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媒體素養

朱順慈:指尖上的自由?──在網絡世界謹言慎行的年輕人們

總結十次訪談,受訪的中學生習慣看別人的留言,卻不想其他人看見自己最真誠的想法;他們知道有很多發表意見的途徑,但為了避開衝突和被起底的風險,寧願不說,或者用搞笑好玩的方式來說。


受訪的中學生習慣看別人的留言,卻不想其他人看見自己最真誠的想法;他們知道有很多發表意見的途徑,但為了避開衝突和被起底的風險,寧願不說,或者用搞笑好玩的方式來說。謹言慎行,網上如是,日常生活如是。  攝: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受訪的中學生習慣看別人的留言,卻不想其他人看見自己最真誠的想法;他們知道有很多發表意見的途徑,但為了避開衝突和被起底的風險,寧願不說,或者用搞笑好玩的方式來說。謹言慎行,網上如是,日常生活如是。 攝: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夏日某天,收到彭麗君教授電郵,邀請我出席她發起的「香港與自由工作坊」。電郵第一段說: 「在眾多香港被公認的核心價值中,歸根究柢,很多香港人心底裏最珍視的可能還是自由。但自由非常難以被定義,自由永遠是相對的,也永遠受很多條件限制;自由有消極和積極之分,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也常有矛盾。尤其是在香港,在其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下,香港人所享有的自由充滿異化。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在如此擁擠的環境和劇烈的競爭下,香港人對自由依然有很強的堅持和執著。」

這題目涵蓋的範圍着實不小,我卻立刻想起過去五年,我從不同研究項目累積得來的一個相反印象──在相對來說仍然相當自由的社交媒體上,年輕人不見得願意實踐這種自由。

由2012年開始,我做了三個以香港青少年為對象的研究,為此組織了十個焦點小組,跟五十多個訪問時介乎15至18歲的中學生面談,男女約各佔一半。除了本身的主題,每次都有一個專門討論媒體使用習慣的環節,這本來是作參考用的背景資料。不過,幾年下來,定期聽到年輕人談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活動,包括喜歡的內容、讚好和分享的習慣、對留言的態度等,發現當中有些共通點和趨勢,反映他們怎樣理解和實踐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自由」。我認為,這些取態跟媒介與資訊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以及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息息相關,值得關注和討論。

我從十次訪談內容,整理了五個主要觀察。

一、常用和有用

訪談環節開始時,我會請大家先談一談他們最常用的媒體,提問時就直接用「媒體」兩字,由他們自己定義。2012年時,大多數人首先提及的是報章、電視劇集或電台節目;提起網絡時,主要是YouTube和Facebook。到最近這一次(2017年9月),幾乎所有人一開口提的都是WhatsApp和Snapchat。輪到一個男生,他有點不好意思,問:「新聞算不算?」

如果要執著於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分類,新媒體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但要強調的是,對這群生於1990年代中後期的年輕人來說,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所謂看的是新媒體還是舊媒體、內容是大眾還是小眾、人是在線上還是線下等意識。例如,雖然不少人表示自己越來越少看電視,但每次問及當時在播放的劇集,為數不少的被訪者不但知道劇情,評論起來亦頭頭是道。儘管面對不少批評,無綫電視仍然是有優勢的大台,互動新聞台更是中學生接觸新聞的主要渠道。不少人在學校訂閱《南華早報》和《明報》,在家裏通常看免費報紙。如果是自己主動找來看的,較多人提起蘋果動新聞。他們坦言,新聞很多時都是在Facebook偶然看到,有興趣的話會點擊進去看。不過因為修讀通識科,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為了緊貼時事和找獨立專題研究的題目,仍然會定時讀報。

媒介融合已經講了很多年,媒體之間的界線早變得模糊,上網追劇、重溫電台節目、找新聞資料做功課……對自出娘胎已身在網中的青少年來說,新與舊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能滿足娛樂和學習的需要,有用自然會常用。互聯網上,娛樂、資訊和教育的選擇絕不算少,新生代在這方面的「自由」,可說毋庸置疑。

二、惜like如金

話題轉到社交媒體,被訪者來自不同學校,家庭社經背景各異,但談起Facebook時,看法和做法都相當一致:很少主動讚好、留言可免則免、除了搞笑或無傷大雅的內容,不會隨便分享帖文。

受訪者學校班級越高,越在意會在社交媒體留下痕跡。讚好可說是最低限度的參與了,有人不願按like,因為不想其他人知道自己看過哪些帖文,或者自己喜歡什麼專頁。班級較低的,花在Facebook的時間少很多,連看都不積極,更不要說不同形式的參與。讚好尚且要思前想後,留言和分享便更費思量。一個中五女生因為親身經歷了某宗被廣泛報導的新聞事件,特別關心相關報導,她發現當中有不少偏頗。

「我覺得傳媒誇大了整件事,我覺得很可惜,很想表達內心的感受。因為那些傳媒的說法簡直是相反。當時我沒有留言,因為是公開的,我會擔心,我想share,但share的話,擔心自己會說了些敏感內容,會避免講,但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分享,如果分享,我要不要寫出自己內心想說的話,還是只簡單說一句可惜?」

我問她:「那你最後決定怎樣?」

「我決定說出自己的想法,不過其實一向沒什麼人看我Facebook,所以寫了也沒發生什麼。」

我追問:「看來你那次真的很想說出自己的看法。你認為如果真的有話要說,Facebook是否好地方?」

「可能我很少用Facebook發文,我覺得share意見,最好是在圍內講,社交平台這幾年,share或者留言,結果都會被人『圍插』(圍攻、聲討),所以我不會留言。有時可能會share,那是為了給朋友看到,留言的話,其他不認識的人也會看到,就有可能被人罵。我不會留言。」(2017年9月)

三、識睇睇留言

也是同一群人,自己絕少留言,卻會主動查看帖文下長長的留言,希望知道其他人對一些爭議的看法。他們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但要不覺得這世上一定已經有其他持相同意見的人留了言,要不就認為自己人微言輕,留言也沒用,更甚可能會捲入爭論,這樣的麻煩可免則免。但說到「食花生」,即旁觀其他人為時事吵個天翻地覆,他們直認從中得到不少樂趣,亦是理解事情前因後果的好方法。

我問他們,會留言和參與討論的人是什麼人,多數人斷言那些一定不是年輕人。有人認為,會在網上大發議論的多是年過三十的中年人,他們對很多事有既定看法,又因為年紀不小,不會介意或擔心其他人反對自己。那天說到這裏,小組另一成員打岔,問:「即是說,到你年紀大了,你就敢留言?」問題惹來哄堂大笑,緊接而來卻是一陣沉默。後來有人補充說,這裏頭一定有其他年輕人主動參與,甚或發起討論,但那是特別激進或者特別積極的一群,不像「主流」年輕人,寧作壁上觀,多看、少說,惜like如金。

四、規行矩步

2012年我做了三個焦點小組訪談,主題是媒體上的性別議題和現象,三組都有人主動提起不時在YouTube看到情侶親熱被偷拍的短片。他們強調自己既不認同偷拍者,亦不同情被偷拍者,後者本身行為不檢在先,被人偷拍放上網和起底,要自己承擔責任。由於類似事件屢見不鮮,受訪者從社交媒體學會了謹言慎行。我請他們列舉一些「有問題」的行為,在公眾場所絕不能作出親密行為固然是「常識」,其他「高危活動」包括:在地鐵千萬不可靠柱站立;穿着校服時不能高聲說話;不論周圍有沒有人需要,任何時候都不要坐上關愛座;如果隔着馬路見到朋友經過,絕不可忘形呼喊對方……

以上行為,當事人尚可自己主動決定做或不做,但還是有些事超出個人控制範圍。

「走在街上,什麼都有人拍照。長得太美或太醜,都有可能被人拍下放上網。」(2012年3月,中六女生)

鏡頭無處不在,年輕人耳濡目染,內置了一雙監視自己言行的眼睛,規行矩步,避免成為下一個被放上網絡的主角。

五、安全感

相比起來,WhatsApp等半封閉的社交媒體令人更有安全感。2015年後的訪談,多了學生表示,如果想發表意見,不會選Facebook,而會在可以信任的群組中說話。萬一說錯了什麼,也不用太擔心被公審或取笑。Snapchat不留痕跡的特性,更適合日常瑣碎的交談。

即使如此,這類社交媒體會帶來另一些困擾。由「已讀不回、不讀不回」引起的猜疑已有不少討論了,一個中三女生的話還是令我驚訝,她因為擔心自己成為話題終結者,在WhatsApp群組,她會盯着電話屏幕看,除非見到有人在輸入文字,她才會放心寫下要說的話。

自由不自由?

綜合以上五點觀察,回到文首關於自由的問題,年輕人怎麼說?

「我們是有言論自由,但可能這個自由已經被網絡公審到好像沒那麼自由,不可以暢所欲言。你不可以說我們沒有自由,因為我們其實有能力可以去留言,只是不想被人罵才不留言。如果大家都互相尊重,會自由好多。」(中五女生,2017年9月)

總結十次訪談,受訪的中學生習慣看別人的留言,卻不想其他人看見自己最真誠的想法;他們知道有很多發表意見的途徑,但為了避開衝突和被起底的風險,寧願不說,或者用搞笑好玩的方式來說。謹言慎行,網上如是,日常生活如是。

關於這個初步結論,我想強調三點。第一,青少年正值探索人生的階段,想多了解和接觸別人的想法,又未有足夠自信表達己見,選擇只看不說,無可厚非,亦不難理解;第二,年輕一代絕非鐵板一塊,年紀相若的中學生,亦有人善用各類媒體發起各種討論,連結參與者,學民思潮就是最佳例子(Lee & Ting, 2015),本文提出的觀察,只呈現了其中一種面向而非全貌;第三,對社交媒體又愛又怕的心理和相應策略,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有共通經驗,除了年紀外,還有什麼因素影響用家參與,性別?教育程度?經濟背景?性格?本文顯然無法一一探討。

參與式監控文化

然而,以上五個觀察反映了一個普遍現象,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觀看別人,深知別人亦能觀看自己,於是時刻檢測個人言行,正合David Lyon(2014)討論的監控文化。以前講監控,首先想起的是大權在握的老大哥;網絡時代,監控者不但散落在四周,也潛伏在每個人的心裏,理論上,人人可自由參與,落實起來時,有人暢所欲言,有人思前想後,造成了參與的差異。

五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普遍和明顯,我關心的是,這對年輕一代的公民參與帶來什麼影響。上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興起有關傳媒教育(media education)的討論。論者指出,傳媒無處不在,影響力越來越大,學校應及早教授關於媒體的知識,讓學生可以善用媒體得到資訊和表達意見,有利促進民主社會的公民參與。

四十年過去,傳播科技極速發展,現在講的是媒介與資訊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核心問題在於,身處網絡社會,我們需要配備什麼知識和技能,方稱得上善用媒體?回想互聯網初出現時,人們曾經想像,在一個不受時空阻隔的環境,交流更多更易,由是可以建設更民主的社會。如是又過了二十多年,事後回看,這番憧憬無疑有點天真,眼前的問題是,硬件早就建設好了,但如果無人參與,或只有部分人願意參與,那又意味着什麼?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Lee AYL & Ting KW (2015) Media and information praxis of young activist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4, 376-392.

Lyon, D (2014) The emerging surveillance culture in A. Jansson and M. Christensen (eds). Media, Surveillance and Identit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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