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曾鈺成：我們要研究，香港憑什麼讓中國政府保留一國兩制

【編者按】：2017年11月13日，「中國香港特區二十年：跨學科視野」研討會於美國史丹福大學開幕，一連四天巡迴四間美、加大學，並邀請到多名中港政界學界人士出席，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及香港資深媒體人程翔。由於王振民最終未能成行，僅通過預錄的影片傳達觀點，曾鈺成成為會場內唯一的建制派代表。曾鈺成在幾天的會議期間，數度談到了十九大後中國與香港關係的前景。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堅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香港建制派最大黨民建聯的創黨主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在去年11月13日的一篇專欄《利在何方》中，問了以上的問題。在文章結尾，他這樣回答：

「這問題的答案並不明顯，在十九大報告裏似乎也找不到。」

在文章刊登當日，曾鈺成身在美國，正出席一個一連四天的大學巡迴研討會，與李柱銘、程翔、王振民等中港政界人士討論中港關係近年的變化。在會上，他再次拋出專欄中的問題。

曾鈺成認為，十九大報告中傳遞了一個好消息，就是「中央政府仍會嚴格遵守一國兩制」，「我希望，在習重新確認中國政府的立場，是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後，那些（說中央政府會放棄一國兩制的）威嚇就可以停止了」。

不過，好消息背後的隱憂仍揮之不去。曾隨即指出，有別於兩個前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在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說明為何要堅持一國兩制，只提到需要維持香港繁榮穩定。

有台下觀眾問他，香港對中國的談判籌碼有什麼？
「香港的談判籌碼只來自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的支持。如果他們不再擁護一國兩制，那香港就不再有任何談判籌碼了。」

面對中港關係近年天翻地覆的變化，香港應該如何自處，走向何方？香港各派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又有什麼改變？研討會期間，端傳媒問了曾鈺成一些問題。

問：端傳媒

曾：曾鈺成

「他們來了香港，肯定還是會受一些影響」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受國際關注，一些國際評級，如穆迪、標普、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等等，香港都一直下跌，而這與中國因素的關係非常大。北京政府、港府和香港人，應該如何看待、回應這些負面評價？

曾：國際社會關注香港，這是好事，證明香港還是受到重視的。另一方面，這也讓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明白，維護香港地位的重要性。例如司法獨立，這的確是香港非常重要的基石，我們不能讓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失去信心，這是需要注意的。

問：你做召集人的智庫「香港願景」也提出，在「一帶一路」中，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也可以成為新的優勢，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作用，成為國際法律樞紐。

曾：是的。

問：香港如何保持國際金融中心，以及進入中國大門的跳板等地位？

曾：簡單地說就是維持一國兩制。第一，要是香港不能維持原來制度的特點，或者變成跟中國其他城市沒分別的話，這個角色就沒了。第二，香港也要維持自己的政治、社會的穩定。譬如佔中那年，本來有個國際會議（編按：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財政部長會議）計劃在香港舉行，因為北京擔心香港會亂，就改到北京去了。所以如果要讓國際投資者願意來，我們自己的一些矛盾都要好好解決，不能讓它成為亂的因素。

問：大灣區是未來中港融合的發展重心，香港的位置是什麼？融合過程中，香港人要留意什麼？
另外，香港在一帶一路上，能有什麼作為？

曾：我的智庫剛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還不能說有很完整、成熟的看法。習近平把大灣區放在十九大報告上，我們也看到，被納入的城市都非常積極。這兩屆特區政府對這方面的發展機遇，也比過去積極，最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也講了一些想法。但特區政府也承認，一般的市民，包括專業人士，對大灣區和一帶一路，都沒有準確的認識，所以也太不重視。特區政府需要帶頭，讓香港更多人能掌握正確的信息。譬如說鼓勵年輕人創業，就要談具體怎麼利用這機會，而不止步於大灣區這個概念。

另一方面，還要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譬如我的智庫在研究，如果香港的家庭到大灣區工作和居住，那麼教育、醫療、安老怎麼解決？過去的政策，一條深圳河隔開，不用考慮對面的情況，現在可能不行了。至於香港的角色，特區政府也常掛在嘴邊，如何利用一國之利，兩制之便。這沒有問題，確實現在還有很多事是在香港能做的，內地的其他城市還做不到。

問：你在專欄中提到，香港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大不如前了，中央政府願意堅持一國兩制的理由已經剩下不多……

曾：我沒有說（後面）這句。我的意思是，過去很多年，一直認為香港對國家的重要性在於「經濟」，但是現在大家都看到，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問題就是，我們憑什麼，香港還有什麼最重要的價值，讓中央保留一國兩制？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我絕對沒有說我們現在沒有貢獻了，剩下不多了，不是這個意思。我舉個例子，發展一帶一路戰略，要解決國際合作的一些糾紛問題，香港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另外，為什麼內地這麼多人對香港還是很有興趣呢？為什麼一些企業還要來香港？雖然說「經濟總量」佔全國很低的一個比例，但為什麼他們還要來？用這樣的數字（GDP比例），不能準確反映制度上仍然存在的優勢。譬如內地的證券市場出現很大的問題，他們也要看香港，也要來香港取經。香港是一個比較複雜、發展程度很高的社會，很多複雜的問題，我們有怎麼去解決、應對的經驗。我也出席過不少在香港辦的培訓班，很多內地的中下層幹部來學習。為什麼來香港呢？我們還是有我們的經驗。

問：在改革開放前期，大陸學習的是，通過參照香港的市場經濟制度，來建立自己的體系；而現在還可以繼續學習的，是香港處理這種制度衍生出的問題的經驗。

曾：可以這樣說。另外，香港到目前為止，還是有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資訊的流通還是自由的，這一點在內地還沒有做到。那很多事可以在香港發生，在內地就不行。這也是制度上的優勢。還有，香港七百多萬人的地方，有八個大學，全世界的學者都來交流，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現在香港的大學當中，有很多內地來的同學。我相信他們在香港上學的體會和經驗，是內地沒有的。

問：許多在香港的內地學生，也許只是簡單地希望獲得一個好點的學位，在香港或回內地找一份不錯的工作。他們很在意香港的獨特價值嗎，譬如你說的「開放」、「自由」？

曾：這是正常的嘛，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是這樣。 要是很多年輕人都有政治的訴求，其實反倒不正常。不過在意識形態上，他們來了香港，肯定還是會受一些影響。

「沒有一個新出現的團體能在香港政壇發揮多大的作用」

問：你作為政治觀察者，認為香港的政治氣候有沒有改善的勢頭或可能？

曾：林鄭月娥的工作是比較困難的。有一些政治、社會的矛盾，是長期積累下來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解決。她的長處大家也能看到：政府工作經驗很豐富，和班子之間的合作非常好，也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這些條件都可以利用，但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解決什麼問題。

問：香港建制派現在還有說服和影響中央的議價能力嗎？傳統建制派會否擔心未來中央會替換香港的建制派？

曾：第一，替換香港的建制派談何容易？建立新的政治組織不容易，也需要發展。在過去這幾年，我們也看到一些新的團體。我這樣說也可能會得罪他們，但你可以看到，沒有一個新出現的團體能在香港的政壇上面發揮多大的作用。我不想說太多關於他們的負面看法，因為他們肯定要不高興，但事實是這樣，包括從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都看得出來。

另外，關於「議價能力」，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假設，中央有一些看法，建制派非常不同意，需要和中央議價，這是不準確的。我可以這樣說，中央的全部決定，都已經充分地考慮了建制派的意見，所以當中央提出來，建制派肯定支持，不存在什麼說服不說服。當然，中央和建制派的交流、溝通比中央和反對派要好得多。講一個具體的例子，比如「8．31」（政改方案），我個人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也跟中央的官員反映了。但在建制派中，比我多得多的人不同意我的看法（這是中央做決定的基礎）。你有沒有一個例子，說香港建制派的多數意見，和中央的不一樣，而且中央還不理會？你是找不到的。所以這個問題意義不大。

問：談談建制派的改革吧。

曾：每個派別都需要改進。民主派也需要，大家都一樣。這個社會變得很快，尤其是香港。任何組織，不光是建制派、政黨，怎麼能不改革？

問：那可不可以談一下具體的改革方向？例如你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政治人才的培養。經常有人談到，建制派中生代以後人才不足。

曾：我不贊同這種看法。好，你舉一個民主派的議員，質素最高的，你拿出來，那我也拿一個建制派議員，保證質素不會低於民主派。

問：的確這種批評不光是針對建制派，也有人對民主派議員提出過。其實這一類對議會政治的批評，也牽涉到另一個現象，即年輕人政治參與，越來越多從各種社會運動開始，而非傳統政黨，你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曾：我們還要看具體的情況。首先這是全世界的一個趨勢，香港當然也有香港特殊的環境。過去，例如2003年，出現過七一大遊行這樣的大規模反對政府的運動。當年的區議會選舉，就冒起了很多新的小型組織──或者現在叫「政治素人」──打進區議會。但過了一段時間，全部都不見了，下去了。兩三年前的「雨傘運動」，出了一些人，但這些人能不能組織起來，凝聚力量，成為比較持久的政治勢力，我們還要看。年輕人可以說很有衝勁，但是你要他穩定、長期地在議會政治裏堅持，他們不一定會做得到。林鄭的政府看起來很重視吸納這些聲音，當然這也不太容易。因為這些年輕人參與政治，本身就是反建制的，所以她願不願意、能不能把他們吸納到建制裏面，這個還要看。

問：你如何評價現時的建制派，尤其是現時的建制少壯派？有意培訓新的建制領袖嗎？

曾：我對每一代年輕人的成長是有信心的。我們這些老人家去指手畫腳，說怎麼培養……他們會找到自己的道路的。現在的政治環境也和我成長的時候不一樣，這個我不會來指指點點，年輕人應該怎麼樣。他們邀請我去講講課，我是很樂意的，但我不會主動去干預。他們會在時代的要求下成長，不需要我。任何時候都是這樣吧，你能說習近平是誰培養出來的嗎？

問：談談中央與民主派的關係吧。中央政府還在意民主派嗎？

曾：畢竟香港市民起碼一半以上都支持民主派，所以我覺得中央政府也好，特區政府也好，絕對不能不把民主派放在眼裏，拒絕和他們打交道。我也注意到中央有些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包括習近平，在香港7月1號的講話裏面也講了，你不能衝擊「一國」或者國家對香港的主權，在這個底線之上，誰都可以對話。起碼他們是這樣講的。你注意泛民陣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公開聲明反對港獨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無意衝擊底線。所以為什麼不能談呢？

問：你未來會推動與泛民的和解嗎？之前無論學生、智庫還是政府，都提議過建立跨黨派的政治討論平台，你覺得有用嗎？你未來的目標是什麼，會專注辦智庫嗎？特首選舉過後，你的智庫定位會是什麼？

曾：這個怎麼說呢，我是沒有太大的雄心壯志。我已經七十歲了，是個老人（笑）。我會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寫寫文章我是還可以的，然後在學校裏面教點書。在對香港的管制和一國兩制的發展特別重要議題上，智庫都會關注。在智庫上我花的時間不算太多，但每一份研究我都有看。現在發展還算比較好，能做多少也很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