發嚴峻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問題。

29歲的克勞迪奧（Claudio Bergamin）與露易莎是同鄉，也來自這個名為威尼托自由堡（Castelfranco Veneto）的小鎮。與露易莎不同的是，他去紐約後又返回了家鄉。同屬「千禧世代」但相隔十歲，兩人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露易莎準備離開祖國、去歐盟富裕成員國尋找機會，克勞迪奧則在與世無爭的老家找到了不錯的工作，盡力維繫現狀。

然而，無論是選擇離開還是迴流，兩人都因同樣的心理做出關鍵抉擇，那便是縈繞在這一代意大利年輕人頭上的無望：「我們不會比上一輩，那些把青春揮灑在70、80年代的上一輩，過得更好了。」對中國同齡人而言，這種無法超越上一代的焦慮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今天的西歐社會卻很容易激起共鳴。

「每次提起我們，都是糟糕的事」

居高不下的年輕人失業率和人才流失是意大利無法避開的公共議題。2014年，意大利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43.6%。儘管隨後幾年，就業情況有所提升，但到2017年底，失業率也僅跌至32.7%，是歐洲情況最壞的國家之一。

高失業率帶來大量人才外流。僅2016年一年，就有12.5萬人搬離意大利。不過這個數字來自官方統計，意大利人如果移居到其他歐盟成員國，並不一定要正式註冊，所以實際數據相信要遠高於此。學界估計，過去二十年搬離意大利的年輕人可能有百萬之多。

價廉物美、人才雲集的德國首都有很多吸引露易莎去留學的原因。在2018年2月初，這個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成熟的姑娘，更明確了自己的心意。這天，高中生露易莎和同學們受到一組關注意大利大選的歐洲記者營邀請，在家鄉市政廳裏展示他們的課外作業：一份對428位同齡人政見的問卷調查。

這份調查嚴謹、表達流利的報告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折射出學生們的學術和政治參與水平。調查關注教育和就業——兩個對於年輕人來說最重要的問題。結果顯示，在威尼托地區14至19歲的年輕人群體中，有82.5%的人熟悉「人才流失」這個概念，73.8%的人表示不信任意大利的教育系統、想要出國留學，46.5%的人決定畢業後去國外工作——最熱門是英語國家，然後是德國、法國和西班牙。

問卷之外，學生們也對同齡人做訪談，很多被訪問的年輕人都表示了對政府的不信任，對政客腐敗、系統癱瘓感到的絕望，根本不信任國家或地區政府願意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最為年輕人詬病的，是2016年意大利勞工和社會政策部部長波萊提（Giuliano Poletti）對於「逃離意大利」的批評：「我聽說不少年輕人出國了，我覺得這對意大利來說是好事，省得他們擋我們的道！⋯⋯10萬人跑了？跑得好，意大利才不會被他們影響。」

露易莎們本來就忿忿不平波萊提的強橫回應，這天在市政府的見聞更讓她們失望。一同參加活動的自由堡市長馬爾孔（Stefano Marcon）談起「人才流失」，只能語焉不詳，承認年輕人很難找到工作，避而不提解決方案。坐在他旁邊的是一位滿頭白髮、負責教育的市議員，補充說，那是因為在大學念哲學、人文類學科的年輕人，沒有足夠的技能找到好工作。

市長和議員的話拉扯着露易莎，渴望讀哲學系的她，一邊擔心他們是對的，埋怨自己不想學醫，否則也許很容易找到工作；一邊生氣老年人的看法：「上一輩真是在 killing us ，他們太消極了，一直在抹殺我們的希望，每次提起我們，說的都是糟糕的事情——說時代不同了，說我們不會找到工作。打開電視，都是這樣的話，說我們懶惰、膚淺，真是夠了。」

意大利政客常將人才流失歸結於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脱節，只關心教育質量，就業輔導卻低效。這樣的論述輕而易舉地擊中露易莎，她深怕選擇社會學科便等於失業。但事實上，選擇離開的年輕人，橫跨各個行業。

來自米蘭的資深政治記者比安基尼（Eleonora Bianchini）深耕「移居」議題，她告訴端傳媒記者：「過去一兩年，我們發現那些明明工作很好、收入豐厚穩定的年輕人，比如在銀行供職的，也試圖離開，因為他們依然無法從父母的家中獨立出來。」在意大利，18到35歲的年輕人中，將近四分之三都依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

意大利勞工市場尤其對職場新人不友善。根據意大利學者汀托瑞（Guido Tintori）和《金融時報》記者羅梅（Valentina Romei）的分析，過去十多年，意大利對勞力市場的改革，直接導致老一代勞力（絕大多數為男性）擁有終生合同，而幾乎所有新近受僱的勞力都只能拿到不穩定和低收入的工作機會。

為了吸引專業人才迴流，上任總理倫齊（Matteo Renzi ）曾經頒布優惠政策，比如支持研究機構簽發兩年期合同，但是，記者比安基尼說：「如果是在德國、美國拿到兩年的合同，受僱人有理由相信兩年後會找到其他的機會，但在意大利，兩年後，他們很可能不得不再次離開。」

不會比上一代過得更好

意大利65歲以上的人口占全國人口22.4%，老齡化比例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高齡化引發的不止是養老難題，在選舉政治中，老齡化選民意味着年輕人的訴求被邊緣化。露易莎所代表的年輕選民群體（18-24歲）不僅被認為政治冷感，人數上也只佔選民數的8%。雖然她參與的社會調查顯示，千禧世代並非政治冷感，而是無處發聲。

在3月初結束的議會大選中，沒有政黨提出針對年輕人的承諾。在半數人口在45歲以上的意大利，政黨沒有動力迎合年輕人，反倒是強調退休金改革更吸引主流。就連以互聯網為基礎吸引大批年輕力量的反建制新興政黨「五星運動」（Movimento 5 Stelle），都沒有將年輕選民作為競選重心。

談到參政，露易莎把報告翻到最後一頁，指着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名字，不可置信地問：「你能想像嗎？貝盧斯科尼已經81歲了，但他在年輕人裏還有將近25%的支持率！」

年長露易莎十歲的克勞迪奧，便是貝盧斯科尼忠實的擁護者。留絡腮鬍的他笑容可掬，高中時就加入貝盧斯科尼創立的傳統右翼「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他本人還在威尼託自由堡市議會裏爭得一席，工作之餘，還是一位年輕的市議員。這天他也身在市政府，代表所在黨派與來自歐洲各地的記者見面。

貝盧斯科尼81歲高齡，雖然他常口出狂言並且醜聞纏身，卻三度出任意大利總理，同時還是一位超級富翁和傳媒大亨，也是足球豪門AC米蘭俱樂部的所有者。叱詫政壇近二十載，貝盧斯科尼在2013年因税務詐騙被定罪，不能在2019年前擔任任何公職，但這並不妨礙他與右翼政黨結成聯盟，再次加入競選大局。

「外界很難理解意大利人對貝盧斯科尼的支持，」克勞迪奧坦然地說，很多意大利人對倫齊政府很失望，但同時不能信任五星運動，也不喜歡信奉激進獨立主義的北方聯盟黨，「比起其他候選人，貝盧斯科尼是一個不會更差（less worse）的選擇。」

克勞迪奧將繼續代表「意大利力量黨」競選小鎮市長，也就是說，這個年輕人已經完全放棄離開意大利的計劃。25歲那年，從威尼斯的大學畢業時，克勞迪奧收到來自家鄉的長期工作合同（給一家意大利滑雪鞋公司做銷售），如果不是這份罕見的「穩定工作」，克勞迪奧一定會留在他曾實習過的城市，紐約。

剛從紐約回來，克勞迪奧抑鬱了一番。但如今的工作讓他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出差，偶爾也會回紐約探訪朋友。他依然與母親生活在一起，但已經開始計劃買房。他知道自己是同齡人裏過得比較富足的那一撥，猶豫地解釋說：「但這是我努力奮鬥的結果。」不過，在他的成功中，幸運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份好工作是因為恰好有人離職才出現空缺，而克勞迪奧又憑藉熟人介紹才很快拿下。

他的同鄉露易莎害怕的，正是奮鬥也不會有結果。露易莎的父母當年為了更好的工作機會搬離意大利南部的小城龐培（Pompii），來到了經濟發達的北部，最終定居威尼託自由堡。自由堡往西離威尼斯一小時路程、往北遙望着阿爾卑斯山，這個大區相對意大利南部要富裕地多，也因此分離主義盛行——不少人支持爭取自治，從而不被貧瘠的南方拖累。

但是，這些年來，露易莎的父母漸漸在北方看到了南方的影子。露易莎的父親是警察，他看見越來越多的輕微犯罪、餐廳逃税、以及更多年輕人在加入黑手黨。警察的收入拮据，風裏來雨裏去，67歲才能退休，而退休工資還會不夠花，露易莎的父親常生悶氣，對女兒說：「你應該出去，為什麼要留在這個國家。」

國家對年輕人如此不友好，讓露易莎和克勞迪奧氣餒。離得不遠的上一代，就能享受繁榮的經濟，尤其意大利北方，生活一直很好。露易莎嚮往那個世代：「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大學念哲學想必沒人責怪。」克勞迪奧也承認自己還不算最差的一代：「現在上高中的這代要比我要更糟糕一點。」

這在整個歐洲也是常態，根據《歐洲消費者支付報告》，在過去幾年裏，在18-24歲之間的歐洲年輕人心中，超過三成覺得收入不夠讓自己成為一個「有尊嚴的存在」，更有近七成不認為自己的財務狀況會比父母更好。

哪裏是更好的去處？

意大利經濟疲軟二十多年，普通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迅速惡化，甚至低於1990年代初的水平。儘管最近一段時間經濟些許復甦，但還未能惠及年輕人。高築的公共債務、僵硬的官僚體系和不穩定的政局，讓意大利年輕人的不滿情緒繼續擴張。

在最新一份《歐洲代際公平指數》中，歐盟成員國裏，希臘最差，意大利倒數第二。金融危機過後，「代際公平」（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逐漸成為歐美公共話語中的熱詞，這個概念基建於這樣一個不成文的前提：一代應當比一代更好。可是，在經濟持續放慢、全球化深入和科技變革的多重影響下，當下的現實卻指向了這個契約的反面。

與近60萬意大利人一樣，作家索菲奇（Caterina Soffici）也舉家「逃離」到了英國，她在2014年所著的暢銷書《意大利的是與不是》，將意大利和倫敦比較，意大利缺失的一切，她都在倫敦找到了：嚴肅認真的社會風氣、有組織的政治制度、優質的教育以及開放的世界主義精神。當然，寫下這些稱讚時，索菲奇應當沒有料到短短兩年後英國陷入脱歐熱潮，當年的繁榮充滿變數，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再次成為常態。

今天，索菲奇繼續跟蹤倫敦的意大利僑民，她意識到，這些人中無論是二十多歲想要做服務員的，還是三十多歲略有積蓄想做小生意的，都面臨着慘烈的競爭。意大利美食的金字招牌，也不像幾十年前那樣好用。索菲奇根據自己的採訪，在意大利媒體《每日事實》（il Fatto Quotidiano）撰寫觀察文章，講述一位意大利大廚在倫敦的創業失敗。這篇文章下評論蜂擁而至：有人說，就算擠破頭皮也要爭取去倫敦，要知道同樣是服務員的工作，倫敦的薪水是意大利的三倍；也有人說，如果實在不行，也許可以把餐廳開到中東去？更多人則慶幸，早早就離開了意大利。

的確，倫敦現在也被打上了問號，「人才流失」也日漸成為倫敦報紙的頭條。情況對於來自其他歐盟國家的高技術人才來說尤其嚴峻。倫敦就業與技能委員會的調查顯示，30歲以下的歐盟人才中，近三分之二都在考慮離開倫敦。社會與階層的流動性賦予年輕人對未來的希望，渴望憑藉能力獲取資源的大腦因此不停尋找更適宜的目的地，但到底哪裏才是好去處？

自由堡的市中心很小，被幾層樓那麼高的中世紀城牆團團圍住，紅牆和古建築相伴，時空有如靜止。這天駕校課程結束，露易莎覺得自己表現不錯，滿心期待駕照帶來的自由。她又聊起《伯德小姐》，說很意外看到伯德小姐在逃離的最後，意識到對家鄉的依戀。

「這讓我覺得不安，當你一心想離開時，不會去想留下才是更好的選擇。」

她還有半年高中畢業，申請大學的壓力尚未襲來。未經現實檢測的選項——去德國念大學——目前看來依然是充滿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