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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中資企業如何在印尼醖釀排華情緒?

中資企業高層在初期拒絕和工會進行對等談判,依舊是高高在上的的中國方式,最終導致了罷工。


部分華商與政治權貴形成了利益交織的官商勾結體制,滲入印尼生活,而當地勞動階層無奈接受低薪而無保障的工作,平民百姓喪失選擇食物和醫療方法的自主,這些都是官商巧妙勾結的成果,這也導致華人在印尼主流社會中形象不佳。 攝:Juni Kriswanto/AFP/Getty Images
部分華商與政治權貴形成了利益交織的官商勾結體制,滲入印尼生活,而當地勞動階層無奈接受低薪而無保障的工作,平民百姓喪失選擇食物和醫療方法的自主,這些都是官商巧妙勾結的成果,這也導致華人在印尼主流社會中形象不佳。 攝:Juni Kriswanto/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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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從荷印殖民時期,就有一些華商以經濟利益交換獲得甲必丹、馬腰等官職的方式,來提供資金來幫助殖民者鎮壓印尼民族,也因此華人長期遭到印尼原住民的不滿和敵視。

新秩序時期,有極小部分華商與政治權貴形成了利益交織、互相利用、共存共榮的官商勾結體制。事實上,官商勾結和上下勾連交織,利益輸送手段往往假合法之名,以天經地義的政策及協約,借強權及雷霆壓頂之勢,滲入印尼生活的每個範疇,而印尼勞動階層無奈接受低薪而無保障的工作,平民百姓喪失選擇食物和醫療方法的自主,這些都是官商巧妙勾結的成果。這也導致華人在印尼主流社會中形象不佳,因此社會上的排華運動頻繁且有規律地爆發,並且最終爆發了1998年黑色5月的排華事件,種族暴亂不僅給華人帶來了巨痛和重創,也給整個印尼社會帶來嚴重損失。20年前,由權貴資本禍及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啟示。

蘇哈托下台後,之前靠威權主義體制形成的權貴資本雖然並未徹底垮掉,依然有殘存和影響力,但是印尼已經朝向了民主化發展,在歐美日本等國帶有意識形態的扶持下,印尼出現了很多NGO組織,建設並確立起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社會。公民社會是存在於政府、市場之外的「第三力量」,而公民組織在印尼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較為深入的滲透和影響,左右了印尼民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

帶着「潛規則」劣習進入印尼的中國企業家

當前很多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出海投資的中國老闆們,往往缺乏對印尼的真實了解,也不願意進行深入細緻的了解,動輒就是以中國企業家、成功人士自居,聽不得、也聽不進各種諫言,特別是對於印尼複雜的國情、歷史、文化,簡單地以為是很腐敗的國家,或是資本與權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謀關係、分贓關係。

希望一些中國企業家不要把「潛規則」劣習帶出國門,雖然印尼的腐敗比中國還嚴重,但是佐科威總統新一輪的反腐讓很多印尼當地商人風險意識增強,勾搭官員的成本和代價更加高昂。

這些事情在華語傳媒上從未有見到,但是在印尼文媒體上卻屢屢見報,甚至有些事情在印尼文媒體及社交網絡上炒的沸沸揚揚。

比如有某家中資企業在進入印尼市場初期,很多高層全部都否認印尼國情的特殊,不在乎印尼的法律法規,同時該公司對很多細節也很不耐煩。如果試圖描述一些問題的複雜性,該公司總裁卻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否定印尼政治生態的特殊性。也以「宗教是大眾的鴉片」否定宗教在印尼民眾的份量。諸如此類還有很多。歸根究底還是小視一個國家內部的特殊性和複雜性。

而該公司在印尼也違反了多項印尼勞動法的規定,包括採用外包僱傭方式,不籤勞動合同,沒有BPJS保險;對於想申請產假的女工,要求女職工辭職;工資仍然是由基本工資的計算除以當月的工作天數(出勤)來扣除的,如果工作人員因任何原因缺勤,包括生病的原因,這種扣除仍然適用;也不承擔任何與缺陷有關的職業事故責任,造成殘疾的工傷事故,公司完全交給職工自己負責。而工人指控中方管理人員經常說話粗魯野蠻,他們經常對工人進行強迫性洗腦,說話非常大聲,伴隨着諷刺,甚至被侮辱。而且中資企業高層在初期也拒絕和工會進行對等談判,依舊是高高在上的的中國方式,最終導致了罷工。

出現罷工問題後,如果在初期能夠正視問題,積極同工會協商解決,問題還不會擴散鬧大。恰恰是沿用了中國國內的做法,老闆高高在上,員工沒有對等談判的機會,導致事態逐步擴大,並且每次採用極端手段都會激化矛盾惡化,先是採用了威脅恐嚇罷工工人的方式,在第二次罷工後更是採用了違法的綁架罷工工人的做法,更進一步激化了矛盾,也因此導致了罷工工人前往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示威遊行的舉動,要求中國大使館約束該中資企業管理者違法行為,要求中資企業管理者遵守印尼法律和尊重印尼人。

這些事情在華語傳媒上從未有見到,但是在印尼文媒體上卻屢屢見報,甚至有些事情在印尼文媒體及社交網絡上炒的沸沸揚揚,對中國人在印尼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在中國內地很多企業有錢有勢,財大氣粗,對於一些不利於自己企業的報導,會動用各種強硬性的手段,要求媒體封口,甚至訴諸法律,將一些原本是真實的,但只要是不利於自己公司的負面新聞全面封殺、刪帖,扣以不實報導的罪名。

但是我們在別國的土地上,面對着與中國不同的法律、國情、文化,這套方法是否可行,能否行得通呢?是否是有利於中國在印尼的形象呢,或者是有利於企業的經營發展呢?

經歷民主化之後的印尼

印尼自從民主化之後,各級地方政府開始自治,中央政府從威權體制下向各級地方實行分權制,而且各級地方長官都是由各地選民選舉出來的,印尼官員的升遷,在乎的是選票,而不是靠上級長官的提拔,如果各級官員不能順應民意,那麼選民就可以讓官員下台。尤其是2018年的地方首長選舉和2019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已經開始,各級官員更為重視民調,誰也不會輕易丟掉民意的。

民主化之後的印尼媒體也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各種媒體如雨後春筍般的誕生了,包括被查禁了多年的華文媒體也都浴火重生。1999年出台的新版《新聞法》,進一步改善了新聞報導的環境,瓦希德總統上台後,更是表示,政府應該保護媒體,使它免受外界對新聞報導自由的干擾,期盼着新聞自由的真正實現。

公民組織在印尼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較為深入的滲透和影響,左右了印尼民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

Facebook在印尼的用戶人數,位列全球第二,Twitter在印尼的用戶人數排名全球第三,網絡新聞已經成為印尼網民獲取新聞信息和社交的重要渠道,現在很多印尼傳統媒體獲取信息都有採用到網絡新聞的資料。

也因此,靠着國內的財大氣粗,有權有勢的就想在印尼來壓制負面新聞的做法,要求媒體封口、刪帖的行為在印尼是根本行不通的,倘若非堅持這樣的做法,要將真實的事件指控為不實報導,只會增加中資企業在印尼當地的不良印象,讓印尼民眾加重對中國人的反感情緒,也會激化深層次的種族矛盾,如果處理不好,簡單的問題也會引發群體事件,如果被激進組織、工會、政客加以利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印尼一直都是有強烈排華情緒的國家,幾百年來都籠罩着排華的陰影,直到現階段依然是可以被極端組織和政客們信手拈來炒作的利器,也因此中資企業在處理各種事情都需要以柔軟身段、務實、理性的方式,而非一味強勢的壓制。

匱乏的自我反思

中資企業在化解各種問題的時候,也需要多方面反思自身在印尼的問題,一日三省吾身,在中國成功的方法,是否也是可以適用在印尼,是否有些不良或者不當的行為會造成印尼友族的反感。印尼不同於中國國內,既然來到印尼,那就要多思考怎麼去融入當地的社會,加強內外的交流,不能總想着自己的私利,想着自己的小算盤。

目前而言,在華語媒介中,大部分的研究著作和報導上,很少有中國人、華人反思自身問題,所有的排華著作幾乎把責任都推卸給荷蘭人、日本人、蘇哈托之類的,如果不反思自身問題就不能解決和根除印尼排華問題。特別是中資企業在印尼經營情況的反思,及中資企業管理者的反思等,在學術論著和新聞報導上更是鳳毛麟角,或許有些中資企業是出於家醜不可外揚、報喜不報憂的心態,或者是怕被搶走了資源、關係和利益等原因,但也嚴重阻礙了印尼友族對於中資企業的真實看法。

反而在羅盤報、爪哇郵報上都有印尼原住民撰文反思過,從中國勞工的數量問題,到華人被歧視的歷史,再到中國和印尼的關係,印尼人該如何接納華人,同華人和平共處。羅盤報此番社論是代表印尼官方立場和一定主流意識形態,而且也是突破了長久以來的禁忌,敢於直面這樣的問題,實屬不易。在這個事上,做不到一步登天,任何一點鬆動都是量變的積累,都是有意義的。

華社翹楚汪友山先生生前多次反思華人自身的問題,並且提出要如何同友族加強交流和溝通,印尼友族也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是真正為印尼民族謀福利的,而不是一己私利,所以友族也很尊敬他,汪先生去世後羅盤報等印尼文媒體都發文悼念。

汪友山先生臨終前的寶貴遺言:「從理性的社會研究角度來分析,若印尼人生活還很苦,加上政客的挑唆,排華就一定還會發生,假如華人不做事情,不居安思危,不克服自己的弱點和不良習慣,排華就肯定還會發生。」

面對錯綜複雜的印尼政治生態,中資企業會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

隨着互聯網、新媒體的興起,特別是兩國交往日益增多,前往兩岸三地留學的印尼原住民也在不斷地增多,印尼人對中國的了解也日益全面,也逐漸開始擺脱了過去殖民者到新秩序時期構建的刻板不佳形象。現在對於華文傳媒的了解,已經不只是從荷印時期開始的情報局官員,而是方方面面的印尼友族。

就連文章、馬伊琍、姚笛事件都蔓延範圍頗廣,印尼的羅盤報kompas也對此事件做了報導。馬伊琍在微博上的名言「戀愛雖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也被翻譯成了印尼語,「Mudah untuk jatuh cinta, berbeda dengan pernikahan, Hubungan yang seharusnya diayukuri」。 雖然他們印尼友族或許根本不知道此三人為何許人也,而只是被廣大中國網民的挖墳精神震撼到了而已。

一些學者只是會強調中資企業當前在印尼面臨的困境是受到西方話語權潤物細無聲的長期刻意經營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被極端教派、政客煽動等,卻很少有反思中資企業在印尼的一些行為是否存在不妥當、不合乎印尼人的情理,會造成印尼人感官及認同感上的反感。即便是去印尼調研中資企業,也僅採訪對象幾乎全部都是中資企業的中方管理人員,也因此無法真實了解到印尼民眾心中的中資企業到底是什麼樣。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印尼的有些中資企業如果不願意正視自身的問題,不能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來面對,而依然是欺下瞞上,我行我素的企業文化和作風,只能加重印尼人的反感情緒。

走進印尼的中國企業的價值取向、經營理念、發展模式、行為標準、工作方式乃至日常言談舉止,不僅要考慮到本企業自身發展,也要考慮到是否有利於雙方民心相通、對方是否舒適。

2018年地方首長選舉和2019年總統大選的選戰即將拉開帷幕,印尼各種政客也都開始粉墨登場,在明裏暗裏展開激烈博弈,此時不乏有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極端組織和政客會藉機煽動,博取眼球,獲得選票,在2017年的雅加達省長選舉中已經有極端組織和政客,如印尼伊斯蘭教士理事會運動主席納西爾發表了反印尼華裔和中資言論,打擊對象對準印尼華人和來自中國的外資,他聲稱外國投資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投資,對印尼整體的助益不大。面對錯綜複雜的印尼政治生態,中資企業會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

「一帶一路」的倡議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我們中國人只有自己深刻反思,善於發揮我們的兼容並包,開放包容的心態去和印尼民眾溝通,改變長久以來中國人不佳的印象才能夠在印尼紮根,並且發展成功。也希望一些中資企業別把自己不當回事,不要狂妄自大,自以為是,尊重印尼文化和風俗,尊重的前提是了解和理解,什麼都不知道如何談尊重,別怪印尼人不給你「面子」,到時候醖釀出來了排華事件,那才是害人害己。

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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