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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後人如何評斷，十月革命作為一個影響深遠的事件是無可置疑的，它不僅在當時震撼了那個時代，更帶動了世界性革命的浪潮，而且整整一百年以後它依然是我們思考世界的靈感源泉，因此總結、反思與評價它的遺產當然是我們的責任。
張躍然先生早前在端傳媒刊出的《俄國革命百年：革命的悲劇由誰決定？》正有這樣的企圖，因此他開始鋪陳十月革命前後具體的歷史過程，試圖將我們從後世的上帝視角挪開，拉回到當時的情境之中，從當年革命黨人的視角，講述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開始的行動一直到內戰結束的官僚化與專制化。並且用類似的視角，講述幾乎在同一時段發生的芬蘭革命，並且將其過程與結果對比，通過這種概括性的過程追蹤比較，張先生想要指出，分析這兩場革命需要注意到「革命局勢」的重要性，在作者筆下，「革命局勢」具有三個特點：突如其來，瞬息萬變；民眾抗爭熱情高漲，很容易被動員組織；保守勢力意識到危險，準備鎮壓民眾。這種矛盾的特點迫使革命黨需要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作出抉擇：等待還是行動？芬蘭社民黨選擇了等待，因此芬蘭革命被資產階級鎮壓了；而布爾什維克選擇了抓住機會，成功奪取政權，但由於事前的準備不足，因此導致了政權的官僚化與專制化。
作者希望通過系統地對比兩場革命，破除兩種相異的革命迷思：「告別革命」與「革命萬歲」，作者認為前者忽視了任何大眾抗爭運動一旦開始，就脱離動員者與抗爭者的計劃，可能在一系列偶然因素與結構力量的形塑下，出現「革命局勢」因此走向革命；而後者則忽略了，並非抓住了「革命局勢」的機會，革命就會一帆風順，如果沒有在革命之前就思考與計劃奪權的過程以及準備好面對奪權後的困難，那麼即使掌握國家機器以後，還是會「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因此作者呼籲放棄這兩種幻想，「開始認真嚴肅討論革命」。
作者擺脱神聖化與污名化兩種常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評論，為反思十月革命注入嚴肅的現實關懷無疑讓人印象深刻，但筆者不得不指出，有關事實的瑕疵使這篇文章黯然失色，以至於整體的論證過程與最後的論點實際上也岌岌可危。
在此試舉幾個例子：羅莎·盧森堡著名的《柏林秩序井然》寫於1919年1月14日，正是她遇難的前一天，而非1918年；列寧在1905年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就已經提出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連續進行的思想，決不是只有托洛茨基獨有；又如根據列寧在《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分析與 Victor Serge 在《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的統計，1918年的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在士兵中得票數是略少於社會革命黨的，因此談不上「布爾什維克在士兵和工人中取得壓倒性多數」。
上述史實當然是一些相對比較細微的問題，並不傷害整體的流暢，但接下來一些論證與歷史的疏漏，恐怕就會直接對作者的論點造成影響。
我們先從作者建構「革命局勢」這個概念開始，張先生是從盧森堡對「斯巴達克周」失敗的反思開始，他精準地抓住了盧森堡對於革命的爆發並不由革命領袖或個人決定，很有可能是由敵人的進攻導致的，因此革命者應該反擊的洞見。但問題是，作者隨後提出的「在大多數情況下，革命不是一個經由充分的準備、周密的計劃、詳細的策略制定後一步步發動和執行的過程。」則偏離盧森堡的本意太遠，盧森堡在上面就提到「上一週的鬥爭是否因此就是一個『錯誤』呢？是的，如果這裏涉及的是一次有意識的『攻擊』，一場所謂的『暴動』的話。」盧森堡在這一段的含義應該是「斯巴達克周」如果是一場進攻戰的話，則是一個錯誤，因為根本沒有準備好，各方面條件都沒有成熟，但因為是敵人主動進攻，因為必須應戰，否則無產階級的士氣與榮譽會遭到沉重打擊。這說明，盧森堡並不否認許多革命行動是需要革命者大量計劃與準備，然後主動地、策略性地發動的。
革命者與民眾的關係
而且作者非常明確地將革命者與民眾分開的，認為「革命局勢」是革命者動員民眾的好時機；而盧森堡畢生堅持的態度在這篇遺作中非常明顯：群眾才是根本的動力，她堅信群眾的自發性，認為革命領袖不是外在的，而是從群眾中選出來的，因此革命者就是群眾，群眾就是革命者。這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作者在討論革命者-民眾-保守勢力在「革命局勢」的行動時，他們之間是截然分開的關係嗎，還是有可能不斷地轉化？
首先，在比較十月革命與芬蘭革命時，作者將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以後的時間段稱為「革命局勢」，認為列寧作出了臨時政府必然不能滿足群眾判斷，必須抓住這個時機，而布爾什維克作出了正確判斷，堅決要求推翻臨時政府，而在這個過程中，作者似乎隱約將七月事變看成一個「革命局勢」，布爾什維克也作出正確的抉擇，躲過一劫，等待更成熟的時機，最後順理成章十月奪權成功。
另一方面，作者認為芬蘭社民黨則在二月革命之後，面對民眾的群情激昂，錯過了「革命局勢」提供的良好機會，最後勉強奪權起義，但由於給資產階級太多喘息的機會，因此最終失敗。
這種比較有一個問題，就是作者認為芬蘭社民黨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革命局勢」；而布爾什維克認識到是一個「革命局勢」，所以七月事變的退讓只是策略的選擇，但作者忽視了這兩個黨的根本性質是不同的。David Kirby 就指出芬蘭社民黨只滿足於芬蘭獨立，其實更希望在立憲會議與議會中與資產階級妥協，根本沒有革命的企圖，革命是在外在環境的壓力下的產物；Eric Blanc 也敘述了芬蘭社民黨頻頻拒絕革命的要求，而只是期待能和平解決。而儘管布爾什維克在列寧歸來前在臨時政府的問題上沒有敏鋭地抓住時機，但是他們一直都以暴力革命作為優先手段，一直反對孟什維克的階級調和，因此反對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否則列寧不可能短時間內輕易地說服布爾什維克，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列寧「只是加速了集體思考的過程」。相反，芬蘭社民黨性質更傾向於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協商是他們的優先手段。而所謂「革命局勢」這個概念，則模糊了「革命」一詞的含義，是暴力革命？還是僅僅是有所改變？根據作者的敘述來看，應該是前者，那麼每個政黨對「革命局勢」這個概念感知並不一樣，有一些政黨根本不期待革命，希望他們「抓住機會」是不現實的。就像 Daniel Gaido 描述一個工人在七月事件時對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吼的：「你個婊子養的，權力都給你了，奪權啊！」
如何才算準備好的革命？
其次，在對比芬蘭社民黨與布爾什維克時，作者指出他們各自面對「革命局勢」時的問題，認為後者沒有準備好，因此導致了蘇聯的悲劇。怎樣算是準備好了的革命？或者說，存在準備好的革命嗎，還是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後見之明才能確定？
作者在文中主要認為布爾什維克沒有做好歐洲無產階級失敗、與農民決裂以及殘酷的國內戰爭的準備。作者尤其強調第二點，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強硬態度以及解散立憲會議，最後由於與德國議和的問題，導致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徹底決裂，因此「布爾什維克和農民之間的政治聯繫被徹底切斷了」。首先，多伊徹轉引《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試圖與孟什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人組成聯合政府，而對方開出的條件是：
「新政府不對蘇維埃負責而要對廣大的革命民主界負責；新政府要解除布什維克部隊的武裝；列寧和托洛茨基不得加入聯合政府。」
這種條件本身就與布爾什維克的原則相悖，且不說第一條與一直主張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相悖，後兩條連温和派加米涅夫都抱怨是「自殺」，排斥列寧與托洛茨基是「砍了黨的頭」，這如果都要「準備」接受，布爾什維克的確是在思想與組織上都自殺了。
如前所述，立憲會議與蘇維埃作為兩個國家代表機構本身就與布爾什維克的原則相悖，指責布爾什維克「強行」解散立憲會議時，不知道作者是否注意到這是在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解散的，斷定只有社會革命黨人與農民有聯繫是輕率的。布爾什維克也的確在這段時間在農村進行大量工作，這即時在十月革命前，從列寧的文章來看，也絕談不上忽視了「準備」農民問題。
誠然，布爾什維克絕對難以想像十月革命後的國內戰爭會如此的殘酷，也難以想像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遭到如此沉重的打擊，布爾什維克在奪權初期在經濟政策上的彷徨也由於在革命前缺乏對經濟政策的構想，史蒂芬·F·科恩就指責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在經濟綱領上是「逃避主義」，這也印證了作者認為的「缺乏準備」是有道理的，任何人都會同意革命前的準備應該越充足越好。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作者提出的「準備」與否始終是一種事後之明的上帝視角，因為事前的設想、計劃與討論可能遇到現實被撞得粉碎，並被今天的我們認為是異想天開，而唯一驗證的途徑只有嘗試。當孟社維克蘇漢諾夫指責俄國還沒有準備好進入社會主義，因為「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時，列寧的回應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鬥，然後便見分曉。」鬥爭本身就能夠創造出進一步發展的條件。因為我們永遠不能知道是否準備好了，這個答案始終是變動的，也只有塵埃落定才能夠知曉。
最後，作者對葛蘭西的理解似乎有誤解，葛蘭西在討論發達國家時，提出了「陣地戰」與「運動戰」，後者是一舉奪下國家機器，而前者則是需要一點點征服市民社會中的堡壘。作者認為葛蘭西將俄國與西歐對比並不恰當，根本區別應該是社會與國家位置的不同。但問題在於，葛蘭西在討論市民社會時，是將它放到「領導權」概念中，而「領導權」的含義就在於「將統治階級的利益建構成所有人的利益」，整個社會的人都服膺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那麼如果放到作者的構想中，奪權之後的俄國，誰是統治階級？官僚階層與傳統農村社會又怎樣將統治階級的利益建構為所有人的利益？
在這場震撼世界的革命的幾乎被人遺忘的今天，張躍然先生的這篇文章在更寬廣的視野下梳理了革命的過程，並提出了現實的關懷，呼籲我們重新開始思考革命，這無疑是對十月革命最好的致敬。但問題是如果不從歷史本身入手，不跳出後見之明的上帝視角，回歸到革命現場的過程與行動者本身的話，我們何時才能開始嚴肅地思考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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