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教堂門釘《九十五條》的人?500年後,當代如何重新認識馬丁路德

到底馬丁路德有沒有把《九十五條論綱》釘在諸聖堂門上?Peter Marshall告訴我們,從種種證據和跡象顯示,這件事真實發生過的機會極微。


500年前,年僅33歲的年輕神學教授馬丁路德,在贖罪券議題上,不認同時任教宗,因此把一紙《九十五條論綱》釘在諸聖堂門上,藉此抗議。圖為位於德國城鎮艾森納赫 (Eisenach) 的馬丁路德像。 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500年前,年僅33歲的年輕神學教授馬丁路德,在贖罪券議題上,不認同時任教宗,因此把一紙《九十五條論綱》釘在諸聖堂門上,藉此抗議。圖為位於德國城鎮艾森納赫 (Eisenach) 的馬丁路德像。 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談起新教(Protestantism),大概無人不知新教的源頭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談起馬丁路德,除了他在囚禁時翻譯的德文聖經外,大概無人不知他在威登堡諸聖堂(Schlosskirche,維滕貝格諸聖堂)門前釘上《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即後世傳誦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

500年前,年僅33歲的年輕神學教授馬丁路德,在贖罪券議題上,不認同時任教宗利奧十世(Pope Leo X)與道明會傳道者特次勒(Johann Tetzel),亦不理解為何德意志地區美茵茲大主教阿爾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會容許後者在其教區宣傳贖罪券,以金錢換取縮短在煉獄受刑的時間。因此,他先寫信給阿爾布雷希特,繼而公開書信,把一紙《九十五條論綱》釘在諸聖堂門上,藉此抗議教廷和主教的做法,以及挑戰對於贖罪的理解。

或者連馬丁路德也料想不到,一紙論綱,竟成為歷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由此掀起波瀾壯闊的新教改革運動,對全世界影響極為深遠。後世學者,無不認為《九十五條論綱》的重要性,可堪與《大憲章》、《美國獨立宣言》、《聯合國憲章》等文件比擬。

但是,數百年的光景後,我們有否重新認識馬丁路德,重新認識其《九十五條論綱》?馬丁路德在贖罪券上的神學思想,如何影響後世的社會政治思潮?

贖罪與贖罪券的爭議

贖罪券的爭議,首先來自贖罪(indulgentia)。

在傳統中世紀的神學傳統,只有品格超凡、極為虔誠聖潔的人,才有資格直接上天堂。大多數人,縱然沒有干犯十誡,作奸犯科,但免不了小惡,難稱聖潔,因而不能直入天國,永享福樂。同時,他們又不致於永墮地獄,長年受烈火所折磨。於是,有所謂「煉獄」的概念。但丁的《神曲》,令這煉獄的想像更加繪形繪聲。

人在煉獄中,既觸不到天堂,又下不到地獄。按中世紀的神學想法,只有人在煉獄中,為生前之惡受短暫的懲罰,洗淨罪孳,自然能重生和得救。因此,留在煉獄的時期長短,視乎人在世上的行為。

故此,在生者總希望預先償還罪債,以便死後毋須太多折騰,早登天國。在世償還,自然需要做好事,為在世的其他弟兄姐妹奉獻,其方式有很多,如祈禱、參與公益善事、施舍予窮人等。而因為每場彌撒均象徵耶穌的受難和拯救,因此信徒總祈求領受和好聖事,即告解懺悔,讓罪獲赦。但這赦罪仍不徹底,除非得到教廷的大赦,獲享基督和聖徒們的功德,方可一定程度獲赦。原先,只有在禧年(jubilee)前往羅馬朝聖者始得大赦。但後來,未能前往者,透過捐獻給教堂同樣可獲得大赦,甚至發展到,在生者可為過世親友捐獻赦罪。因此,贖罪券的概念稍稍成形。

然而,在1517年前後出現贖罪券爭議,是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利益瓜葛。首先是出於教廷。利奧十世的前一任教宗儒略二世(Pope Iulius II)在1506時,為了追求一個壯嚴雄偉、充滿文藝復興色彩的聖彼得大教堂,不惜工本,結果欠下巨債。為此,儒略二世選擇透過大赦,以贖罪券籌錢建教堂,之後利奧十世亦要在建造期間大赦籌錢。

另外,在1514年,德國三大主教區之一的美茵茲(Mainz),其大主教職位出缺。年輕的勃蘭登堡(布蘭登堡)選帝侯之子阿爾布雷希特希望能夠選上。為此,他不惜向銀行借下巨款,以便登上大主教之位。而羅馬同樣希望這德國高地貴族能選上,以便加強對神聖羅馬帝國的控制。因此,利奧十世廣發贖罪券,一方面是為了支付教堂建造開支,另一方面亦能協助阿爾布雷希特償還債務。

所以,阿爾布雷希特委託特次勒在其教區廣為宣講贖罪券的的益處,亦因此有了往後馬丁路德對特次勒在贖罪券上的批評。馬丁路德着力批評這制度或概念沒有充分的神學基礎。於是,有了廣為人知的《九十五條論綱》。

門上釘聲明,真有其事?

古今中外,數百年來,無數人繪畫過、描述過馬丁路德把聲明釘在諸聖堂門上的情景。其革命性和震憾性,500年來從未止息,仿效者更是數之不盡。例如2009年,一群德累斯頓工業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resden)的學生領袖,為抗議學費加幅,把請願信釘在市政廳門口;2015年,位於哈雷(Halle)的馬丁路德大學(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一批左翼學生為爭取教育多元化,把聲明釘在學校教務處門上。

這些事件,不過冰山一角,事實上500年來,馬丁路德的行動啟發無數後來者追隨模仿,引發一浪又一浪的改革浪潮。然而,有些學者會質疑,到底這極其象徵性的事件,是否真的在歷史上發生過呢?在當代,質疑之聲不絕於耳,早於1968年,德國歷史學家Erwin Iserloh便曾出版一本名為《論綱並無刊登》(The theses were not posted : Luther between reform and Reformation)的書,質疑這件事件的真偽。

今年同樣有學者加入這場大辯論。Peter Marshall,一位英國華威大學的歷史學家,今年出版了一本名為《1517》的新書。在書中,Marshall不單仔細分析關於馬丁路德釘聲明事件的真偽,更進一步探討,此事何故會在歷史上迅速發酵,成為500年來最重要的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之一。

首先,到底馬丁路德有沒有把《九十五條論綱》釘在諸聖堂門上?Peter Marshall告訴我們,從種種證據和跡象顯示,這件事真實發生過的機會極微。

當時的馬丁路德只承認他曾私下撰寫信件予有關的神職人員,即美茵茲區大主教阿爾布雷希特,但因阿爾布雷希特沒果斷採取行動,馬丁路德於是公開有關的抨擊。但所謂公開(went public),是否指涉那件戲劇性的釘聲明事件,馬丁路德並無明言。而按Marshall所言,在所有馬丁路德的書信、神學和牧師佈道著作、其追隨者和學生的回憶錄或軼事中,均沒有關於那件事的正面描述。

但是,德國著名神學家和哲學家梅蘭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曾在1546出版的《路德的一生》中清楚指出,馬丁路德為了點明特次勒的錯誤,「他在1517年諸聖節前一日,把95條論綱,公開地貼在威登堡一間教堂。」

然而,Marshall提出幾點質疑。第一,梅蘭希通並無親睹那件事件,因為他在下一年才抵達威登堡,所以只可能從聽聞中獲知。第二,在1519年一封由梅蘭希通寫的書信,他講述路德對大赦的批評時,完全無提及那次行動。但當1544年,負責為馬丁路德的德文聖經校對和抄寫的Rörer,在註釋中清楚地提及這事,因此Marshall覺得晚年的梅蘭希通是被「喚起記憶」,因而覺得1517年曾發生過那件事。

另一個問題是,為何此事往後會不斷流傳,以至於變成眾人的文化回憶?如何回憶、為何回憶這件神話般的事件,這正是歷史學家Peter Burke所主張的「回憶的社會歷史」。

1617年,剛好是馬丁路德釘聲明神話的百周年,也是三十年戰爭的前夕。為了回應福音派,教皇刻意提早幾年進入禧年,表面是以求悔罪和贖罪,並保護教會免受敵基督的侵害,實質是為了令新教教會難以慶祝百周年。這一決定令彼此的衝突進一步升溫。事實上,17世紀對馬丁路德的紀念,很大程度上是新教跟天主教的對抗之際,需要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以統合不同的新教勢力,對抗仍然龐大的神聖羅馬帝國內的天主教力量。

到了18世紀,紀念馬丁路德的意義又變得大為不同。馬丁路德搖身一變,成為德國民族的英雄。早在1766年,德皇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早已有言,「路德,作為祖家的保護者,早該獲得一個祭壇來世代供奉。」德國著名浪漫主義哲學家Johann Gottfried Herder,同樣覺得單純把馬丁路德視為德國新教教會的源頭,是低估了他的歷史重要性。他認為,馬丁路德把德國民族從異國的文化與習俗中拯救出來,讓德國民族得享自己本真的語言、宗教、信念、信仰和心智。自此,馬丁路德成為德國民族魂,在推動德國統一與民族主義的路上,產生重要的功能,情況大概如同貝多芬的音樂,被政權視為德國民族典範而大力鼓吹一樣。

往後對馬丁路德釘聲明的傳頌,成了後世一代代人的文化記憶,以至於影響整個歷史的軌跡。至於馬丁路德是否真的把《九十五條論綱》釘在諸聖堂門上,反而成為次要的事。

現代政治思想的新基礎

當代除了在社會歷史角度重新認識馬丁路德外,亦有學者在政治思想發展史的面向,回看馬丁路德的重要性。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家Quentin Skinner,正是其中一位十分重視馬丁路德對於現代政治思想影響的學者。他在其經典之作《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第二冊中,正是探討這個議題。

對於Skinner來說,馬丁路德至少有兩方面的想法,對後世的政治思想影響深遠。首先是兩個王國的世界觀:馬丁路德在《論世俗政權》(Von Weltlicher Oberkeit)中,認為世間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王國:上帝之國和世俗之國。前者只關顧靈魂,且保護真心歸信的信徒;後者則管治所有國民的肉身。

基於上帝之國只管治信徒,而信徒們理應會彼此相愛,關顧需要,因此根本無需用任何暴力或者制度強制或禁制人。但由於在現世,依然不是所有人都是信徒,那麼那些不義之人自然容易走歪路,傷害他人或自己,因此「需要法律來教育、強逼、勸導人行善」。由於信徒跟非信徒一樣,同樣需要服從世俗之國的管轄,因此教會都應服膺於政權的管治之下。

馬丁路德的想法,自然是基於聖經中保羅的書信,認為世上世俗之國的政權權力均來自上帝,因此所有信徒均需要服從在世俗之國下。而由於國家的合法性來自上帝,因此國王亦應跟隨上帝之道而為,盡心服侍臣民,讓百姓安居樂業、富足而快樂。這是真理對政權的命令。因此,國家不是國王的私有產物,不是封建主的私人花園,可以任憑其意願隨意改變。普世的政治決策者,都是上帝在地上的僕人。他們的權力全建基於此。對於神權仍然當道,世俗政權才剛剛方興未艾的年代,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無疑帶來極大的震撼。

另一方面,即使馬丁路德認為,信徒應該忠心地服從於世俗政權,並且極之反對人應推翻國王,但這服從並非無條件的。若然國王撕破自己作為神的權柄的世俗代表面孔,要求臣民行不義之事,或者離棄自己的宗教,那麼信徒理應憑良知,拒絕服從。馬丁路德認為,這限制仍然是源於保羅思想的精神:所有權力均源於上帝。

Skinner把馬丁路德思想及其後學,稱為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皆因馬丁路德有不少觀點,不斷在往後的重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再現和深化。例如在新教興起的英國都鐸王朝,理察胡克(Richard Hooker)在《論教會政體的法則》(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中,點明國王理應管治肉體而不是靈魂,因此所有教會神職人員或其他社會成員,均服從於政治的管轄範圍內。而法國政治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更在此基礎上提倡宗教自由,開後世自由主義之風。

因此,在《九十五條論綱》500周年前後,回看當代對馬丁路德的思想和歷史研究,一方面有助今天的讀者,擺脫僵化的歷史記憶和印象,以更豐富的文化記憶角度,重新理解和思考記憶的政治性;另一方面,馬丁路德亦不止是作為新教改革的起點,其政治思想的前衛和批判,亦掀起往後思想史的蓬勃發展,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後學。由此觀之,重新發掘馬丁路德的思想資源,有助我們重新認識思想史的發展,了解到現代政治思想的源流及當中的可能性。對於思考今天的政治議題,不無幫助。

(李宇森,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評論 李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