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9日於珠海遭留置，5月3日被正式逮捕，7月2日受起訴，9月11日被「公開審判」，於喪失自由255天之後，11月28日上午，李明哲因觸犯中國刑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湖南岳陽人民中級法院判刑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為了善盡時事評論的職責，本文還是要從法院判決的兩個法律技術層面講起。但很快讀者會發現，李明哲案的重要性不在表面上的法律，而在法律與司法追訴所服務的政治與戰略層面。就後者而言，李明哲案將如一面稜鏡，在不同切面的折射下，顯示出不同的意義，影響未來中國與台灣，乃至國際社群關係的各層面。
判得重？判得輕？
李明哲最終被認定為顛覆政權的「積極參與分子」，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目前我們尚未看到判決書全文，尚不知定罪之事實與理由，但據信此一量刑係根據中國刑法第105條第一款，對積極參加顛覆政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較之下，同案被告彭宇華被認為是首要分子，依該款首句，處有期徒刑七年（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於法院考量到兩人到案後坦白供述犯罪事實，並當庭認罪、悔罪，兩人的刑期皆在法定刑中從輕處理。
五年，判得重還是輕？沒有一定的答案，要看觀察的出發點。或許有人會認為判得比預期輕，是中國展現了它的善意；或臆測這結果背後有給台灣的政治訊息，甚至有台灣政府的着力痕跡。此種看法也可能認為，這在為假釋、驅逐出境，或保外就醫鋪路：在「依法判決」的背後，假以時日會有讓李明哲早日回來的解方。
判斷輕重的比較點，如果是起訴書，則認為輕判的看法或許有些道理。起訴書堅持將李明哲與彭宇華列為共同正犯，認為兩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若是論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共同正犯，刑期應該是十年以上起跳的。但是，法院在判決中，不再認為李明哲為共同正犯，而是「積極參與者」，以致法定刑由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整整降一級，再加上減刑的事由，五年，算是從輕發落。
但要是深究起來，恐怕不容易同意這麼「和諧」的看法。第一，中國刑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在比較法上，法定刑相對是重的。由當前殘存的某些顛覆政權罪來看，加拿大的最高可判到14年，馬來西亞2015年修法後，那廣受國際批評為真意在保護穆斯林信仰的顛覆政權罪，最高也只能判到20年。相對而言，中國類似罪名的法定刑，甚至可以判無期徒刑。
第二，將李明哲與彭宇華同列正犯的說法，破綻極多，經不起檢驗。有些是起訴書自己就打臉的，例如指控李明哲在各個網絡空間的發文，是散布資訊，「煽動他人顛覆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既是煽動，為什麼不以第105條第二款的「煽動」罪論呢（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明哲被控的罪行，多半是2012年9月至2013年初的言行，特別是在彭宇華所設立群組的發言。但其實兩人關係不深，就組織梅花公司一事，李明哲也只是針對彭所寫的計劃書，提供意見，也未參與意在成立組織的武漢會議。而且，自2013年5月，李明哲就退出了彭的群組。由這些情狀，原本即有空間不把李明哲列為正犯的。這樣看來，法院判決如此認定，只是還他一個公道。
面對政治異議者，在殺雞儆猴後，的確常有將之流放，眼不見為淨的作法。中國顛覆政權罪犯的前例，也的確有保外就醫或驅逐出境的例子。但是否這樣做，完全取決於中國的司法當局。他可以在繼續關人已無實益時，裁量放人。反之，也可以決定把人「關好關滿」，甚至關到死，劉曉波的情形，殷鑑不遠。把這類完全取決於他方的動作，稱之為「善意」，對「善」的定義也太過寬廣了些。
更何況，追根究底，李明哲到底作了什麼事，足以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的確，如同論者所言，國家安全立法不是只有中國有，很多國家都有樹立「國家的敵人」的立法。但正因此種法律，幾乎無一例外，運用了含糊的構成要件（什麼叫「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由誰定義？組黨算嗎？倡議多黨輪流執政構成嗎？），此種「殊榮」，必須保留給真正有潛力的顛覆政權者。比較法例上，通常要求必須具有顛覆或推翻政權的主觀犯意，且必須伴隨着其他犯行，例如使用暴力或大規模的公共秩序擾亂。況且，聯合國各項人權文件，再三陳明國家安全立法，不能被用作壓制異己、控制言論的幌子。
李明哲作了什麼，值此「殊榮」？他有策劃或涉及暴力行為嗎？只有謠言，未見實據。曾造成公共秩序的騒亂？他從未涉入線下陳抗或圍觀。涉及組黨？「梅花公司」未成氣候，且李明哲只是提出企劃書太過理想化的建言，恐怕連「積極參與」都稱不上。他的微博、QQ貼文，最高曾吸引五萬個瀏覽，在中國網海中，只是滄海一粟。他的行為對中國政權造成威脅了嗎？還遠得很。據了解，李明哲親身投入中國當地草根性民主運動的組織與培訓。或許這點觸犯了中國的敏感神經，雖然在起訴書中沒有被提及。
言論被盯上，受到打壓，倒是真的。這點矇不過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台灣人：從修正前的民國刑法100條到更早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台灣人很知道打着國家安全旗號，行打壓異己之實，是怎麼回事。
若是由李明哲被控的犯行，無論採取什麼標準，根本無法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角度出發，李明哲根本不應受到追訴，也不應被論罪。五年，是重判。這更凸顯了此案本質上是中國輸出言論管制，極大化恫嚇台灣人的政治案件。
剝奪政治權利？
就法論法，中國刑法上的「剝奪政治權利」，多半是附隨主刑宣告的附加刑罰，指的是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等公民權利；擔任國家機關職務、國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問題是，李明哲是台灣公民，是否在中國享有這些「政治權利」？如果沒有， 何來剝奪？
再一次，我們看到李明哲案單純由法律觀點來看的局限。就我看來，該項宣告，真正用意在象徵性的主張，李明哲對中國司法而言，等同於中國的公民。至於基礎何在，台灣能不能接受，或台灣人能不能拒絕，則是更深的問題。
李明哲是以什麼身份出現在中國司法程序中，關係到對於中國司法，一個台灣公民究竟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的問題。政治上或許不方便講得如此直白，因為中國主張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台灣人同是中國公民，只是具「台灣居民」的身份。該問的問題是，對中國法制而言，「台灣居民」究竟是等同於外國人，還是本國人？
就實際情況來看，絕大多數的情形，台灣人在中國所受的待遇，類似外國人，與真正的中國公民有別。例如，台灣人往來中國，需要取得往來簽註；定居下來，需要取得居留簽註。不論就學、置產、投資、進入身份關係等民事活動，必須憑藉這些基礎性的簽註。也因此，才有「卡式電子台胞證」的換發，其格式與中國公民的身份證相同；或近來推動得不亦樂乎的，單方面授予台灣同胞「國民待遇」的必要。中國單方面逐步將台灣人，等同於本國公民對待，趨勢是明顯的；但同時，這正是因為原本的狀態，較接近於等同外國人的對待，即使名義上不方便講明。
由這個角度看，對李明哲宣告「剝奪政治權利」，是在藉此作一政治性宣言，具體而微的主張，在司法上，「台灣居民」就是中國公民，同受中國法律的管轄，並無二致。宣告「剝奪政治權利」在李明哲案中並不是唯一的證據。事實上，起訴書中李明哲人別資訊所黑體遮住的部分，即在述明李明哲的台胞證號，格式與中國公民身分證一致。
這也是為什麼，不論檢察機關或法院，從未交待中國審判李明哲的管轄權基礎。但同樣清楚的是，中國並沒有把李明哲當「外國人」看待，因為依照中國自己的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領域外犯罪，如果按照犯罪地的法律是不處罰的話，中國是放棄行使管轄權的。李明哲被控犯行，所作的言論，絕大部分是人在台灣時透過網絡所為。他所散播的資訊，絕大部分因涉及政治上敏感內容，在中國是無法取得的，因此不可能在中國作出。他的所作所為，在實際行為地的台灣，不但是法律所不罰，還是憲法所保障的自由。依照中國自己的刑法第8條，中國對李明哲是沒有管轄權的。
但相反的，中國既實際上抓了，判了李明哲，也未交待其管轄權的基礎。反面推論的結果，中國透過李明哲案，幽婉的表示並實踐，把台灣實際上當作它的領土，把台灣人當作它的國民。至於它事實上並未統治台灣，台灣人在中國也無法享有任何政治權利，都是小節。中國不准台灣搞法理台獨，自己卻明着搞法理統一。
有些事，沒說的本身，比說出來的意思更多。
但，李明哲案的重要性還不只此。李明哲案真正的訊息，是它是為台灣量身打造，意在輸出其言論控制的政治案件。
生活方式之爭
李明哲案不是單純刑事案件，法律的表相遮不住它本質上是個政治案件。從長遠的角度看，類似案件，幾乎在台灣政治走向民主化、社會走向自由開放，就註定發生，只是因為習近平上台後的各種控制言論、媒體、網絡的緊收措施，加速了李明哲案的出現。簡言之，在是否成罪，是否有管轄權等法律面以外，背後真實的衝突，是台灣與中國在生活方式之爭。
台灣自詡為亞洲新興民主國家，勇敢走出威權統治，走向政治民主、自由開放、多元包容的國家，並自許為走在華人世界前鋒的國家。在過去小而有志氣的時代，還心有中國大陸，並期許自己的實驗，有一天能夠深遠的影響中國。這不單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自己：因為民主化的中國，台灣才看得到安全與區域和平。在民主化歷程的三十年間，由於事實上的獨立，以及相對國力尚未如今日般懸殊，儘管國際地位孤立，台灣尚且能夠不受外部因素干擾的，在民主化的旅途上邁進。本案中的「民主教師」李明哲，具體而微的也是懷抱這樣的胸懷，投注心力在中國的民主化上。
可惜的是，崛起後的中國，不但沒有朝民主化的方向走，反而是在政治上愈發集權，要求大眾傳媒為黨服務，對上訪與陳抗等群眾運動最為敏感，對網絡的串連鉅細靡遺的控制。它的戰線是全面的，隨執政者的心意流動到各行各業與社會各個層面；手法一方面是無忌憚的思想與忠誠審查，另方面是經濟命脈的掌控，藝人的「被道歉」事件即是例證，受影響的也不只限於華人。
中國在國內如此，對「境外勢力」的影響，同樣戒慎小心，深怕西方勢力藉民主或人權等論述，延伸影響至境內。因此，在論述上，中國有它的「例外主義」：中國有「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有「讓億萬人脫貧的人權成就」，正如在東亞有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在南海有中國的歷史性權利。《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境外NGO法）即是一個例子，以管理為名，行掌控之實。在手法上，對於外國勢力的監視與掌控，有時對在中國境內工作的NGO工作者留置、訊問並要求簽署認罪書後，驅逐出境；有的則是實施邊境管控，拒絕其入境；甚且單方要求華裔的外國人，必須持中國當局核發的旅行文件入境。
設身處地，站在中國的立場想，如何將國內的言論與網絡控制，輸出到港台，同樣達到防堵「境外勢力」的效果？對於香港，中國可以透過特首人事、立法會議員選舉方式的制定，乃到《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牢牢掌握。對於台灣呢？台灣與中國事實上互不隸屬，已近七十年，甚至可以認為是東亞和平區域現狀的一部分。台灣與中國之間，並沒有「兩岸關係法」，其權利義務的界定，如果不靠國際法，純賴兩方的互動與磨合。中國如何在未統治台灣的情形下，實際上掌控台灣？
如果李明哲真是個恐怖分子，窩藏在台灣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則台灣政府有義務與中國合作，打擊真實的犯罪。問題是，當中國認為主張民主化、倡議多黨輪流執政，都能構成「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國家政權」，中國如何防堵台灣輸出民主？李明哲案的意義在此：它是實際上影響最小，訴諸刑法因而恫嚇效果極大化的案件。它的恫嚇效果，正是來自於模糊與不確定性：犯罪構成要件的不確定，適用範圍的不確定，管轄基礎的不確定。不要忘記，「顛覆國家政權」不是中國刑法唯一一項國家安全罪名：除此之外還有「分裂國家破壞統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主權」等罪。誰又知道怎樣的行為該當這些罪名？由這個觀點，李明哲案可能是中國拋出來的試驗案件，測試台灣的因應之道與社會反應。
問題是，如此一來，中國的刑法與刑事管轄權，與台灣的民主直接對撞，無迴旋餘地。而民主，是台灣人付代價，甚至犧牲生命所爭來的，也是台灣人所珍惜的生活方式。
對在台灣的我們，中國友人所經常傳遞的訊息是，不要小看台灣對中國的影響力。證諸兩地的歷史糾葛，此言或許不假。但同時，我們親身經歷的，是有民主沒有相稱的國家適格，在國際上不受接納，沒有地位。其中最大的打壓，來自中國。
此外，台灣還有一個弱點，不斷為中國所利用與剝削，就是不能對中國主張國家對國家的關係，儘管實質上，這是形容兩岸近七十年來互不隸屬關係，最適切的用語。此一弱點的來源，過去有蔣政權時代，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堅持」。在台灣自我認同高漲的當代，則是因為中國所施加的「反獨」、「紅線」，與武力威脅，實質上制約台灣。從這個觀點看，我完全不認為蔡政府實質上沒有接受「一個中國」的共識。政治教條的實質制約力，如此之深廣！
而中國正在做的，是真實的剝削。不論對台灣內部議題，不論蔣介石銅像、課綱編篡、轉型正義、原住民權益保障，哪一件事中國沒有意見？未統而先治，效果有時是很幽微的，只發生在轉念中那「體貼中國」或「顧及中國觀點」的一瞬間。
因此，在李明哲案，台灣政府無法挺起腰桿，質問中國如何能對李明哲取得管轄權。對比之下，哪一個正常的國家，可以接受自己國民在領域內完全合法，受憲法保障，且不具任何危害性的行為，一旦入境另一個國家，會被處以重罪？同樣的，在實質層面台灣政府也無法嚴正的對中國說：李明哲所實踐的民主，是台灣人民千辛萬苦爭取而來的。過去台灣人民曾為了民主，對抗威權政權。面對新的威脅，不論來自鄰國，或經威嚇，或滲透，台灣人民同樣會起而對抗。
一面稜鏡
對李明哲案的反應，端看用什麼角度看。
若是認為李明哲終究只是個案，因其人理想與行動，牽涉中國因素，而落入中國訴追。中國祭出顛覆政權罪，雖失諸過苛，尚非全無理由。未來只要謹言慎行，尊重並注意中國當局的容忍限度，當能適當區分，安然無事。則個人或許仍能在中國意圖掌控東亞的大勢下，偏安台灣。我尊重這樣的觀點，並祝您好運。
若是認同本文的分析，認為在中國放棄嚴格管控、壓制異己的行動以前，李明哲案只是具體而微的，呈現台灣與中國在生活方式上的衝突，並無轉圜餘地，且未來將在其他事件，再次現身。則這不再是李明哲一人或一家的事，甚至不是台灣當政者的事，乃是台灣這個共同體全體的事。在面對中國的抗爭中，唯有台灣自己能防止主權流失，保全台灣。
難以抉擇？其實，只要看着孩子，或年輕世代的眼睛，仔細想想，從這一刻的十年之後，我要留下怎樣的台灣給他們？答案，不就很清楚了嗎？
（宋承恩，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專長國際法，曾參與台灣對外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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