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Big Data, Big Brother

一切荒誕都已經荒誕過了——由小說《大典》說起

我把《大典》稱為反反烏托邦小說。它嘗試在荒誕絕望的現實中推導出一絲縫隙,從而達到讓人不敢想像的破局——《大典》的破局並不是革命,而是來自「科技專政」的失控和曖昧。但之後的答案,依然懸而未決,令人掩卷悲涼。


它嘗試在荒誕絕望的現實中推導出一絲縫隙,從而達到讓人不敢想像的破局——《大典》的破局並不是革命,而是來自「科技專政」的失控和曖昧。 攝: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它嘗試在荒誕絕望的現實中推導出一絲縫隙,從而達到讓人不敢想像的破局——《大典》的破局並不是革命,而是來自「科技專政」的失控和曖昧。 攝: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芸芸科幻小說裏,「近未來」科幻與「超未來」科幻最讓我欲罷不能。近未來者,和現實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絲距離,時刻讓你意識到現實發展到虛構的可能性的存在,懸疑力度強;超未來則可以是遠離當下千萬年的宇宙,一切都和我們無關了,卻往往因為一兩件讓人想起我們現在這個簡陋的地球的遺物/遺情,令讀者頓生唏噓。

王力雄新作《大典》,無疑屬於前者,和他的成名作《黃禍》一樣,甚至比《黃禍》那種二、三十年後的未來更迫切,它虛構推演的,可能僅僅是幾年後的中國。

《大典》

作者:王力雄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1日

近兩、三年的現實中國,在在讓人感到困頓、甚至倒退,國是日非,有志者漸不可為。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直都是王力雄這類硬骨頭作家的特質。寫完《天葬:西藏的命運》和《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兩部對西藏、新疆深刻剖析的著作,在兩部的基礎上又有《融解權力——逐層遞選制》和《權民一體論》兩部政論著作,這樣的一個作家,在古代是有當國師能力的。但王力雄始終清醒於自己是個作家,甚至連異議者的軍師都不屑為之,這從《大典》的實驗與虛無,可見一斑。

老大哥死了以後又怎樣?

諸多宣傳,把《大典》定義為《1984》那樣的反烏托邦小說,其實並不準確,毋寧說,它更接近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爾吉(Dalos György)的小說《1985》的某些戲謔精神。我寧願把《大典》稱之為反反烏托邦小說,首先是它較乎傳統的反烏托邦小說,它並沒有那麼絕望,而是嘗試在荒誕絕望的現實中推導出一絲縫隙,從而達到讓人不敢想像的破局——在《大典》裏,就是密不透風的天朝共產帝國,一夕之間宣布民主化,小說的大半篇幅都在推演這個貌似絕不可能的結果是怎樣合理誕生的。

其次,反反烏托邦,是質疑反烏托邦者本身的,小說的結尾部份,就演示了中國從一個假烏托邦的極端滑向無政府的另一極端——但王力雄的洞悉自然和那些認為中國不配民主、民主後必大亂的老小粉紅不同,他保留著現實的犬牙交錯,依然留給未來以縫隙。

王力雄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採訪中印證了我的猜想:「我希望至少開端部分像現實主義小說,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來結構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認為是在寫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而是讓人感覺面對的就是觸手可及的現實,然後去思考當下這個靠科技支撐的極權——我稱為科技極權——會不會地久天長呢?」

正如《1985》指出:老大哥是會死的,他將會怎樣死?老大哥死了之後怎樣?王力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書的後序裏(和訪談裏)嘗試舉出一種「科技民主」對抗「科技專政」,這個設想未免讓人覺得過於大膽。小說裏的破局實際上不是這樣明確的革命,反而僅僅來自「科技專政」的失控和曖昧,再高端的科技專制也會為最低劣的人類目的運作(如:誘姦、捉姦),也就有了縫隙。也就是說,科技專政隨時可以變身科技民主,而科技民主也藏有科技專政的陰險,這點,《大典》裏沒有諱言。

「鞋聯網」是個匪夷所思的發明,通過預置鞋中的追蹤元件掌握鞋主人的一舉一動,比目前的網絡監控更為直觀和貼身,而且它潛藏在貌似最低端的日用品生產中,讓人防不勝防,有了「鞋聯網」,將來也會有「衣聯網」、「帽聯網」等種種日用品監控手段,任何反叛行為都無所遁形。這實際上不過是目前所謂「數字列寧主義」的意象化演繹,當下政府通過網購大數據等商業手段收集的信息也足以瓦解你們的反叛萌芽了,它不需要發展到「鞋聯網」如此具體。具體的東西容易破解。

可惜的是王力雄沒有把網絡巨頭們的配合寫進《大典》,這種商家為了獲得自以為的最大利益,積極配合政府的數據需要的行為,是《大典》時代全面來臨的重要現實基礎,早在十五年前開始發生——這點在韓博天的《紅天鵝:中國非常規決策過程》中有尖鋭揭示。但《大典》裏把鞋聯網抽離這種配合,使之成為國家安全部門獨力操作的技術,鞋子製造業者茫然不知也罷,竟沒網絡巨頭們的參與,這是不可能的。不寫出這一點也是小說本身的遺憾:因為比獨裁更難戰勝的,是獨裁與資本的聯手,這聯手如精神鴉片操縱人民於無形,還讓被操縱者甘之如飴——現在的微信、支付寶、淘寶等等,不正是如此嗎?

比如說小說裏的那個關鍵機器「夢造儀」,看起來非常高科技,實際上和街道辦寫滿城鄉的牆壁的中國夢宣傳畫並沒本質差異,前者為器,後者為魂,哪個洗腦力度更強還說不好呢。

比如說小說裏的那個關鍵機器「夢造儀」,看起來非常高科技,實際上和街道辦寫滿城鄉的牆壁的中國夢宣傳畫並沒本質差異,前者為器,後者為魂,哪個洗腦力度更強還說不好呢。攝:Feng Li/Getty Images

小說中的三個掘墓人:毛派、新疆、中產

一切可能的變異,《大典》裏都是以實在推論而生,可見王力雄對中國政治的洞若觀火。而不少科幻推論/預言實際上在他寫作的這兩年已逐一實現,或者說換一種形式早已實現。比如說那個關鍵機器「夢造儀」,看起來非常高科技,實際上和街道辦寫滿城鄉的牆壁的中國夢宣傳畫並沒本質差異,前者為器,後者為魂,哪個洗腦力度更強還說不好呢。「夢造儀」的特別,在於它直接訴諸性慾,這與其說是荒誕,不如說是隱喻——「中國夢」本身就是一種手淫式的催眠。

書裏的幾個角色,都在做夢,但大顛覆者「老叔」的夢,比他們的夢更有代表性:「今天不同的是,清晰地夢到了一個狗身長著土佐的頭,對著牆角翹腳撒尿,好像是剛被放出門外那樣撒歡。那本來只讓他覺得怪異,但是土佐低頭聞狗尿時,後腦上睜開了一隻獨眼,眼角伸出蝸牛觸角般的小手撥開擋在前面的白髮,對他陰冷地窺探。」這個夢的寫法與全書的務實不同,很卡夫卡,飽含無以名狀的異化之詭魅,能做這樣的夢的人,才可能做出變天之舉。這也是小說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可惜很少。

按馬克思的理論,每個社會的掘墓人其實是自己體制準備的,不假外手。除了關鍵人物「老叔」是這樣,還有兩個掘墓人角色:《大典》的政變/革命,一切鬧劇的起點是一個新疆漢人警察的壓抑與翻身陰謀,而一切鬧劇的終點是一個IT理工男的自我覺醒。

前者,劉剛,他的出身地——新疆這幾十年被造成的困境,已經註定了他即使瘋狂掙扎也逃脱不了宿命,所以他採取最極端的方式試圖一舉顛覆宿命,雖然解決不了自己卻意外導致了新疆的變局。後者,李博,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當代新興中產階級,在作為理工男的成長過程中被洗腦教育成功刪除了政治意識,深知政治不能碰,結果政治就來狠狠地碰他了。最後他採取了刪除自己記憶的方式去抵抗前一種刪除的遺毒,也饒有意味。

以上是我純粹從小說藝術角度出發,最佩服的兩個人物設計,他倆擺脱了其他人物如「老叔」、趙歸等人的現實影射,卻反而具有中國人的普遍性,所以更有說服力。不過本書人物情感的結構與發展都比較單薄,比如說,我們無法被說服李博對妻子伊好是怎樣通過一次完美的性就充滿崇高的愛的。

王力雄的寫作策略有著傷痕文學一代作家的局限:比如說總是求助於性來對抗權力,以性描寫達到對政治話語的平衡或影射,很是信仰力比多/原慾的力量。當然這裏面也有它的好處,不用說那些坦率的性愛描寫,其實單單那個「性鞋距」及相應監控的設想就非常震撼,一方面隱喻了性與政治的密不可分,一方面又赤裸裸地展現了權力爭鬥的猥瑣噁心。還有形成對比的李博的軟(陽痿)、劉剛的硬(誘姦),皆因黨所賜,盡在操弄中而非自我的能力所致。劉剛在第二次誘姦伊好之後,選擇去天安門下看毛主席像,不是亂寫的,這是深深懂得那一種中國人的性心理才有的設定,像是還願,又像抽事後煙。

另一個我不盡苟同的,是王力雄選擇毛派作為「老叔」的群眾運動策略關鍵突破點、突出毛派的自覺性和底層影響力,我覺得有點一廂情願——不過這點的討論就超出小說寫作的範圍,進入政治判斷和政治期許的領域了,且留作另文再議吧。

在當代中國、甚至當代地球的語境前談論科幻,實際上是在談論人類愚行的過往經驗。歷史就是未來,就如《大典》關於防疫戰的一大段內容,都可以在2003年 SARS 的中國悲劇/鬧劇中找到對應,一切荒誕都已經荒誕過了。掩卷之際,頓覺無比淒涼,王力雄這樣一個最有力量為中國尋找解藥的人,尋找的結果也是無解,他證明了破局的可能讓人為之一振,但之後的答案懸而未決,也許存在於他已經寫了五十萬字的《黃禍》續篇:《轉世》之中。這個國家會好嗎?即使在幻想小說裏,問這個問題也無比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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