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流出香港艺人谢安琪质疑流感疫苗成效的录音，录音被广泛传播，要劳烦流行病学家公开澄清。事件瞬间成为网上热话。笔者没有能力就着疫苗和流行病学问题发表意见，但从传播学的角度，一位明星的录音发言可以引起这样大的回响，倒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要指出的是，谢安琪的录音是朋友间的私人通讯。一位母亲就如何确保家人健康的问题，在做了一些资料搜集后向友人发表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她的资料和意见都是错误的，我们也很难说谢安琪没有权利拥有和表述自己的看法。录音被广传是始料不及，责任看来也不在她身上。至于身为名人，就算是有意无意也好，既然录音已被公开，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资料来源和看法等问题作多一点交待，就见仁见智了。
网上有不少人批评，说很多无知的香港人宁愿信明星也不信医生。笔者认为这说法不太准确。数十年来，多少品牌用明星卖广告，次次都成效卓著吗？香港人真的会在那么贴身而重要的问题上听从演艺人士的意见吗？其实，与其说一些网民相信谢安琪，不如说那些网民相信自己。近年传播学者对假新闻的研究，大都指出人们相信假新闻是因为那些假新闻符合自己既有的想法。同样道理，在这次事件上认同谢安琪说法的人，大抵不是因为真的听得懂那五分钟的录音在说什么，而是因为自己本来就对医护专业有一定的怀疑，对疫苗有所顾忌，突然出现一位形象不俗的公众人士说出对疫苗的不信任，便容易产生共鸣。
风险社会，普通人对专家系统的质疑
如果以上的诠释是对的话，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医护专业抱持怀疑态度，会那么容易拒绝相信医学专家的说法。撇除“香港人就是这么无知”或“师奶就系咁蠢”这种武断的论调，社会学家对“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分析，大概可以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方向。
1980年代，西方学界普遍感到现代社会的特质正出现重大改变，“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后物质主义”等说法纷纷出炉。也是在这个时候，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提出了第二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说法。简单地说，Ulrich Beck认为，在发达国家中，到了20世纪末，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已经不再是最基本的社会议题，社会组织和人们在生活中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规避风险。
现代社会处理风险，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和各种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但科技发展和现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风险问题，它们本身反而吊诡地带来新的风险。Ulrich Beck特别强调，在第二现代中人们要处理的风险，很多时候都是由处理之前问题所用的方法所带来的副产物，“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都可能有附带风险”变成一种常识。同时，随着科技本身以及社会上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科学家持不同意见的情况较以往更常出现，这令普通人开始感到无所适从，亦开始对各种“专家系统”失去原有的信任。
所以，人们对疫苗的顾忌，其实可以被理解为很典型的风险社会现象。事实上，对今天的香港人来说，除了一般的伤风感冒之外，在患上一些麻烦一点的病症时多看两位医生，结果从几位医生处听到不同甚至有点矛盾的意见，应该是颇为普遍的经验。市民对医护专业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很多时候是有生活体验作为基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要人们理性地面对和处理风险，并不容易。一个重要原因是风险这东西既为真实亦为虚拟。社会学传统上有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概念，例如大家都估计股市会上升，于是全世界一起入市，股市便因而上升，预言引发行动，行动导致预言实现。但风险恰恰相反，是一种自我否定的预言，例如你以为你有患上糖尿病的风险，于是你非常注意饮食和健康，结果没有患上糖尿病，预言引发行动，行动导致预言的东西没有出现。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但“遇到X的风险”始终不是“遇到X”，再加上其自我否定的倾向，这使到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更难合理地掌握和应对风险。
笔者当然并非鼓励人们不信任科学和专家。以上只是指出，人们对科学和专家不信任，是有其社会文化原因的，而且不一定是香港独有的现象。
科学传播由上而下已不合时宜？
在这背景下，一些从事“科学传播”的学者就认为，当代社会需要的是新的传播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模式和思维。例如学者Allan Erwin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科学传播可以分为三种模式（注）：最传统的模式着重科学的独立性，科学家不受政治影响，透过发掘事实和创造知识来帮助社会讨论和思考，科学传播由上而下进行，强调的是教育大众。第二种模式强调通过对话和透明度来建立专家和民众之间的信任，传播是双向的，强调的是专家也要问责，要对民意有所回应。到了第三种模式，强调的是如何引导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沟通和传播在众持份者之间多向地进行，促进对科技发展的批判，同时把社会上出现不同意见这一点视为资源。要留意的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不是要否定专家的知识基础和重要性。它们强调的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单纯由上而下的教育模式可能已经不合时宜。
如果人们因为一些在网上或其他渠道流传的错误资料，而在一些医学问题上得出错误结论，专家们出来澄清，自然是需要做的事。然而，如果整个现象是基于人们因各种当代社会中的生活体验而导致对医学专业有所不信任的话，那么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传播。
（李立峰，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1. Erwin, Allan (2014). Risk, science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ird-order thinking about scientific culture. In Massimiano Bucchi and Brian Trench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這篇文章漏了兩個背景。
一個是醫療議題上，華人社會由於有非科學、但自成系統的中醫體系在支撐，對於西醫與科學的質疑並非僅限於消極面的排拒。第二是對西醫以及科學方法本身的質疑，僅管在西方，科學哲學中也早有大量討論。
忽略這兩者而將醫療議題限縮到專家（專業）與民間意見（非專業）的歧異、乃至傳播之效果，是非常可惜且具誤導性的。容易讓人認為這個議題只在於（被預設為正確的）專業意見未能正確下達，卻忽略也許確實有另一種可行的醫療出路；而所謂的民間意見，有時亦有其背後正確或務實的理據，只是不為主流學界所接受。
名人的私人留言外流，要罵就去罵豬隊友。錯的消息亂傳，醫生糾正一下又有甚麼問題，言論自由喔。
為什麼醫生門也要對事件回應，師奶閒聊你們也參一腳，是水準低了，還是真的怕再找下去找到甚麼，清者自清也不懂，參一腳說幾編學術文章，有用嗎。
香港是進入了低智時代，還是進入甚麼都不相信的年代，現在的社會，假話太多，已經令普通市民不知如何分辨。
回說師奶謝安琪，人家跟朋友談天chatchat，關大家甚麼事，為什麼要說三道四，小小言論自由都不能嗎。
疫苗有用無用，自己想吧，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