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何邊書:華為的困局根植於「產業民族主義」

華為在5G上的「領先」有沒有被誇大,這種「領先」是不是這麽重要?值得進一步分析。


2018年12月15日,在波蘭華沙的華為第一家商店開幕儀式上,有不少華為商標的蛋糕。 攝:Jaap Arriens/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12月15日,在波蘭華沙的華為第一家商店開幕儀式上,有不少華為商標的蛋糕。 攝:Jaap Arriens/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華為「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一事引起廣泛關注。美國雖有因違反制裁禁令而處罰中國公司的先例,但直接拘捕公司高層還是第一次。何況美國「打壓」華為並非單一事件。有理由相信,這是美國打擊華為的一環。

基於華爲與中國政府不清晰的關係,美國擔心華為的理由有三個:第一,5G是當前各國競爭的大蛋糕,華為在5G研發中處於領先地位;第二,華為曾有「剽竊」美國科技的歷史,美國認爲華為一直盜竊美國技術;第三,美國擔心華為可能在設備中安放後門,為中國「間諜活動」提供便利。至於華為涉嫌偷運美國禁運品給伊朗,只能算較爲次要的理由(但正好被用來做口實)。

平心而論,所謂剽竊和「間諜活動」都缺乏證據。即便是美國智庫CSIS最新的相關報告(James A. Lewis: How 5G Will Shape Innovation and Security A Primer),在剽竊和安全問題上對華為的指控都非常空泛。

華為多年前曾被指控剽竊思科的技術,但現在華爲投入巨大的研發費用,其獲得的專利不太可能僅憑「剽竊」就能得來。不過,除了一般理解的投入開發新技術之外,華為近年還大規模收購外國科技公司,因此華為「自主研發」的投入並沒有紙面上這麼大。只是雖然這些收購行動已經引起外國的關注,但收購本身是合法的,通過收購獲取技術/專利也是西方企業慣用的模式,因此把華為的行為指責為「剽竊」也有失公道。

至於美國不斷聲稱的華為在硬件中安放後門的指責,雖然在技術角度確有可能,但美國也很少拿出真憑實據。CSIS報告在這方面引用的還是美國2012年國會報告的內容,裏面提及的「證據」大都是環境證據,比如認爲華為和中興對美國調查不配合,沒有正面回答美國方面的問題(大部分是華為和中國政府的關係)等等。美國不拿出直接的證據,可能是沒有,可能是有國安方面的考量,但在中國人看來更像是「口説無憑」。

事實上,美國2012年國會報告中花最大量篇幅描述的,是華爲與中國政府的可疑關係;CSIS報告重點放在華為5G技術的進步對美國國安的影響上。綜合分析,若華為成功佔有市場,美國將面臨三種國安挑戰:第一,在5G技術中將不得不受制中國;第二,華為萬一在設備中安放後門,美國就無法防備;第三,華為在5G技術的領先將幫助中國在其他高科技產業領先,從而可能在科技上「彎道超車」。

可是,華為在5G上的「領先」有沒有被誇大,這種「領先」是不是這麽重要?值得進一步分析。爲此,必須回顧並分析電信與5G技術的發展史。

2018年12月12日,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被監視下從加拿大溫哥華的家中離開。

2018年12月12日,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被監視下從加拿大溫哥華的家中離開。攝:Ben Nelms/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5G技術是全球化的產物

5G時代與之前不同的地方是,從一開始,國際電信產業的持份者(包括製造商和運營商)已策劃了一個統一的國際標準。

在電信發展史上,全球無綫電話長期使用多個標準。在1G時代(模擬制式的「大哥大」電話),日本用NTT,美國用AMPS,北歐用NMT。在2G時代,全球有GSM和CDMA系統兩個陣營。到了3G時代,全球進一步分爲UMTS 、EDGE、W-CDMA、CDMA2000、WiMAX、TD-SCDMA等陣營。這些標準不統一,加大了製造商和運營商的成本,國際旅行者到標準不一的地區旅行也非常不方便。

到了4G時代,如果不算上「3.5G」的HSPA+技術,一開始LTE和WiMax技術並行,最後LTE(及其變種)戰勝了WiMax。LTE有兩個變種,一個是分頻系統FDD(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一個是主要是中國在用的分時系統TDD(Time Division Duplexing)。FDD和TDD在底層編碼上是一樣的,區別在於「雙工」(duplexing)的模式,FDD用兩個頻率,一個頻率用於上行傳輸,一個用於下行傳輸;TDD用一個頻率,以交錯的時段分別實現上行和下行。有人認爲由於在底層它們相通,於是還只算是一個標準。如果這種説法成立的話,LTE算是全球首次基本用上統一標準(當然這是競爭之後的產物)。這在無綫通訊中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因爲它極大降低了生產和使用的成本。現在大家到國外旅行,手機上網漫遊非常方便,費用也相當低廉,標準統一是最非常重要的因素。

於是,到了5G時代的門檻前,全球電信業持份者紛紛認識到全球標準統一的好處,於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不搞兩套系統,而是共同協商同一標準。這在無線電訊史上是第一次。 不另起爐灶的一個原因是5G系統非常複雜。5G計劃把三個不同的應用場面聚合在一起。第一個是「傳統」的電信和移動上網服務(eMBB場景),這個應用的關鍵是帶寬要夠寬,速度要足夠快。某种意義上說,是4G的升級版。第二個場景是遠程控制(uRLLC場景),例如無人機、無人汽車、遠程醫療等,這種應用更需要低延時性。第三种應用場景是把能想到的日用設備都連上網(mMTC場景),紛紛從「笨蛋」變爲「智慧」,比如電冰箱、電飯鍋、電燈之類(即所謂「物聯網」)。這種應用場景不需要很快的速度,也對實時性要求不高,但由於涉及的「智慧產品」數量極爲龐大,於是要求網絡容量足夠高,功耗則越低越好。

這三种場景的要求差別很大,很多時候甚至互相衝突,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要連上網。於是整個5G系統就變成一個龐然大物,單獨開發的難度很大。統一標準,能便利系統開發。

解釋5G系統不再另起爐灶的另一個說法(甚至更重要),是到了4G年代電子產品已進入微利,如果5G繼續分裂為兩個或以上的陣營,會嚴重影響整個行業的盈利。這一點與以上討論的5G系統複雜也是相關的:正因為系統複雜,開發和建設費用都高,投入必然相當巨大,也影響贏利。

不過,筆者認爲,微利預期只適用於傳統場景的情況。而且,在傳統場景下,以當前應用而論,對大部分人來說,4G速度已經足夠快,更大的需求WiFi可以滿足。因此對普通消費者而言,若沒有「殺手級的應用」,他們是否願意花更多錢去從4G轉用5G,尚有很大疑問。很多普通消費者並沒有強勁的數據需求——美國2G服務在2017年底才中止,使用3G網絡的還大有人在——或許「擴增實境(AR)」是一個應用,但目前還限於遊戲領域。

相反,如果5G應用真的能成功擴展到其他兩種場景,涉及的多是行業應用,利潤將很大。可是,無論「智慧產品」還是遠程控制,都要等5G建設好才能發展應用,但能否實現、以及真實需求的規模,都還有待檢驗。比如無人駕駛汽車是否實用?比如是否每人都需要一個從辦公室就能控制的電飯鍋?即便這些電器「應該」連上網,爲何不用wifi而要用5G?這些都很成疑問。

因此,雖遭媒體力捧,5G技術仍然像是一種營銷的手段,真實的贏利前景和贏利時間尚無法肯定。

華為並非「一統天下」

整個5G系統,大致可分爲用戶設備(包括傳統移動電話及非傳統的設備如智慧用品、無人汽車等)、無綫接入網絡(RAN)、骨幹網絡三大部分。制定5G標準的聯盟(國際移動通信標準化組織3GPP)包括芯片設計、網路設備商、運營商等等。由於系統複雜,「部件」衆多,涉及的標準和專利很多,沒有一家能「獨吃」。如科技評論者項立綱的一篇文章指出,現在全世界5G標準立項且通過的標準共50項,中國移動的標準佔了10項,數量最多。

圖:端傳媒設計組

華為之所以比中國移動還引人注目,是因為華為競爭的是最基礎、最核心的標準,即編碼標準。編碼標準分爲數據信道(實際數據的編碼)和控制信道(控制信號)兩種,數據通道又分爲長碼和短碼兩類;控制通道的編碼很短,故此不涉及長碼。編碼標準主要有三家激烈競爭,美國高通主推的LDPC方案、中國華為主推的Polar方案、歐洲主推的Turbo方案(該方案在3G和4G時代是主流標準)。

在2016年10月的國際會議上,在eMMB情景中的數據通道的長碼方案採用高通主推的LDPC碼,短碼懸而未決。2016年11月的第二次會議中,eMMB情景中的數據通道的短碼方案也被LDPC拿下,但eMMB情景中的信號通道的短碼方案則被華為的Polar方案拿下。在2018年6月,這些結果正式被公布為5G的標準。

這裏值得指出幾點。

第一,在5G應用中的三大情景,目前只確定了eMMB情景的編碼標準(即最傳統的手機語音數據應用),其他兩個情景尚在討論中。

第二,中國很多媒體和自媒體一直宣傳的華為贏得5G標準有點誇大其詞。正確的説法是,高通和華為在三項投票中(數據通道長碼、數據通道短碼、控制通道)贏了兩仗,輸了一仗。

第三,華為力推的Polar碼,其實不是華為自己的發明,是一位土耳其專家提出的理論。華為基於這種理論做研發,獲得一些專利。但亦有人指出,專利並不都在華為手上。因此,它應該被形容為「華為力推」的方案,而不是「華為的方案」。這兩者有很大分別。

因此,華為在5G中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程度並非沒有被誇大的嫌疑。從技術上說,華為尚未取得令人擔憂的壟斷和領先地位,在關鍵芯片上還依賴外國,整個5G國際市場還是多邊合作的共贏局面。這本來也是全球化經濟的特徵和願景。

2018年9月26日,中國國家會議中心舉辦的PT Expo China 2019期間,一名男子在華為5G廣告牌前用手機講話。

2018年9月26日,中國國家會議中心舉辦的PT Expo China 2019期間,一名男子在華為5G廣告牌前用手機講話。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5G技術先天帶有「產業國家主義」色彩

放在以前,華爲這些成功實在不足以被專門針對。諷刺的是,5G技術又先天帶有「產業國家主義」色彩,與這種產業全球化理念相悖。

首先,5G時代的願景是把一切可以連上網的事物都網絡化,社會將前所未有地依賴網絡,這必然帶來安全問題。

在5G之前,電訊業其實也被廣泛視為「重要基礎行業」,與國安密切相關。中國尤其如此,比如中國電信業一向禁止外資插足;當年新加坡電信想要收購香港電訊,還被香港政府和中央聯手阻止。但在前5G年代,「產業民族主義」一般只限於運營商必須是國資企業,5G系統比以前複雜得多,還涉及遠程控制和物聯網,以及背後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一旦被滲透後果不堪設想。因此美國從只關注中國運營商擴展到關注網絡設備的安全性,是值得理解的。

其次,由於初始投入巨大(特別是基建,因為5G 頻率高,傳輸距離短,需要極多的基站),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沒有國家政策的推動,5G很難成事。5G還與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激烈競爭技術相關聯,這對國家科技競爭力很重要,若完全由市場運作,分立的公司未必有全盤規劃的眼光。

正因如此,5G必然帶有「產業民族主義」的基因。到了在世界開始質疑全球化的年代,「產業民族主義」就不得不成爲一個極為重要的思量因素。

中美都致力5G的發展,將其視為下一個科技競爭的焦點項目。中國早在《中國製造2025》中,已經把5G產業列為重中之重,多個部門聯合支持5G基建,金融機構提供資金、外交機構為之護航等,幾乎是舉國之力。在5G基建方面,中國現有的無線基站已經有35萬個,遠超美國(3萬個左右)。

美國意識到落後,也一改在1G—4G時代任由市場發展通訊產業的態度,開始積極制訂5G產業政策。今年10月25日,特朗普簽署了總統備忘錄,要求制定積極的頻譜政策支持5G。這當然只是第一步,而美國各界也不斷呼籲,政府應該在基建等方面「鬆綁」,減少監管。可以預期,美國政府積極干預政策將不斷出台。

中國和華為未能化解外界質疑

其實華為之所以被單獨拿出來針對,也有部分中國和華爲自己造成的原因。除了華爲與中國政府關係不明這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外,還有兩個重要因素。

第一,華爲追求「通吃」。

華為的真正强大之處(或令美國擔憂的地方)有兩個。首先,它是一家市場佔有率很高的最終設備商和集成商,而不只是芯片商或者電腦提供商。相對於芯片商等,最終設備商和集成商最容易在設備上「動手腳」。即便安裝時百分百安全,單是定期的更新已給「動手腳」留下空間。

更重要的是,華為特點不在於「特別精」,而在於「特別廣」。可以看出,在用戶、無綫網路和骨幹網絡三大塊中,華為的設備都占重要地位,而且它是唯一採取這個「由上至下」通吃的公司。

在設備內的八個關鍵部件上,儘管華為尚未能像設備市場那樣通吃,但在小型基地台芯片組和網絡處理器方面,華為都躋身前三,能與華為匹敵的公司寥寥無幾。而且華為在市場佔有率不高的其他六個關鍵部件上,還有備用的技術和開發能力。

這與其說是華為擁有過人的技術,不如說是一種充滿中國式的自力更生的「產業民族主義」市場策略。與之相比,美國不但沒有一個「通吃」的廠商,在無綫通訊網的基建上,甚至整個美國都沒有設備商。美國以前最有名的設備商朗訊(Lucent)早在2006年已經被阿爾卡特(Alcatel)兼併,隨後整個阿爾卡特—朗訊又被諾基亞兼併。思科公司一向只提供骨幹網絡設備和用戶端設備。於是美國要建設5G無線網絡,不是用中國的華為、中興,就是用歐洲的愛立信和諾基亞產品。

美國之所以在無線通訊網設備上「全軍覆沒」,是因爲美國廠商基本遵循市場優化的原則,不會不顧成本地在各條戰綫上追求「一統天下」。朗訊本身就是從巨無霸AT&T分拆出來的公司。美國政府基於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經濟考慮,也沒有出手扶持設備產業。在全球化時代,這些做法都沒有問題,但放在「產業民族主義」的角度下考量,美國公司的策略不能不說是一個頗大的缺口。這也是美國一定要拉上歐洲的原因。

華爲爲何能(看起來)違反經濟規律,這和中國政府的支持當然關係重大。不過詳細討論超出本文的範圍,此不多談。

圖:端傳媒設計組

由於華為的「通吃」特性,它的規模遠超其他的電訊設備公司。2017年它的銷售額接近第二名的思科兩倍,接近其無綫設備競爭對手諾基亞和愛立信的3-4倍。其規模有助於它利用更低的價格把對手擠出。華為設備價格的相對低廉,也很可能與中國政府背後的支持有關。這些都有助華為佔領市場。早在2014年,華為就獲得世界第一份5G商業合同,在俄羅斯測試5G技術,為2018世界盃服務。華為董事長最近宣佈,華為已經獲得22份5G的商業合同,在5G市場獲得先機。

第二,中國過分強調民族主義,過分強調「技術獨立」,「統一的國家利益」,進一步加深外國的質疑。

中國在產業標準上早有「產業民族主義」的先例。比如在2003年,中國提出WAPI標準,要求所有Wi-Fi設備都需要用其標準,而且手機上不得支持Wi-Fi。中國和Wi-Fi聯盟角力好幾年,到2009年,中國才不得不採取「兼容方案」,為Wi-Fi開禁。

在2006年,中國又在3G標準上力推大唐TD-SCDMA標準。如果按照完全的市場運營原則,不成熟的TD-SCDMA標準必然不可行,其能上馬完全是中國提供大量補貼、硬性要求中國移動的力推的結果。中國移動的3G業績很糟糕,於是不得不提前升到4G,在4G時代搶了先,在5G年代也率先推出多項標準,這有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5G時代依然如故。2018年5月,中國網上突然興起討論,指責中國聯想公司在上述2016年的兩次國際會議的投票中「出賣華為」,引起不小風波。矛頭直指聯想老總柳傳志。聯想否認,但含糊其辭,鑒於柳傳志人脈甚廣,因此還出現「電訊業大佬紛紛力挺柳傳志」之事。這種指責認爲,正因聯想沒有「支持」自己人,在2016年第二次會議的對數據通道短碼的投票中,聯想以及其子公司摩托羅拉沒有支持華為的polar方案,以致其落敗。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國公司「必須」支持中國公司,否則就是「賣國」。

這種「產業民族主義」的心態與全球化摒棄國界區隔的潮流,或者說與國際產業界決意形成「統一的5G標準」的國際協作精神背道而馳。一方面,這種心態進一步鼓動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助長了外國對中國的「陰謀論」,擔心中國在制定科技標準背後的意圖。

在這種「產業民族主義」的宣傳下,即便華為真的不存此心,要擺脫外國敵視,也注定無法成功。中國這樣做到頭來可能會得出「一拍兩散」的結局。美國傳出消息,正考慮以「緊急狀態」的名義,規定美國不得進口華為和中興的設備。其他國家暫時沒有這麼極端,但相信在美國積極推動下,響應美國的盟國最終不在少數。最極端的情況,5G產業在政治壓力下再次形成兩個標準或兩個陣營,這對整個產業界來説可能是最大的苦果。

(何邊書,科技與科技史作家)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中美科技競爭 評論 何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