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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春晚歧視背後,充滿對「優越」的渴求

隨着民族主義的興起,發展和自強的訴求要求中國人對白人主導的話語體系發起挑戰,急需在文化和種族身份上求得自信提升的中國人,通過將優越感駕凌於非洲人之上以求得補償。


2018狗年央視春晚小品《同喜同樂》自打播出便引起了不小的風波。以中國公司在肯尼亞承建蒙內鐵路為主線,來自肯尼亞、加納、烏干達等國的表演者與鄭愷、婁乃鳴、大兵上演了一出相親鬧劇。 網上圖片
2018狗年央視春晚小品《同喜同樂》自打播出便引起了不小的風波。以中國公司在肯尼亞承建蒙內鐵路為主線,來自肯尼亞、加納、烏干達等國的表演者與鄭愷、婁乃鳴、大兵上演了一出相親鬧劇。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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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狗年央視春晚小品《同喜同樂》引起了不小的風波。以中國公司在肯尼亞承建蒙內鐵路為主線,來自肯尼亞、加納、烏干達等國的表演者與鄭愷、婁乃鳴、大兵上演了一出相親鬧劇,其中婁乃鳴更是直接「black face」上身,飾演肯尼亞乘務員Kary的「逼婚」母親,身邊不光帶着一隻人形大小的猴子,還說自己喜歡中國女婿,在台上大呼「我愛中國」,對中非關係不吝誇讚之詞。除此之外,節目運用了大草原、野生動物這樣的元素來設置舞台背景,充斥了外國人對非洲大陸的符號性刻畫。

從小品的情節和編排來看,節目至少在兩個層面傳達了可能引起爭議的信息——中國對非洲人和非洲國家的文化想像以及中國對自身海外經濟實力的盲目自信。2016年的洗衣劑廣告事件和2017年「This is Africa」攝影展將非洲人像和動物像並列的事情,也相繼引發過關於中國人種族歧視問題的討論。

對以上事件的現有討論中,似乎存在幾個共識。第一,歧視來自無知,中國是一個文化相對單一的國家,除一些大城市和港口貿易城市有一定外國人口,大多數地區文化同質程度較高,因此對非洲國家及非洲人的無知是源自不熟悉。第二,中國人的種族意識構建於白人優越感主導的話語體系之下,將自己看做「低於」白人,「高於」黑人之間的過渡身份。隨着民族主義的興起,發展和自強的訴求要求中國人對這種體系發起挑戰,這些挑戰本身則包含中國人對自我「次等」種族身份的再一次確認。在以膚色深淺和種族歷史為尺丈量文化高低時,非洲的形象總與疾病、貧窮等相連,因此,急需在文化和種族身份上求得自信提升的中國人,便通過將優越感駕凌於非洲人之上以求得補償。

歧視源自無知?

源自無知的歧視或許是一個容易理解的藉口,但是有時更多的接觸未必讓情況更好。事實是,「現代化」以及現代化所包含的一系列關於先進和發展的隱喻,一直是中國人衡量自我和他人的關鍵參照,無關與非洲文化的熟悉程度。

常駐肯尼亞兩年多期間,我曾認識不少在非洲工作的中國移民,他們當中有做貿易的個體小販,有私人企業的駐非代表,也有國企派駐的項目主管。在許多場合,我見證這些中國人與當地人一同生活工作,但也經常聽到中國人毫不敏感地以「小黑」、「黑子」等稱呼當地員工,儘管對方未必聽懂這些中文詞語的意思。通常,中國人總是在抱怨本地人效率低下、工作表現不好時用到類似的辭藻,以強調非洲人在技能程度與工作文化上如何「落後」中國員工。我亦不止一次聽到中國工頭提到以「肯吃苦」來形容中國人民族性的「優秀」和「進步」,將非洲人「閒散」和對通過勞作換取物質生活缺少渴望形容為「好吃懶做」,言語中透露出一絲蔑視。

在駐非中企當中,最常見到的勞工矛盾就是非洲員工常常認為中國管理者要求超時工作很不合理,在管理本地人員時溝通能力差,態度粗魯。但中方經理卻認為非洲員工常常提出無理訴求,效率低下,工作能力和工作地位的高人一等讓他們認為自己對非洲員工的「教育」態度合理且可接受。這種態度背後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淘汰模式的固有邏輯,是中國式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跨地域複製,即資源多者相對資源貧乏者擁有更高權力。而我們不要忘記,許多願意尋求非洲公派機會的人在這食物鏈中本就有着極強烈競爭慾望,因此以俯視的態度看待本地人就更不稀奇。

中國海外投資決策體系與公民社會的脱節,以及國家外交自信膨脹,使這種情形變得糟糕。2017年我曾在非洲某國參加某中國承建鐵路的通車試運行,回程的火車因為調度問題,一些媒體人員需要乘坐貨運車廂回程。因為貨運車廂的配置有別客運車廂,有本地乘務員前來與我們解釋,回程時可能全程無法使用洗手間,而這與中方工作人員告知我們的消息有些出入。待乘務員走後,我身邊一位中方工作人員嘀咕起來,大意是:他們(本地人)已經有點覺得這是他們的鐵路了,其實很多東西沒有中方人員還是做不成的。這句話或許字面意思不錯,但這其中透露的救世主心態也很明顯。中國扶持第三世界以與歐美強國抗衡的政治訴求,助長了這種態度。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面前

同時,新華社、央視等國家媒體在宣傳中國在非積極影響上不遺餘力,在政治話語權上與西方媒體進行較量,試圖以中國經驗為藍本,為非洲提供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發展路徑。而對西方媒體關注的非洲民主化、人權狀況、貪腐等問題,官媒往往以「不干涉內政」加以迴避。這套宣傳語言與國內長盛不衰的民族主義遙相呼應,讓無論處於這套體系之內或之外的人,都有種被納入某種宏大敘事的自豪之感。

另一方面,中國官僚體系的制度設計捆綁了體制內的個人利益,使對上負責、完成集體目標成為中方員工在體制內生存所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務。要知道,在現代化為標尺的文化觀驅動下,許多中國人對在非洲工作的訴求本就僅停留在物質提升,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回到物質水平更好的地方,並且帶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條,在中國的社會資源爭搶中取勝。於是,大多數時候,能否平等對待異文化對於帶着中國資本走出去的企業與個體,彷彿沒有實用意義。

無論投資還是援建,中國在非洲的表現可圈可點。就蒙內鐵路而言,該項目對改善當地貨運客運有積極意義,亦在本地收穫民眾讚譽,只是中國海外資本為單一意識形態負責的制度本身,決定了其在非洲本地化的過程中將要遭受詬病。打破信息閉塞,擯棄以現代化水平衡量種族高低的功利觀念,或許是擁抱文化多樣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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