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響號拉開序幕。九龍巴士車長葉蔚琳向車窗外探頭，詢問城巴巴士是否已通過，然後將正在駕駛的234X線雙層巴士，緩緩停在尖東麼地道巴士總站出口。數輛尾隨巴士，相繼停下，這一場香港罕見的巴士罷駛行動，正式開始。這是2018年2月24日晚上8時，九巴公佈「薪酬優化方案」後第3日，車長們的情緒，終於爆發。此時距離大埔公路奪命巴士意外，剛好過去兩星期。
「我第一個站出來，死就死我先，罰就罰我先，每一樣東西都是要犧牲的，不可以退縮。現在不是關於我們個人，是關於全香港人的性命，車長的情緒是很重要的。」葉蔚琳見傳媒時這樣說。
2月10日，農曆新年前5日，香港大埔公路發生自2003年以來最嚴重巴士事故，造成19人死亡，66人受傷。公路路祭的哭聲，與巴士車長積壓的情緒，在過去十數日裏交織成一個巨大的輿論旋渦，席捲全城。由於涉事司機是兼職，巴士工會亦對兼職車長制度發出批評，點燃公眾對車長安全訓練、整個行業生態的憂慮，也點燃了全職與兼職車長之間的紛爭。膠著之時，2月21日，九巴公司公佈「薪酬優化方案」，卻因為方案被批不公平，反而引爆車長的憤怒與罷工。
車長葉蔚琳的罷工，沒有求助工會。事實上，一間九巴公司有5個工會，立場不同，政治光譜也不同。在大埔意外發生，司機制度遭到廣泛質疑時，5個工會在做什麼？九巴公司又如何回應改善行業生態的訴求？為什麼「優化方案」卻逼迫葉蔚琳們響號罷工？帶著這些問題，《端傳媒》訪問了葉蔚琳及其發起的「月薪車長大聯盟」成員，以及6名九巴工會負責人，包括有多年工運經驗的前工黨主席李卓人，希望探討大埔意外之後，巴士公司的車長們又缺失集體談判權的情況下，香港巴士行業生態惡循環從哪裏可能疏解。
薪酬制度不一，點燃罷駛情緒
凌晨十二點半，路德圍夜宵大排檔，煙霧繚繞。葉蔚琳喝一口茶，請先生劉卓恒幫忙點碗牛腩麵。她倆均是夜更車長，剛從昂船洲荔枝角廠收工，搭一程巴士來這裏聚腳。
「激氣（生氣）咯！因為一道氣，我們站出來。」談起昨日發起罷駛的緣由，葉蔚琳挑起兩彎眉毛。曾投身粵劇唱戲的她，一頭短髮，雙目有神，語速飛快。說到激動處，拍桌而起。
2月21日，九巴與其所承認的兩個建制派工會，即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巴士分會（俗稱紅簿仔）及九巴職工總會（俗稱白簿仔）商討後，公布「薪酬優化方案」：將安全駕駛獎勵金及良好服務獎勵金2份獎金取消，直接撥入月薪車長底薪，新入職車長底薪由此提高至約15000元。同時，超時補水（加班費）亦增加14元左右每小時。
傳媒輿論均說「優化方案」是「加薪三成」，這讓車長們開始不滿：每月2份獎金（安全獎及服務獎）合共約3500元，大多數車長均能獲得，而將獎金取消，撥入底薪，到手的薪金與原先無異，只有超時補水費增加了——這說明車長仍需超時工作，才能賺取足夠薪水。
「這不叫『加薪』，這叫『左手交右手』。99.7%的車長原先都可拿到那兩份獎金。」九巴員工協會（俗稱綠簿仔）副理事長郭偉光當時就評價。郭偉光所在的「綠簿仔」，是不被九巴承認、隸屬於香港泛民派別「職工盟」的工會。
對於葉蔚琳來講，兩份獎金是她原本就可獲得的薪金：「講真心，我做了4年，一次都沒被人扣過（獎金）。這算什麼『優化』？」
最令她氣憤的，是薪酬制度不一，造成「優化」後不公平的結果。
薪酬制度不一，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九巴車長分為3種：日薪制、2004年前入職的月薪制及2004年後入職的月薪制車長。行內周知，「04後」月薪車長，是待遇最差的一批：03年沙士病疫爆發，九巴稱要共渡時艱，於是從04年開始，月薪車長底薪被砍，而原有的年底「雙糧」亦被取消。
簡而言之，「04後」月薪車長，底薪最低，亦失去原本日薪及「04前」月薪車長擁有的年尾雙糧。這就造成，無論公司如何「優化」薪酬、採用何種加幅，其他車長均能享有的、調整後的年尾雙糧，這些「04後」月薪車長，均無法享有。
對葉蔚琳們而言，「不公平」是導火線之一。
「這個方案出來，很不公平。他們那些有雙糧的，兩份獎金撥入底薪，年尾就多3千幾，我們卻和原來差不多。」葉蔚琳說，「做這個『優化』方案，也是因為之前大埔的意外吧。因為那件事，大家是這樣的不開心，希望能夠改變我們的待遇，為什麼最後卻優化成這樣？我們的情緒積壓了很多，一下子就爆出來了。」2013年入職的她，正屬於「04後」月薪車長。
2月22日下午，葉蔚琳在尖東麼地道總站休息時，正碰到一群「04後」月薪車長抱怨優化方案，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情緒高漲，提議開一個「月薪車長大聯盟」WhatsApp群組。
「一開始只想發洩一下，完全沒任何準備，沒想到大家都情緒爆發，一個WhatsApp群組只能加256人，竟很快就滿了，又再開一個，一共開了6個。我先生在另一群組，才知是我在發起。」
憑藉一道怒火，葉蔚琳很快獲得逾千人支持。翌日5點，在九巴僱員工會（俗稱金簿仔）的抗議行動中，理事長楊志誠邀她發言，她隨即向媒體表示，九巴優化方案未有真正回應加薪訴求，及沒有咨詢基層員工，要求九巴在第二日下午3點前對此作回應，否則發起工業行動（罷駛行動）。
只給出不足24小時的期限要求公司回應，葉蔚琳一上來的勢頭，風風火火。
「大家很憤怒，所以行動迅速，否則誰會理妳？」她說，「做事要快，要決斷。我真的沒考慮後果，覺得是時間，有機會，就做。」
紅簿仔代表工友接受「優化方案」，合理嗎？
除了不滿「優化方案」的不公平，汽總工會九巴分會（紅簿仔）代表基層車長與九巴談判、接受方案，則是工業行動的另一條導火線。
「優化方案」出爐後，「紅簿仔」理事長黎兆聰對傳媒表示，原先有約三成車長因駕駛犯錯而不獲兩份獎金，因此多年來爭取將獎金撥入底薪，對九巴是次方案接納了工會意見，感到欣慰。聞聽此言，「04後」月薪車長沸騰了。
「他們（紅簿仔工會）那批人，相當於拿了幾千塊錢利是，他們當然開心，拿到就拍手掌，還說代表我們。」葉蔚琳說，「我們這群低收入群體，說實話，在這件事上，薪酬這麼不公平。他們還說代表我們，大家就爆發了。」
葉蔚琳所說的紅簿仔，是汽總工會九巴分會，成立於1949年，隸屬於香港建制派團體「工聯會」。翌年成立的九巴職工總會，又稱「白簿仔」，則隸屬於「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所謂「簿仔」，即工友入會後，工會派發紅、白兩色記事簿，是為標誌。
初期在九巴，只有紅、白二簿平分天下，公司亦承認這兩個工會。及至1989年，郭偉光等人不滿紅簿仔拒絕就醫療事件幫助工友，另立門戶，成立「九巴員工協會」，稱為「綠簿仔」，隸屬於泛民派系的工會組織「職工盟」。
由於「集體談判權」在1997年被廢除，香港勞工與資方的談判，主導權落在了資方手上。若資方不承認工會地位，則該工會無法上談判桌，除非發動工業行動，以此逼迫資方。於是，被資方承認的工會有時也會受到工人質疑，是否因與資方站在一齊，才會被承認。
集體談判權
多年來，因資方承認其談判地位，及在多次薪酬升幅談判中無法達到初始擬定的數字，「紅簿仔」工會常被批評與資方同一陣線，沒能代表工人利益。而「綠簿仔」工會則一直無法獲得公司承認，沾不到勞資雙方的談判桌角。
在「月薪車長大聯盟」成員Alan的眼中，「每年6月勞資談判薪酬加幅，常常紅簿仔那邊一開口要加8%，接著資方說最多3%，一來一回，我相信他們早有共識，只不過這樣看上去好看些。我原本也是紅簿仔的，它都幫不到我們，我就不交會費。」
關於「紅簿仔」的批評，汽總工會第一副主席張子琦則回應，「怎會『早有共識』？去年我們為車長爭取加底薪705元，資方連5元都想省，是我們努力爭回來的。」他說，談判桌上，當然先開高價，資方再殺價。所謂「黑箱作業」，根本不存在。
除了為資方護航之嫌，「紅簿仔」會員人數亦被質疑。汽總工會九巴分會稱有約6300名車長會員，在九巴8600名車長中佔大多數，具有代表性。然而，據《端傳媒》查閱職工會登記資料，「紅簿仔」是以總工會名義登記會員人數的，具體九巴分會的會員人數，並不在冊。也就是說，並無官方文件可證明汽總工會九巴分會的實際會員人數。
除此以外，據車長反映，剛入職九巴時，需參加公司內部駕駛訓練學院的訓練，而只有紅、白兩工會，可進入訓練學院「收生」。「綠簿仔進不去訓練學院的。新人剛入職，什麼都不懂，覺得工會應該有用吧，就交會費了。就像大學迎新那樣，一進來訓練還未畢業，就踢你入會。訓練出來後才知，原來還有其他工會。」Alan說。
在只有紅、白二簿可進入訓練學院、「大學迎新式」第一時間接觸新入職車長的情況下，工會收人是否具公平性，可能要打上問號。
罷駛行動，為什麼不聯繫工會幫忙？
在香港，以工會名義舉行罷工，比以個人名義更受法律保障。《基本法》第27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8條均明文保護工會活動的權利。以個人名義罷工，更有可能受到公司處分。工業行動，本就在動員能力、資源配合方面難度不少，為何葉蔚琳不向工會求助呢？
香港居民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對被「紅簿仔」代表接受優化方案的不滿，似乎令葉蔚琳失去對所有工會的信任。「為什麼要人幫？我不想沾染到政黨，不想被人利用。看新聞就知道，有些工會利用某些行動，幫你出頭。我政治中立，無黨派，不想沾那些人。」葉蔚琳說。
葉蔚琳想了想，又說：「工會的話，理念一致就可以做朋友。」先生劉卓恒就在旁說，「紅簿仔就不是和我們一樣理念，不是為我們這批基層的。我們要爭取取消（年度獎金）評核，他們是為那些不用評核而有雙糧的人的。」
隨著大埔意外及罷駛行動的事態發展，公眾最近才逐漸了解到，原來一間九巴公司，竟存在5個工會之多。除了最早創立的「紅簿仔」和「白簿仔」、以及1989年的「綠簿仔」之外，2015年，原「紅簿仔」成員郭志誠稱工會選舉有舞弊現象，決定退出工會，成立「九巴僱員工會」（金簿仔）。
郭志誠表示，「金簿仔」是獨立工會，沒任何政治背景，「我們什麼黨派的議員都可接觸，只要可以為車長解決問題。」但他同時承認，「金簿仔」的法律顧問，是建制派經民聯（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梁美芬、報稱獨立但被普遍認為屬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以及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律師謝偉俊。
到了2017年，原「綠簿仔」理事長李國華又另立門戶，成立「九巴職員權益工會」（藍簿仔），他拒絕透露具體原因，只說「理念不同」。
說起為何分裂出5個工會，「金簿仔」郭志誠就說，「每一次的分裂，都是一班人的不滿。」他指工會名稱不重要，關鍵是領導有沒有才能。「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含糊說道。
五色工會，令車長們眼花繚亂，也本能地警惕政黨聯繫。Alan是「月薪車長大聯盟」成員，他點評道：「九巴的工會太雜了，真的，那麼多五顏六色的『簿仔』。所以我們才組織這個大聯盟。我們都是自發的，沒有背景。」Alan覺得，這些工會背後，肯定都有政黨聯繫。
這次罷駛獲得公司關注，管理層願意會面，Alan和葉蔚琳感覺，沒有工會，自己也能做出成果。「他們（工會）這麼多做事的人，都沒能做到我們這群人做到的事。」Alan有點驕傲，「沒人敢行動，公司怎會理你？現在我們夠膽，公司就理你了。一定要工潮，沒有工潮，什麼事都不成。」葉蔚琳在宣佈停止罷駛後，更向傳媒激動說，這是「歷史性一刻」。她聽說，公司從不和紅、白以外的組織談判。
工會為何不主動介入行動？
至於5個工會，為何沒有主動介入車長葉蔚琳的工業行動？
建制派紅、白簿仔，均反對葉蔚琳行動，認同九巴的「優化方案」，強調外界所說的「加薪三成」完全是誤導，指方案只是對薪酬的「優化」，真正加薪，應按慣例等到6月，才進行勞資談判。「紅簿仔」黎兆聰指葉蔚琳將市民作為籌碼，「不理性、好卑鄙」。
「藍簿仔」李國華理事長就對《端傳媒》說，「不反對」葉蔚琳的工業行動，但「我們工會都有不成文規定：一個工會做行動，另外的工會就不做，以免被批『抽水』。」他又說，如果其他工會要求支援，藍簿仔也會去幫手。他說曾在工會內部商討是否介入葉蔚琳行動，但見「金簿仔」郭志誠全程伴隨葉車長，便認為郭正在幫手，「難道我們又走過去嗎？」
那麼「金簿仔」有在支援葉蔚琳嗎？媒體鏡頭前，一直伴隨葉蔚琳左右的「金簿仔」理事長郭志誠說，自己在整個工業行動中，並沒有決策權，也沒什麼角色，除了早期有幫葉蔚琳聯絡傳媒以外。而這個「聯絡」工作，也隨著葉蔚琳宣佈罷駛結束，而結束。「我去現場，是因為我有工會成員參與了『月薪車長大聯盟』，要求我去支援他們。而且，我們也有責任保護所有的九巴員工。」郭志誠說。
「綠簿仔」亦對罷駛行動持保留態度。被問及有否主動介入行動，或者聯繫葉蔚琳，「綠簿仔」副理事長郭偉光說，有在WhatsApp群組中向葉蔚琳傳達建議，亦托人向葉蔚琳轉達，可聯絡工會幫忙，但對方沒回覆。「風頭火勢去找她們，怕被人說『騎劫』行動。」他又說，「我做了這麼多年工會，知道一個打工仔罷工，是可以被公司處分，很危險的。」
「綠簿仔」所屬的職工盟，其秘書長李卓人則說，主動介入葉蔚琳行動的唯一方法，是「曬自己人」（發動自己會員參與），但這需要時間與會員解釋、動員。「沒有醞釀時間，怎叫他們出動？之前海麗邨清潔工罷工行動，我們談了2個月，才最終做成。葵青碼頭罷工，也需要我們過去十年做組織經驗，才成功的。」
「不是不介入，是沒法介入。難道我們走過去直接說，不要這麼做？」
李卓人認為，根據過往工運經驗，罷駛是最困難的一種工運方式。「罷駛令車長獨自面對來自乘客和公司兩方面的壓力。所以我們通常選擇集會，或者之前2017年慢駛行動——只要有一輛車慢下來，後面的就跟著一起做，這樣大家都能感受到集體的力量，不用孤獨面對壓力。」
「葉車長一開始就不太想工會介入的。」他說。
最後結果 車長工運的未來
這邊廂，葉蔚琳不希望工會介入，警惕政黨背景；那邊廂，建制派工會反對工業行動，其餘工會或擔心被批「抽水」、「騎劫」，或因感覺葉蔚琳不願工會介入，見沒回覆，就按兵不動。葉蔚琳的處境，似乎勢單力薄。
「我不擔心沒人響應。好多工業行動，都是口頭講，最後沒人站出來。我覺得我已把心交出來，為了大家，我站出來，死就我先死，犧牲一定會有的。」
2月24日，葉蔚琳給定的期限、下午3時已過，九巴毫無反應。葉蔚琳隨即向傳媒宣佈，將於晚上發動罷駛行動。若九巴再無回應，便去禮賓府靜坐。她說：「預咗第一個炒我。」
不知來者人數，不知九巴會否理會，只知前途有危，葉蔚琳仍去到尖東麼地道總站，見有車長，便問：「你是不是『大聯盟』的？」得到肯定回覆，她便說：「那好，一會兒你跟在我後面就行。」
一腔熱血，引來全港媒體追蹤。晚上8時，一聲長響，罷駛開始了。葉蔚琳甫停下巴士不久，九巴職員立即上前要求收車，著她收拾物品下車，又說：「妳犯規了，知不知道？」葉蔚琳靜默，又揮手回應：「怎樣都好，我預咗唔做（我早有準備不幹了）。」
響應的車長，寥寥無幾，不超過10人。焦灼等待九巴回應時，面對鏡頭的長槍短炮，被收車的葉蔚琳終於流下淚水：「打雀老虎死，下面的人都不敢出來，這樣來欺壓我們，這樣怎成一個社會？香港怎會文明？」
三小時過去，九巴終於派公關主管林子豪到現場，答應葉蔚琳，週一與管理層會面。她當下顯得歡欣不已，向傳媒稱這是「歷史性一刻」。先生劉卓恒，從始至終陪伴在旁。
幾經周折，葉蔚琳終於在星期一晚上與九巴管理層會面。管理層很快答應了她的三個訴求，稱會盡快檢討月新車長的年度獎金評核機制，高度重視車長與乘客關係，並會聆聽每位員工的意見。
「三個訴求，不太有重點，資方很容易就回應了。」「藍簿仔」李國華認為，這三點訴求，不必動用罷工行動。
對於這次的「素人」行動，對於葉蔚琳們不願工會介入、警惕政治背景的想法，擁有多年工運經驗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認為，很理解車長們不願與「政治」沾邊的心態。
「其實我們為什麼這麼強調工會教育，就是希望越來越多人明白，爭取工人權益，就是搞政治。減工時，涉及運輸署指引，這就是政治；加底薪，與資方談判，這就是政治。工人權益，如何分配，這一切的本身，就是政治。」
對於九巴五工會的現象，李卓人則說，這是「集體談判權」在香港缺失的後果。
「只要足夠數目的會員，就能擁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與資方談判，可這在香港是沒有的。於是工會無法以聚集力量、集中人數來吸引工人入會，反而可能以各種福利做宣傳。沒有集體談判權，工會就各自分裂。」李卓人希望，非建制的三個九巴工會，可以放下歷史，重新團結起來。
「雖然法例上沒集體談判權，在現時情況下，真正能夠贏的方法，是在基層爭取工友，聚集實力，獲得實質的集體談判權。」他總結道，「類似『農村包圍城市』那樣。」
如果繼續分裂出更多工會，九巴車長的工運未來，會怎樣？李卓人說兩個字：「死硬（死定）。」
而大埔意外後，引全城關注的巴士行車安全、巴士車長待遇，會否因這次九巴與葉蔚琳的談判，而發生改變？在此刻，或許無人能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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