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媒體觀察

湯蘭蘭案:「官家」內戰,羅生門裏的中國輿論場

回看媒體報導的前後始末,稍有了解中國媒體生態的人,無不會皺起眉頭:怎麼《澎湃新聞》和《新京報》在一則報導上走到一起了?


《新京報》雖然在2011年之後便由北京市委宣傳部主管,但一向被視為「南方系」在北京打下的陣地。其創辦之初,由南方報業集團與《光明日報》合作,繼承了「南方系」衝擊新聞禁區、不吝批評政府的風格。儘管其也隨之屢遭打擊,在北京的報紙中仍然算是「衝得很猛」的一家。 攝:Imagine China
《新京報》雖然在2011年之後便由北京市委宣傳部主管,但一向被視為「南方系」在北京打下的陣地。其創辦之初,由南方報業集團與《光明日報》合作,繼承了「南方系」衝擊新聞禁區、不吝批評政府的風格。儘管其也隨之屢遭打擊,在北京的報紙中仍然算是「衝得很猛」的一家。 攝:Imagine China

1月31日,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新媒體平台《澎湃新聞》在「一號專案」欄目刊出一篇法治報導,題為《尋找湯蘭蘭》。報導談及一宗2008年發生在黑龍江省五大連池市某村的案件:一位名叫「湯蘭蘭」(化名)的14歲女孩指控家人強姦自己,將包括父母在內的十餘人告進監獄。然而其中不少人堅稱案情有冤,接連上訪。報導將故事線聚焦在湯蘭蘭母親的不解和困惑上,傳遞出「尋找湯蘭蘭」,重新對證的信號。

儘管使用了化名,並未提及真實地址,報導中出現的戶籍信息也在關鍵位置加了馬賽克,但這篇稿件還是在中國互聯網上引發了大規模反感:網民認為,記者以「尋找」當事人的方法書寫一宗可怕的群體強姦案,完全不考慮受害女孩的感受。在文中暴露出的信息更屬於洩露隱私。於是,許多人進而主張,媒體報導湯蘭蘭案,意在和辯護律師、當事人「串通」共謀,在流量經濟推動下炒作話題,消費苦難。

隨即,當日晚些時候,五大連池市官方發表聲明,指案件早已定案,媒體報導屬於刑滿釋放人員「藉助少數媒體肆意炒作」。這則聲明迅速轉載於包括共青團中央、《人民日報》海外版「俠客島」、國務院旗下「紫光閣」在內的多個微博、微信帳號。似乎官方已經下了定調。

《澎湃新聞》很快撤回文章,再無進一步表態。倒是北京的《新京報》持續跟進湯案,除刊出多篇評論呼籲重新審視疑點之外,還在2月3日深夜放出一段影片(視頻)報導,不僅採訪了喊冤的當事人,也播放了一段據說是湯蘭蘭向親戚索要錢財的錄音材料。

《新京報》的影片,在不少媒體人看來意在「提供更多真相」,反映出案情的疑點和複雜性,然而輿論並不領情。對《澎湃新聞》和《新京報》的質疑、聲討聲浪迭起。2月5日,網民發現兩家媒體的微博都不再更新,其後則傳出兩者均被微博禁言72小時的消息。

乍看來,網民及輿論對「湯蘭蘭案」中媒體「不實報導」的聲討,似乎得到了相關部門肯定,但事件激起的討論和謎團卻毫不因此而減弱。首要的問題便是——為何媒體要披露這宗案件的案情?

「官家」內戰,詭異的輿論場

回看媒體報導的前後始末,稍有了解中國媒體生態的人,無不會皺起眉頭:怎麼《澎湃新聞》和《新京報》在一則報導上走到一起了?

要知道,《新京報》雖然在2011年之後便由北京市委宣傳部主管,但其一向被視為「南方系」在北京打下的陣地。其創辦之初,由南方報業集團與《光明日報》合作,繼承了「南方系」衝擊新聞禁區、不吝批評政府的風格。儘管其也隨之屢遭打擊,在北京的報紙中仍然算是「衝得很猛」的一家。

而《澎湃新聞》與《新京報》完全不同。這家2014年創刊的網絡新媒體,雖然和前者一樣有市場化運作,其出身卻是相當「根正苗紅」。《澎湃新聞》創立的2014,正是剛整肅「南方系」之後。為了填補原先被「反對派」媒體所「控制」的主流媒體空間,政府專門計劃建設一批互聯網新媒體,以搶奪「意識形態陣地」。《澎湃新聞》在2014年7月上線,東家是國企新聞業巨頭上海報業集團。同年8月,習近平在一次講話中專門談及要「強化互聯網思維……打造一批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也被坊間認為是《澎湃》一類媒體建設的肇因。因而,濃重官方色彩的《澎湃》和「南方系餘孽」《新京報》此次同一個調門,可謂奇怪。

更重要的是,參與報導湯蘭蘭案的媒體不止如上兩家。最早和《澎湃》一起參與報導的,據說還包括《南方週末》等多家媒體(只不過稿件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出街),而《中國新聞週刊》、《財經》等媒體,後續也仍然跟進了湯蘭蘭案。

乍一看,「資本」可以用來解釋這種蜂擁而至。在湯案中,輿論最大的質疑,莫過於「資本操縱輿論」。人們懷疑:媒體是否看到了湯案巨大的流量效應與爆點經濟上的潛在收益,和律師、上訴方相互勾結,炮製出一場「以輿論向司法施壓」的鬧劇?但持此一論者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是,《澎湃》這樣的官方背景新媒體,在涉及政府、司法等問題上相當謹慎,為何會選擇一個極易觸犯眾怒的話題?

另一種解釋是,《新京報》這些「南方系」舊部,有意選擇這樣的話題挑戰政府權威。但這種理解,則無法說圓《澎湃》等更「官家」媒體的介入原因。何況,對於相當敏感的事件,官方的慣例是快速掐滅網絡討論,不予任何媒體再刊出文章。而這一次,輿論管制卻沒有如此行動。

如此一來,無不讓人猜測,是否是多家媒體同時得到了某種授意,才有了最終刊出的稿件?尤其是,媒體圈中,流傳着最高人民檢察院曾約見伸冤人的消息。而相比五大連池市政府和政法委的通告,黑龍江省高院7日發出聲明指將重新審查處理喊冤訴求,更顯得此案不是五大連池一方所稱的那樣毫無疑點。

《澎湃新聞》出身相當「根正苗紅」,創立的2014,是剛整肅「南方系」之後,政府專門計劃建設一批互聯網新媒體,以搶奪「意識形態陣地」,填補原先被「反對派」媒體所「控制」的主流媒體空間,東家是國企新聞業巨頭上海報業集團。

楊山:《澎湃新聞》出身相當「根正苗紅」,創立的2014,是剛整肅「南方系」之後,政府專門計劃建設一批互聯網新媒體,以搶奪「意識形態陣地」,填補原先被「反對派」媒體所「控制」的主流媒體空間,東家是國企新聞業巨頭上海報業集團。攝:Imagine China

但另一方面,輿論場上的官方自媒體行為,也顯得奇怪。

此次帶頭批判媒體的,是一部分中央級別官方機構的自媒體帳號,比如共青團中央、國務院的「紫光閣」等,《環球時報》一類以民族主義為導向的市場化媒體也參與其中。而如果了解微博輿論的歷史,我們也不難看到,「資本操控輿論」、「媒體打壓正義聲音」一類的語言,早見於舊年「趙薇、戴立忍事件」中的共青團中央微博帳號。那時,共青團、紫光閣與社科院的另一帳號「思想火炬」聚群批判趙薇,和其他官媒隔空罵戰,甚至團中央微博帳號還直接發文諷刺《人民日報》海外版「俠客島」與《澎湃新聞》,起因則是這兩家嘲諷了民族主義的過激一面。

回看這次輿論對媒體的圍剿,「資本操控輿論」仍然成為攻擊一方的強有力動員武器。而正統的「喉舌」卻多少保持了沉默。如《人民日報》採取了中立姿態,他們批評媒體要有報導準則,卻也並不站在五大連池一側。其旗下「俠客島」曾轉載五大連池聲明,但次日就悄悄將聲明撤下。

正統官媒與部分官方自媒體的定調,在湯蘭蘭案上相距甚遠,官方自媒體圍攻市場化大媒體的方式和語言,則讓人想起曾經圍剿「南方系」的網絡聲浪。而儘管《澎湃》和《新京報》受到了微博禁言的懲罰,但其他媒體的跟進報導意味着新聞主管部門並沒有下令封殺此事。輿論場此次詭譎的混亂,可謂是「官家內戰」,就算湯案最終得出結論,我們恐怕都未必能看懂混戰的來龍去脈。

中式「後真相」的困境

其實,今天的媒體狀況,是中國的黨—國體制和政府監管,在過去數十年間與媒體市場化進程不斷衝突、博弈、適應的過程。對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理解,恐怕也必須面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安排。

傳統上來說,在列寧主義政黨的安排下,媒體都應該是黨的喉舌,具體而言,黨內形成某種共識,然後通過媒體去推行,以凝聚民間共識,領導群眾。但改革開放之後,市場化的浪潮使得媒體領域不斷產生新的變化。「南方系」與「公民社會」的結合,更直接挑戰了黨—國體制。在這種變化下,中國政府一方面整肅媒體市場,另一方面則在近年不斷調整試驗,試圖將市場和管控結合起來控制媒體,使媒體重新「姓黨」。

具體而言,在整肅整個輿論空間之後,媒體和一系列公民行動的連結被打斷了,像「南方系」這樣的「體制內反對派」也被拆散。但儘管如此,媒體人仍然是具體的個人,對現狀不滿,參與批評,這在媒體人,尤其是市場化媒體的採編團隊中非常普遍——無論是官方組建的新媒體(如《澎湃》)還是經過整肅的老媒體(如《南方週末》、《新京報》),都是如此。

因此,政府對市場化媒體的控制,像是一場不斷互相試探的戰爭。管控部門允許媒體有一定的自主採編權力,但通過不斷下發各類通知,調控熱點事件的報導熱度,用種種條條框框將媒體報導的自主性限制在政府能夠接受的範圍內。這麼做的目的是讓媒體不扮演任何「獨立」和「監督」的角色,將其吸納為黨—國家的一部分,但也利用其自發的報導功能,為後者提供觀察民意、調整政策、傳達意識形態的「建言獻策」渠道。

在這種形勢下,市場並不是問題,因為黨—國家對媒體既通過制度內手段控制,也通過市場方式調節。對「聽話」者,有種種市場優惠和補貼的獎賞;對「不聽話」者,有種種封殺和打擊的手段。而在此之外,市場化運營的媒體反應快,有一定深度,文字並不「黨八股」,能夠引領「主流價值」,也成為黨—國家通盤布局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但是,在新一輪意識形態爭奪的布局下,黨的宣傳機器不僅僅投入建設傳統媒體與大型網絡新媒體,也將觸角伸到網絡世界的各個角落。在主流媒體之外,這一體系還包含了不斷打擊對手的微博、微信自媒體群落。這些群落從2016年翻牆洗版,到不斷在各種網絡爭論中攻擊自由派「大V」,打開了主流媒體所不能及的粉絲群與網絡混戰空間。

以推動輿論浪潮為動員方式的官辦自媒體群落,和官辦新媒體、傳統媒體,從意識形態到具體市場利益上都隨時會發生利益衝突。須知,主流媒體在宣傳機器眼中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常常代表知識分子與精英,可以潛移默化地對人「洗腦」。但在微博、微信自媒體時代,精英對輿論渠道的控制已經消失,龐大的中產階級也讓精英與大眾的身份界線徹底模糊。對傳統媒體和網絡新媒體來說,官辦自媒體既是與自身競爭市場和讀者的對手,也是媒體形態截然不同的危機製造者。而對以吸引年輕人為要務的官辦自媒體而言,「主流」和「精英」本就是要挑戰,要攻擊,要解構的價值,打擊傳統媒體與大型網絡新媒體平台,足以證明自己在文宣系統中更具價值。

對中國互聯網輿論的管控方而言,將「網絡輿論陣地」劃分為「主流」、「亞文化」、「邊緣」等多個範疇,根據不同範疇,以傳統媒體、新媒體、自媒體「分而治之」,已經成為屢試不爽的稱手招式。這些不同的媒體形態,在歐美媒體世界已經拼得你死我活,在不同力量的作用下,為爭奪「真相」而大打出手。但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治下,它們卻曾經被認為可以和平共處。

可以說,湯蘭蘭案掀開了這一虛假和平的偽裝。在高層沒有統一口徑乃至沒有下達禁令的前提下,身為下游的市場化媒體與官辦自媒體,在種種爭議議題上隨時可以爆發衝突——這些爭議可以有關一場懸案,也可以關於北韓、農村問題、市場經濟問題……對管制者而言,最大的糾結在於,管制下的任何一邊都不能打倒另外一邊, 拿捏好其中的平衡,才可以讓管制者時刻處在戰場之外,扮出一副「公平裁判」的抽離角色——儘管很多時候,真正分裂、舉棋不定而各類力量纏鬥不休的,恰恰是管制者本身。

在歐美,主流媒體衰落而自媒體、新媒體、社交媒體崛起,帶來的是「後真相」時代——民眾不相信媒體,認為媒體是政治建制的喉舌與某派別政治正確的代表,和資本權力勾結而喪失公信力。這個現象,似乎並不適用於輿論管控力強大,「黨領導一切」的中國互聯網。但也許,湯蘭蘭案足以說明,「中國特色」的「後真相」時代已經降臨,只不過,這個「後真相」,到底削弱了什麼權威,加強了什麼權威呢?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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