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媒體觀察

疫苗風波:信謝安琪也不信專家,真的因為香港人都無知?

近日,網上流出香港藝人謝安琪質疑流感疫苗成效的錄音,錄音被廣泛傳播,要勞煩流行病學家公開澄清。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對醫護專業抱持懷疑態度,會那麼容易拒絕相信醫學專家的說法。


人們對疫苗的顧忌,其實可以被理解為很典型的風險社會現象。市民對醫護專業有一定程度的懷疑,很多時候是有生活體驗作為基礎的。 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人們對疫苗的顧忌,其實可以被理解為很典型的風險社會現象。市民對醫護專業有一定程度的懷疑,很多時候是有生活體驗作為基礎的。 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近日,網上流出香港藝人謝安琪質疑流感疫苗成效的錄音,錄音被廣泛傳播,要勞煩流行病學家公開澄清。事件瞬間成為網上熱話。筆者沒有能力就着疫苗和流行病學問題發表意見,但從傳播學的角度,一位明星的錄音發言可以引起這樣大的迴響,倒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首先要指出的是,謝安琪的錄音是朋友間的私人通訊。一位母親就如何確保家人健康的問題,在做了一些資料搜集後向友人發表意見,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她的資料和意見都是錯誤的,我們也很難說謝安琪沒有權利擁有和表述自己的看法。錄音被廣傳是始料不及,責任看來也不在她身上。至於身為名人,就算是有意無意也好,既然錄音已被公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資料來源和看法等問題作多一點交待,就見仁見智了。

網上有不少人批評,說很多無知的香港人寧願信明星也不信醫生。筆者認為這說法不太準確。數十年來,多少品牌用明星賣廣告,次次都成效卓著嗎?香港人真的會在那麼貼身而重要的問題上聽從演藝人士的意見嗎?其實,與其說一些網民相信謝安琪,不如說那些網民相信自己。近年傳播學者對假新聞的研究,大都指出人們相信假新聞是因為那些假新聞符合自己既有的想法。同樣道理,在這次事件上認同謝安琪說法的人,大抵不是因為真的聽得懂那五分鐘的錄音在說什麼,而是因為自己本來就對醫護專業有一定的懷疑,對疫苗有所顧忌,突然出現一位形象不俗的公眾人士說出對疫苗的不信任,便容易產生共鳴。

風險社會,普通人對專家系統的質疑

如果以上的詮釋是對的話,那麼我們要問的,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對醫護專業抱持懷疑態度,會那麼容易拒絕相信醫學專家的說法。撇除「香港人就是這麼無知」或「師奶就係咁蠢」這種武斷的論調,社會學家對「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分析,大概可以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一些方向。

1980年代,西方學界普遍感到現代社會的特質正出現重大改變,「後現代」、「晚期資本主義」、「後物質主義」等說法紛紛出爐。也是在這個時候,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提出了第二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說法。簡單地說,Ulrich Beck認為,在發達國家中,到了20世紀末,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已經不再是最基本的社會議題,社會組織和人們在生活中要處理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規避風險。

現代社會處理風險,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技和各種現代化的制度建設,但科技發展和現代社會和經濟制度並沒有解決所有的風險問題,它們本身反而弔詭地帶來新的風險。Ulrich Beck特別強調,在第二現代中人們要處理的風險,很多時候都是由處理之前問題所用的方法所帶來的副產物,「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都可能有附帶風險」變成一種常識。同時,隨着科技本身以及社會上出現的問題越來越複雜,科學家持不同意見的情況較以往更常出現,這令普通人開始感到無所適從,亦開始對各種「專家系統」失去原有的信任。

所以,人們對疫苗的顧忌,其實可以被理解為很典型的風險社會現象。事實上,對今天的香港人來說,除了一般的傷風感冒之外,在患上一些麻煩一點的病症時多看兩位醫生,結果從幾位醫生處聽到不同甚至有點矛盾的意見,應該是頗為普遍的經驗。市民對醫護專業有一定程度的懷疑,很多時候是有生活體驗作為基礎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要人們理性地面對和處理風險,並不容易。一個重要原因是風險這東西既為真實亦為虛擬。社會學傳統上有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這概念,例如大家都估計股市會上升,於是全世界一起入市,股市便因而上升,預言引發行動,行動導致預言實現。但風險恰恰相反,是一種自我否定的預言,例如你以為你有患上糖尿病的風險,於是你非常注意飲食和健康,結果沒有患上糖尿病,預言引發行動,行動導致預言的東西沒有出現。風險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但「遇到X的風險」始終不是「遇到X」,再加上其自我否定的傾向,這使到人們在生活世界中更難合理地掌握和應對風險。

筆者當然並非鼓勵人們不信任科學和專家。以上只是指出,人們對科學和專家不信任,是有其社會文化原因的,而且不一定是香港獨有的現象。

科學傳播由上而下已不合時宜?

在這背景下,一些從事「科學傳播」的學者就認為,當代社會需要的是新的傳播科學知識和資訊的模式和思維。例如學者Allan Erwin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科學傳播可以分為三種模式(註):最傳統的模式着重科學的獨立性,科學家不受政治影響,透過發掘事實和創造知識來幫助社會討論和思考,科學傳播由上而下進行,強調的是教育大眾。第二種模式強調通過對話和透明度來建立專家和民眾之間的信任,傳播是雙向的,強調的是專家也要問責,要對民意有所回應。到了第三種模式,強調的是如何引導科學和社會的發展,溝通和傳播在眾持份者之間多向地進行,促進對科技發展的批判,同時把社會上出現不同意見這一點視為資源。要留意的是,第二種和第三種模式不是要否定專家的知識基礎和重要性。它們強調的是,在傳播的過程中,單純由上而下的教育模式可能已經不合時宜。

如果人們因為一些在網上或其他渠道流傳的錯誤資料,而在一些醫學問題上得出錯誤結論,專家們出來澄清,自然是需要做的事。然而,如果整個現象是基於人們因各種當代社會中的生活體驗而導致對醫學專業有所不信任的話,那麼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科學傳播。

(李立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註:1. Erwin, Allan (2014). Risk, science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ird-order thinking about scientific culture. In Massimiano Bucchi and Brian Trench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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