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肖美麗、鄭楚然兩位女權主義者於2018年1月12日「紐約文化沙龍」上的演講摘要。兩位主講人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女權主義運動中的核心參與者，推動並組織多次反性騷擾和性別平權運動，也因此遭受頻繁打壓。此次演講回顧了兩人近年參與社會運動的心路歷程，端傳媒擷取了她們的觀察與思考，以饗讀者。）
肖美麗：女權行為藝術不是表演，是呈現痛苦和暴力
我之前學的專業是廣告藝術設計。一個學藝術設計的人，為什麼畢業之後會去做女權運動呢？我當時對江永女書很感興趣，畢業導師也是進行中國書法研究的。但是有一次在課堂上討論到女性及性別的一些問題時，導師讓我非常意外地說：按照我們道家的說法，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你看漢字形象中，女人就是個跪著的人，所以女性的本質是服從……讓我更生氣的是，班上其他同學除了沉默的以外、甚至連女生都站出來支持說「對啊，按照統計上面來說男人的貢獻就是比女人大」，以及「以後我當了老闆我也不會招女生的」等等。我當時就在課上哭了出來，覺得如果只是當一個有性別意識的設計師，可能是不能滿足我的願望的，我想去做一些有創造力、可以去改變人的思想的一些行動。
幸運的是，我後來接觸到一些女權公益組織和一些社會運動人士。2012年，我們的第一個街頭行動叫「受傷的新娘」。它用特別直接的視覺符號——「帶血的婚紗」——來傳達反對家庭暴力信息。那時我們正在推動中國的反家暴法立法，同時也是「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家暴醜聞曝光，我覺得通過這樣視覺上很直接的方法，來傳達一些在我認為非常重要、需要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的理念，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工作，所以畢業之後我就用絕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到社會運動當中。
後來我所做的事情很多都跟身體有關。第一個是頭髮，2012年時我和另外三個朋友一起去做了一個反對高考招生性別歧視的行動。當時在很多專業，男生的分數線比女生低，而政府的回覆說就是為了「國家利益」。於是我們就去做了一個剃光頭的行動。如果四個男生去剃光頭的話，可能沒人會管你，但四個女生去剃光頭就是一個讓人震驚、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最開始想要做這個，除了想要去打破女性的性別模式，也想和男權審美做一個切斷。我們的行動非常成功。在2013年之後教育部出了一個規定，除了軍事國防和公共安全這幾個專業之外，高校不得自定對男女分數的區別對待。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也是我們的行動最快促成的政策變化。
第二個關於身體的社會運動跟乳頭相關。就是我的祼照。當時微博上查得很嚴，有個朋友就說，如果現在有一個女生平胸平到發出來也不會被刪掉的話，我就給她五塊錢。好主意！有人是說這是「搗亂式的美學」，就是說這些作品不是為了藝術、或是為了取悅觀賞者，而是一個引起爭議的方式，它挑戰了大家對女性身體的一個想像。大家看這些圖片的時候可能會覺得不舒服或不適應。但是在這種不適應當中你可能會去質問你自己，我對女性身體有一個怎樣的想像，這個想像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接下來一個關於身體的社會運動和行為藝術，是一個非常長的徒步，從北京到廣州走了半年，這個行動的背景是2013年時有很多小學的校園性侵案新聞報導，當時很多人的反應是，這些小女孩應該更好地保護自己啊、不要出門啊之類，我想我們必須發出一個女權主義的聲音，就是女性可以不被性侵，但代價不是說我不出門、乖乖待在家裏，那並不會讓你更安全，反而會讓你更危險，於是我就去做了這個畢業旅行。我自己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也是行動者，我知道去做這個徒步並沒有所謂會被強姦或拐賣的危險，因為犯罪也是一個理性的活動，然後我就把自己拋到了這樣的一個空間當中，一個未知的，可能會有危險的境地下，不停地走路，每天都是對自己身體極限的挑戰，然後就這樣走了半年，我也沒有被強姦，它也讓我發現了很多我之前所不認識的中國。
另一個和身體有關的是腋毛大賽，也就是女生曬腋毛的照片發到互聯網上。這聽起來是一個很搞笑的活動，但它的背景其實是在鄭楚然她們五個人被關到看守所又被放出來後。當時我們做性別議題的朋友當中，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大家非常緊張。和之前所有的行動相比，腋毛大賽是最温和、最沒有直接明確訴求的一個行動。但是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好像一個呼喊，好像在說我們沒有死，像腋毛一樣生生不息。
我覺得我所做的這些事情並不是一個表演，它都是真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就是在承受沒有休止的暴力，只是缺乏一個平台或機會，去讓別人正視女性所承受的這些暴力。我所做的這些行動，只是有一個方式可以將這些痛苦和暴力呈現出來。而實際生活中女性所承受的暴力比這更多、更漫長，可能是我所能描述的很多倍。所以我做的這些所有的行動都不是表演，這也是我認為一定要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工具、去做社會運動和行為藝術的原因。
鄭楚然：中國反性騷擾運動的成功之處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拋出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中國社會現在整個社會氛圍都是比較緊縮的，在這種困難形勢之下，為什麼中國女權運動中的反性騷擾運動可以如此成功呢？
其實在1990年代，已經有很多的性別研究專家開始推動反性騷擾運動了，但反性騷擾運動第一次公開爆發是在2012年，當時上海地鐵官方微博發了一個圖片，一個女性穿著透視的黑色紗裙，可以看到她的內衣，然後配上文字說：「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其實它潛在的邏輯，是把管理無能的責任歸咎到這些女乘客自己身上——如果你不是穿得那麼少、那麼暴露的話，你就不會被性騷擾。當時這個微博一發出來就馬上遭到非常多批評，後來還有兩位上海的女權主義者穿著奇裝異服，拿著兩個ipad，上面說：「要清涼，不要色狼」和「我可以騷，你不能擾」。後一條後來成為中國反性騷擾非常著名的一個標語。
這是中國女權史上第一次在互聯網上公開的大討論，讓我們去公開申明一些原則：第一，女人有權利去選擇她們自己喜歡的任何打扮和任何服飾，而不應因此受到性騷擾的懲罰；第二，性騷擾並不是一些人因為慾火焚身而去排解慾望的行為，而是有權力的人對沒有權力的人的一種支配和控制；第三，性騷擾並不是說個別渣男的問題，而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如果體制不能改變，性騷擾行為也會始終存在。當時辯論留下來的精華，到現在已經成為了一些共享的知識。
這次事件為什麼會在2012年引爆呢？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男性和女性對於性自由和性權力上面的觀點分歧，在2012年終於達到了一個爆發。女性多年以來所遭受的性壓抑、在性別身份上遭受的貶斥，終於在這次上海地鐵事件被激發出來。而且在90後、00後獨生子女所處的這個環境裏，中國的女性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而且可能以後不會再有的有利地位。第二個原因是，在2012年整個互聯網的監控其實已經開始了，但是它並沒有像現在那麼誇張。而且當時候也會有很多自由派公知發表跟權力和自由相關的言論，當時互聯網上深度學習這個窗口其實是打開的，雖然也有監控，但是窗口還在，這就為年輕女性獲取這些資源做出準備。過了這個窗口，可能我們的下一代就沒那麼幸運，沒有這個史無前例的、可以推動女性力量爆發的一個風頭了。
剛剛談到是公共空間裏面的性騷擾，但還有另外一種更有根基的形式，就是固定權力關係下、例如職場和高校的性騷擾。2014年，廈門大學博士生導師吳春明被學生爆出曾有長期性侵行為。當時候有聲音要求廈大開除吳春明，當然對於開除吳春明我完全沒有異議，但有個問題是，這表達了一種思維方式，就是校園機制裏存在的性騷擾是一種個人問題。只要我們把害群之馬清掃出教師隊伍，整個校園就可以繼續保持高潔。這種思想直到什麼時候才被打破呢？就是廈門大學畢業生、女權主義者李芙蕊發起廈大校友向校長聯名寫公開信，呼籲建立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在這個行動之後，教育部給了一個還算積極的回應，也就是所謂「紅七條」，其中禁止教職人員對學生進行性騷擾，當然這個紅七條思路還是在師德師風建設方面去說的，有它的保守性，但是對於建立制度來說，還是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接下來就到我自己的故事了。2015年婦女節前，我發起一個行動，在公眾號文章裏說我想在各城市地鐵站和公交站派發一些防治性騷擾的小貼紙，內容就是說防治性騷擾不僅僅要靠受害者自己的意識提升，而且也要靠公安部門、婦聯、地鐵運營商，大家都應該齊心協力去做這件事情。當時全國大概有五六個城市的學生都來參加這個活動，但是就在3月6號的晚上，我住處的門就突然間被警察闖開，他們把我帶到了派出所，說我是尋釁滋事，宣布對我實行刑事拘留，然後把我帶到了北京關在那裏37天，同樣一起和我被關的，還有另外四位女權主義者（【另外四位是韋婷婷、王曼、武嶸嶸、李婷婷——編者注】）。
我永遠記得的一件事，是在看守所裏面提審的時候，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做這個行動，我就說，小時候有一次在街上，有個大叔突然走過來摸我的下體，我現在就想向大家倡導，發現了這些事情我們該怎麼辦......我只說了幾句，提審我的警察就勃然大怒，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操著一口純正的北京腔說：你胡說！你根本不是為了這個，你沒有那麼遠大的理想，你只是被西方勢力所利用，要來擾亂我們的公共秩序，破壞我們國家的安穩。那時我很震驚，深刻明白一個道理，有的人無法對別人的痛苦有共情，只是想著他心裏的那一套邏輯，沒有辦法感知別人的痛苦並去解決它，他們所想做的，並不是要去解決婦女所遭受的暴力，而是去解決那些提出問題的婦女，於是他們就來解決我們。在此之後，有組織性的女權運動就一直遭受打擊，而且打擊延續到現在。其實反性騷擾運動真的具有極高的合法性，它並不是、而且真的沒有必要上升到一個政治反對的層面。
我們一直邀請公共交通部門建立這樣一套機制，比如說我們希望在公交或地鐵上做一個跟反性騷擾有關的公益廣告，但是推動很久也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回應。我們女權運動的新星張累累想要眾籌四萬塊，在廣州地鐵上做反性騷擾的廣告。在女權運動2015到2016年卡住不能動的時候，眾籌是一種比較新鮮好玩的一種形式。很多人也想為女權運動出一分力，但是基於可怕的政治環境，大家都不知道做什麼好，也不敢動，這個眾籌活動等於給了大家一個參與的方法。在大概半個月之內她們就收集到一千多人、共四萬塊人民幣的捐款。但非常可惜的是，經過跟相關部門長達一年的溝通，這廣告還是始終不能登上來。因為相關部門一開始說這涉及人的器官，器官不能出現在廣告上。於是她們就去把人的器官改成了貓的器官，這時候相關部門又說公益廣告只可以由政府相關的部門來賣，個人或商業公司不能賣，總之給出了非常多的藉口。
這個時候好像議題就被卡在這裏，四萬塊錢也不知道怎樣花出去，這時張累累發起了一個非常有創意的行動，她把反性騷擾的公益廣告縮小，掛在身上，宣布她要把這個牌子掛在身上一個月，同時她也呼籲全國各地關注這個議題的人也一起來和她背這個牌子。這是一種充滿了正能量的抗爭，可以給大家傳染更多的積極情緒去繼續做這件事。於是，全國大概有23個城市一百多人都自願背起了這個牌子，他們把牌子背到地鐵，達到了我們一開始想要的效果，有的人甚至還把這個牌子背到大街上、學校裏、超市裏，然後即興開始現場宣傳，用這個方式來去科普反性騷擾的一些知識。
女權五姊妹事件之後，有些朋友覺得這個世界已經非常黑暗、沒有辦法再改變了，但這個行動傳達出的信息是，人民不像一隻任人宰割的豬，他們永遠都伺機而動，永遠都是一找到機會就要去表達自己對社會不公正的看法，做他們的行動。對整個社會運動來說這非常令人鼓舞、而且讓人看到希望。其實相關部門也意識到這點，所以也去做了一些動作，比如說北京婦聯在這行動之後去發布的一個廣告，在北京地鐵車廂的拉環上面發布了「防止性騷擾、共同發聲、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看客」這樣的一個廣告。雖然它還是把防止性騷擾的鍋甩給了受害者和旁觀者，但也是邁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隨後遊戲和新聞業一些商業公司也跟進做了相關的廣告。
我們不願意成為這個體制裏的一顆螺絲釘，我們就是搗蛋鬼，就是要用我們的方法去發出我們的聲音，而且如果不是我們來做，也會有別人來做，這個浪潮是沒有辦法阻擋的。
但是，這個行動是有代價的，接下來廣州的很多女權主義者面臨著一波又一波的打擊，比如說就在這次行動之後，肖美麗和張累累就被警察約談，警察要求張累累馬上停止背牌子的反性騷擾活動。除此之外，警察還要求她們搬離廣州。於是肖美麗和張累累她們在半年之內被迫遷了四次，我和我另外的舍友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被迫遷，現在還沒有找到住的地方。即便這樣，我們也不願意放棄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一個行動主義者的身份，我們不願意成為這個體制裏的一顆螺絲釘，我們就是搗蛋鬼，就是要用我們的方法去發出我們的聲音，而且如果不是我們來做，也會有別人來做，這個浪潮是沒有辦法阻擋的。我不敢說我們的行動可以馬上去改變中國女性的地位，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在世界女權運動史裏，我們肯定是添了一筆在上面的。
接下來最近發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羅茜茜在微博上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我們把它和在2014年發生的廈大性騷擾事件來對比一下，當時候還沒有一個良好環境，讓廈大性騷擾的當事人去實名舉報，但在2018年的今天，在整個#Metoo的風潮，在全球的女權主義都在抵抗全球右翼勢力抬頭這樣的一個風潮裏面，她敢用實名來去舉報陳小武，這個行動馬上激起了女權主義者對校園性騷擾的進一步跟進與介入。
張累累和她的夥伴一起去發起「向母校寄建議信」的活動，要求建立防止性騷擾機制，在短短十天之內，有57個大學的學生、每個大學有一百到五百人的學生和校友聯名，去向他們的學校呼籲建立這樣的機制。這種爆發性的局面為什麼會發生？因為我們作為學生、特別是在國內上學的時候，能夠感受到權力高位的人對權力低位的人那種霸凌和壓迫，比如說當一個老師向你提出性要求，你會在擔心說如果拒絕的話，會不會沒有學分、沒有獎學金、沒有進入研究隊伍的機會，他會不會以後一直給我穿小鞋，這些都有活生生的案例，不能不讓人覺得恐懼。而當這行動爆發的時候，所有這些關注這個議題的學生，都要站出來表達自己對於這種校園權力霸凌的反抗。
正如呂頻所說，過去我們認為在線下的組織才是深度組織，但現在我們發現原來線上組織也可以有那麼大潛力，這對我們行動者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一課。因為它讓我們發現了線上組織動員的魅力所在。雖然後來這些公開信大部分都被刪掉了，甚至連累了所在的微信公眾號一同陣亡，同時這次活動也遭受了「境外勢力」、「幕後黑手」、「政治事件」等污名化，但在發表公開信的57所大學基礎上，參與學校和人數仍在增加（【截至2月1日，共有74所高校超過8000人蔘與——編者注】），這個火一但點燃就沒有辦法熄滅。其實有些大學還比較開明，比如北京大學發了個差強人意的公告，說我們也會重視這問題，大連外國語大學則做了一個很好的回應，說感謝這位同學的提議，已經把相關訴求寫進一些章程裏面。
回到開頭的問題，在如此困難的情勢下，中國的女權運動中，反性騷擾運動為什麼可以成功呢？綜上所述可以總結四點原因：一是性騷擾問題嚴重到人神共憤的這個程度。我希望我們的政府不要這麼敏感，應該去解決真正的問題，而不是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第二是現在的網絡世界還是存在一定空間，我們還可以在刪帖之前去做些事情。第三是我們的群眾、特別是女性，她們永遠沒有放棄機會去尋找一個突破口，去表達自己作為女性所遭受的性別歧視、性別暴力，她們永遠在找機會發聲，沒有任何東西能讓她們完全噤聲，除非你真的物理上去殺掉她們所有人。第四、也是比較傷心的一點是，有很多核心的、衝在前面的行動者，他們用個人安全為代價，來擋住了來自上面的很多風險。這些核心的行動者是真正值得敬佩的。
她們永遠沒有放棄機會去尋找一個突破口，去表達自己作為女性所遭受的性別歧視、性別暴力，她們永遠在找機會發聲，沒有任何東西能讓她們完全噤聲，除非你真的物理上去殺掉她們所有人。
問答摘錄：女權行動派致力於尋找結構性問題
問題一：剛才的演講中提到一幅圖，北京婦聯在地鐵站裏的廣告，說要防止性騷擾，「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看客」，鄭楚然說這是北京婦聯把鍋甩了給受害者和圍觀群眾。那我很好奇，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組織者，你們期待政府或者國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它如果不「甩鍋」的話，你期待它做哪些事情？
答： 作為一個女權主義的運動者，我覺得我的角色就是永遠要去把那一些隱藏的社會問題揭露出來，我永遠不會滿意。對於這個機制，其實還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它沒有提到如果遭遇性騷擾，該去向哪個部門求助，而且我們也更希望婦聯去聯繫公安部門，比如給警察做社會性別的培訓，讓他們不要去對報警的受害者進行二次傷害。這次北京婦聯和地鐵系統當然有很好的協商，但是除了這個，我們希望還有更多措施，比如說有沒有類似台灣地鐵的衰人名單，把些性騷擾慣犯的名單公布給大家，總之他們能做的東西還有很多。
這個地鐵公益廣告的措辭，是把結構性的問題歸咎給個人，而女權行動派跟其他很多女權主義者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會找結構性的問題，因為這樣才有一個問責主體。如果失去了這個問責主體，比如說這是「文化」的鍋，我們就沒有辦法；再比如說這是「男人」的鍋，那就更沒有辦法了——難道要我殺了他們？（笑）所以我覺得應當尋找結構性問題，然後要求所有的部門，既然被賦予了這樣的職能，你就要去做符合這個職能應該做的事情。
問題二：錢理群教授曾經提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概念，認為很多年輕人比較冷漠、自私，認為自保比較重要。在你們為女性發聲的過程中，肯定也遇到抱這種態度的人。作為一個普通人，如何能在保護自己的利益或者事業的同時，又能根據自己的社會良知去做一些事情？如何把握二者之間的平衡？
答：其實我們最近都在糾結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這些二十多歲奔三十的人，你會在某個年齡突然會發現自己的社會地位隨著你的資源下降而動搖，既沒有錢，也沒有房，連貓都沒有一隻（笑），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我們也會去嘗試一些主流的東西，比如我們開淘寶店也是想維持自己的生計嘛。也有一些人是有結合的，比如說女權五姊妹之一武嶸嶸，她讀的是心理諮詢，會把女權主義和心理諮詢結合起來作為職業發展的方向。再比如（現場）那位梁小門，她正在考BAR，之後會成為一個非常著名的女權律師，這些都是跟職業規劃有關的考慮。
我們自己也會有成長，以前我們會認為女權運動可能拖了我的後腿，讓自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更有資源的人，但是後來我們就也會發現，也不僅僅是說因為你在做運動，所以你沒有辦法發展自己的能力，其實你還是有很多方法，發展自己的能力，然後生活稍微寬裕一點，因為作為運動者來說，首要目標就是活下去了，所以我們也正在探索。
作為普通人，因為種種考慮不能成為高度參與者的，可以做中度、輕度、或者傳播者。每一個行為，都算為運動增添一股力量。
我們能夠看到在運動外很多旁觀者是如你所說「精緻的利已主義者」，當然運動中同樣有很多因為利益驅使而做出違背初心的事情。但是，作為組織者，我們會想辦法鼓勵更多人加入。首先，我們先撬動那些能夠撬動的人，在關注這個議題人群中，把邊緣關注者變成有興趣傳播的人，再把傳播者變成輕度參與的人（比如聯署或眾籌）。再通過更深的聯結，把輕度變中度（比如發起人），把中度參與變成高度參與（比如組織者）。這群能夠做出行動的人都是影響更多人的關鍵節點。這樣我們就不用太在意一些外圍的、毫不關心這些事情的人，當然會花時間分析，但不會花精力譴責。因為關鍵節點的行動者會把自己的理念傳播得更廣，更邊緣的人群中去。所以作為普通人，因為種種考慮不能成為高度參與者的，可以做中度、輕度、或者傳播者。每一個行為，都算為運動增添一股力量。
【演講嘉賓介紹（來自紐約文化沙龍網站：http://nyshalong.com）
鄭楚然（大兔）：中國青年女權主義活動家、自媒體作者、女權淘寶店店主、終身行動派。因2015年在婦女節前夕發起反性騷擾活動被刑事拘留37天，大兔被國際媒體稱為中國「女權五姐妹」之一。她是美國Ms.雜誌2015年全球最勵志女權人物聯合獲得者，英國BBC2016年巾幗百名獲得者。
肖月（肖美麗）：中國青年女權行動派的骨幹參與者，平面設計師。曾獲得美國外交雜誌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聯合國婦女署及網易女人評選的女性傳媒大獎等獎項。2012年起參與、策劃、發起了諸多反對性別暴力和性別歧視的公開倡導活動，以2013年從北京步行至廣州2300多公里，倡導校園性侵防治的「美麗的女權徒步」最為著名。現居廣州，處於不斷被逼遷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