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很多外地人搭建的房屋上都有褪色的「拆」字。對於很多居民來說，與其說是一個臨近的威脅，更多像是一個個假火警。但今年小雪節氣的幾天，這些火警彷彿同時起了作用，上百萬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可能戛然而止，餘下的是一個個災區似的城市角落。與此同時，大量打工子弟學校、幼兒園都再次面臨攔腰截斷的命運。一場史無前例的「清理」和「驅逐」，令三十年來不斷纏繞外地務工群體的噩夢終於發生，讓北京的寒冬格外銘心刻骨。
學界研究移民問題的都知道，2008年被稱為「城市化分水嶺」（the urbanization divide）——不僅全球城市居住人口超過鄉村，跨國界移民活動也史無前例地增多。那一年，我是康奈爾大學社會系的博士生，回中國做關於城市貧困的田野調查。在中國，到2008年為止，大約兩億多人從農村遷入城市，社會的組織結構產生了急劇的變化，而戶籍制度因為被其他制度性的尋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無法被廢止，這就是中國的情況。儘管人類社會存在着各樣的歧視，但是在當下，很顯然戶籍制度自己創造出了一個場域，直接提供了人們身份歧視和不平等的基礎。
在中國社會最大的轉型和變革中，可以用馬克思一句話很好的概括，「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曾經，提供人們身份和社會關係的地緣和業緣、單位制，在20年前都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整個社會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卻並沒有提供給底層的勞動者一個歸宿。拆遷不斷，不變的是繼續往北京外環擴展的外地打工者聚集區，和層出不窮的尋租手段。
2008年夏天，我曾與一位資深NGO人士馬姐訪問北京劉娘府附近的民工聚集區。馬姐屬於很早的一批移民，1981年就從安徽進京做保姆，後來在外地民工聚集區創辦了一個打工妹之家，開展一些婦女和兒童的社區活動，讓原本封閉在家中帶孩子的媽媽們有個去處。馬姐說，她從1982年到北京之後，搬了一百多次家。我記得和她一起站在社區的一堆拆遷瓦礫面前，她無奈地感嘆說，「這裏曾經生活過這麼多人，但多少年之後，哎，誰會記得呢？」
民工子弟學校的惡性循環
每隔幾年，北京就又開始一輪拆除外地打工者社區和農民工子弟小學的政策。民工子弟學校被強行拆遷已經不是新聞。我想到當年與很多NGO朋友們在密雲區做公益夏令營時的那些孩子們，估計已經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了。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如何了，他們的孩子們現在又漂流到了哪片土地上？為什麼這個群體的第三代，還在經歷着與祖輩一樣的不公正對待？
關於這個問題，至今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種自我實現的發展邏輯：私立教育的制度限制（不許募款和登記），讓民工學校不得不按「黑色市場」的規律發展。在一些民工群體中，沒有教育背景和資歷的商業投機者進入私立教育市場，讓很多學校在設備、師資和管理上存在問題，不能提供有質量的基礎教育。很多家長認為，一些學校甚至比不上農村的公立學校。官方因質量低下為由強拆學校，當然成了理所應當的。但正是同樣一種自我實現的邏輯，不停重複着民工學校換場地重建、又被拆遷的劇情。
在1990年代，進城務工群體當中有一些在農村學校擔任過教師職位的人（他們在凋敝的農村教育體制裏的工資報酬一直偏低，很多是編制外的代課教師），因看到少數隨父母遷徙的民工子女需要上學，而家長們又願意支付學費讓老師教授，就出現了最早的私塾式「流動課堂」。後來十年之內，教育需要越來越凸顯，有一些教師們開始租賃場地，把教學規模做得大一些。然而，當這樣的模式變成可見的收益機會時，便吸引一些缺乏教育理念或資歷的人，也進入這個潛在的教育市場，甚至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校長一般被稱為「老闆」，把經營學校作為一盤生意；有時一個家族的親戚都可以靠一間學校全部就業。
而且，我在調研中觀察到一個細節：每一間民工學校都會有一個零食小賣部，僅這一項收入就非常可觀。在一些午餐比較寡淡的學校裏，很多孩子更願意花錢買辣條之類的低營養甚至偽劣零食。學校樂意經營，家長無心關注孩子在校的飲食質量，造成很多孩子營養不良。我在2010年與現暨南大學教授馮帥章合作的民工學校問卷調查項目中，設計了測量孩子身高體重的問題，也證實了這一點觀察。
很多民工學校招聘來的教師們，工資都不會高於一般工廠工人。農村戶籍的年輕人願意考慮這樣的工作，因為比工廠中流水線工人的「包身工」經歷要自由一些。但他們很快也發現，「老闆們」的苛刻、家族壟斷、權力鬥爭，也讓這些地方的人際關係變得貨幣化、貪腐，以至於令人窒息。民工學校教師們的流動性非常大，也成為家長們普遍的不滿，因為孩子們往往剛熟悉一位老師，人就因為不明原因辭職不幹了。長期以來，學生們對老師的尊重和情感依賴被切斷，連課堂裏的師生關係也變得冷漠，甚至常常敵對起來。因此，可悲的是，不管民工學校外部的制度管治，還是內部的管理，都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中，無法改善。
民工子弟學校所在的社區也有很多對兒童健康的隱患，其中一個就是黑網吧和黑遊戲室。孩子們一放學就會鑽進一個他們都熟知的小胡同，掀開一家人的布門簾，在主人吃住擺設後面隔一個木板，就放着按小時收費的幾台電腦或遊戲機。
台灣大學教授藍佩嘉對民工社區生態的研究，細緻刻畫出這些也是真實的人所生活的地方。而有人的需求，就會有市場。設置制度壁壘，只會將需求導入「黑市」。政府因其「黑」的性質，用強拆或驅散的方法，只能雪上加霜。正如一些新聞圖片所呈現的，打工者社區有自己的生態環境，從餐館、學校、小作坊、旅館、職業和婚姻介紹所到娛樂設施，應有盡有。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寫到的，這些由居民自發形成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不可抵擋的「自發秩序」，因為人們將生活需要和創造力都用在自己的生活空間中，給這些雖然凌亂但真實有機的社區賦予了強大的活力。她批判一些僵硬的城市規劃理論，這些理論雖然可以製造出整齊劃一的街道和街區，卻無法複製社會交往的一種生命力。而用強制手段拆除這些社會交往網絡，儘管是藉助清理「安全隱患」之名，仍是一種對社會整體有害的、短見的做法。畢竟這些社會關係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有機生長出來的，人們投入了他們的情感、夢想和期待。
移民權利與經濟貢獻
移民權利引發的討論如今也成了全球政治危機。在美國，特朗普（川普）的移民禁令以及各種排斥性措施，激發大眾發出各種反對意見，「移民是祝福，不是負擔」的標語比比皆是。在全球，也大約有兩億人在跨越國界地遷徙。移民問題的複雜性涉及地理邊界的衝突、國家安全、人權、國家主權、自然法和民法、公民權和社會倫理。
在不同社會制度中，一些想要為移民問題尋求出路的主張，都普遍基於一個被認為很強有力的根據：外來移民撐起了本地的經濟繁榮，因此他們應該被接納，不應被作為權利被剝奪的一個隱形群體。很多學者或權利倡導者會以此邏輯為移民的平權發出聲音，例如說，因移民對本地經濟做出了貢獻，他們理應在就業、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上享有同等權利。是時候對這種思維進行反思了。
將移民的價值與經濟貢獻聯繫在一起，它本身不就是問題的根源嗎？從何時起，人被作為一種資本，而一個人的價值也被等同於他或她所能生產出的經濟效益？這點讓人想到了E.P湯普森在談論英國工人生活說到，「在工業革命最關鍵的幾十年中，勞工完全被遺棄在歷史上最有辱人類的一種教條——不負責任又毫無節制的競爭理論，幾代人就死在這個摧殘中。」移民權利的被剝奪，也是從人的物化（objectification）和資本化開始的。這是當人類社會進入一種以經濟活動作為社會生活中心的秩序後的結果。移民問題的平權邏輯，需要從最根本上回到「人是什麼」這個問題。
19世紀，在法國大革命的動盪之後，西方文明經歷了一場變革。歐洲從一個農業封建社會變成一個工業化、城市化的資本主義體系。正如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有洞見地指出的：「社會的一切都被經濟因素所約束。」當他抽離出自己的時代來看時，更憂心地評價說，這種以經濟利益主導的社會秩序，是「只有在極少情況下被人類社會歷史所承認的一種動機」。托克維爾也在研究《濟貧法》的時候指出，工業化帶來一種結構性的貧困，這將是很多國家此後要面對的一個持續問題。他甚至說，「在歐洲羨慕的那一副繁榮面具背後，一定隱藏着極大的悲慘。」
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提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這一概念時，曾在美國社會各界引起很大倫理爭議。人可以被簡化為經濟生產力的單一維度嗎？對教育的投入，只是為了增加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提升生產力嗎？其實貝克爾提出的理論並不是新的，因為早在18世紀，亞當斯密就指出工業生產力不僅依靠機器設備和資本投入，也包括人的生產能力。貝克爾的一點貢獻在於，他從50年代開始用量化方法考察教育投入與工資收入之間的關係。到了今天，經濟學家們都習慣於將人直接等同於勞動力，就是一大群沒有面孔的工人，甚至只是他們數據模型上的那些數據點。
遷徙自由與權利邏輯
2009年夏天，我在上海郊區訪問到正在冷凍食品廠打工的小康（化名）。這個與我同齡的江蘇籍年輕人已經品嚐過很多艱辛，換過無數份工作，從一個工廠換到另一個工廠，重複流水線上的工作。小康曾經想去南京試試運氣，結果錢包被偷，露宿街頭好幾天，後來靠給人洗車賺了些路費，又回到了上海郊區他原來工作的工廠。2009年經濟不景氣，很多打工者都回鄉了，所以他覺得能留下來，不管怎樣也沒什麼可抱怨的。小康每天具體的工作，就是把流水線上一些半熟的冷凍雞腿裝箱。他說到一個讓我聽了就忘不了的細節：
「唯一不好的是，老闆給的飯菜沒有肉，只是素菜。」我問為什麼。小康說，「是這個廠的規矩，因為老闆假設每個人在裝箱的時候，都會拿凍雞腿吃。」我問他，「你有吃過嗎？」他有些羞澀地低下頭，然後笑笑說，「飯菜那麼清淡，誰不吃啊？……就是得小心一點，被抓住要罰款的。」那兩年，我聽到過很多打工妹和打工仔的故事，但這一個是最讓我心酸的，所以一直記得。
另外一個場景，是我在2007年夏天第一次進入上海漕寶路附近的一個民工聚集區。在那裏，上海舊棚戶區的狹窄空間又被木板分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出租屋。做小餐館生意的小販在攤位上面又搭蓋一層，可以和家人住。也有人把床鋪（一般像個封閉的盒子）懸掛起來，用布隔開，外面就是賣小炒的廚房。我在這個狹窄的市場通道中穿行，眼光觀察周圍的居住環境。看到右手邊一個房東正在和新房客談價錢。年輕的打工者很猶豫地低着頭，一看就是初來乍到的。我瞟了一下他身後的那個「房間」，有些吃驚，因為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小的一個房間，四五個平方米，像一個盒子，沒有窗戶，除了一張單人床和一個凳子之外，只能站下一個人。我想像一下自己躺在那張床上關上門，就倒吸了一口氣。房東試圖在說服那個年輕人，一個月三百元這樣的價格，在比較市中心的地方，已經很便宜了。
十年前與小康的那段對話和這個出租屋的場景，讓我更想探討關於人的尊嚴的維度。人是尋求自我尊嚴的造物，而平等的尊嚴是僅僅物質層面不能給予的。當我們在討論給移民平等權利時常常忽略了對人尊嚴（human dignity）的討論。誠然，制度性的歧視、社會排斥以及不平等工作權利，都會威脅人的尊嚴；但同時，打破這一切是否就能完全實現人的尊嚴呢？究竟什麼是尊嚴？這又是一個回到人本身是什麼的問題。
當我們談到遷徙自由的時候，是否只用權利的邏輯就有足夠說服力了呢？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為城市移民弱勢群體呼籲平等權利的人，甚至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反思的是，當我們談論人口、教育不平等、拆校舍每一個話題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真實的生命，正如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提醒我們注意到「勞動力」這個詞背後真正的問題——「市場體系在處置一個人的勞動力時，同時也處置附在這個標籤上的生理層面、心理層面和道德層面的實體的『人』。如果被剝奪了文化制度的保護層，人類成員就會在由此而來的社會暴露中消亡……」
（馬麗，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加爾文大學Paul Henry政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