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30年了,返鄉探親的台灣老兵,他們的「家」在哪裏?

大陸的家,最終還是褪了色,成為一趟遊程中的某個停留點,但最終還是要回家的,家在台灣。他們已經是台灣人——不管他們投票投哪一黨,政治意識上接不接受「本土化」。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比起杜甫,李伯還算幸運,父母雖然都已經亡故,但哥哥仍在世。兄弟相會,一位生活在華北窮困農村,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一位來自台灣繁華都會,看外觀不過剛過中年。生活環境的差異,讓兄弟看來更像叔姪,他們的年紀差只有兩歲。 圖:Tsengly / 端傳媒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比起杜甫,李伯還算幸運,父母雖然都已經亡故,但哥哥仍在世。兄弟相會,一位生活在華北窮困農村,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一位來自台灣繁華都會,看外觀不過剛過中年。生活環境的差異,讓兄弟看來更像叔姪,他們的年紀差只有兩歲。 圖:Tsengly / 端傳媒

【編者按】:1987年11月2日,台灣政府正式受理國人赴大陸探親,今天屆滿30年。從30年前的這一天起,渴望回家看一眼的老兵們,終於在離家近40年後,帶著在銀樓打好的一包包金戒指、「三大件五小件」,回到大陸的家鄉。隨著這扇門的開啟,兩岸交流從此進入新頁。對這群「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老兵們而言,家是什麼?何處為家?如今年過九旬、1988年首度回河南尋親的李伯,也許可以告訴你。

對李伯(化名,但後文中所提及的年籍、故鄉均為主角真實的年籍、故鄉)來說,「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句話,在民國77年(1988年)的中秋節來臨前,不再只是某種「感懷」,而是真實的驅力:他要動身河南老家,讓哥哥帶著他給父母上一次墳。

讓李伯得以將思鄉心情化做返鄉行動的,當然是前一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開放原籍大陸的榮民(在台灣稱退伍軍人為「榮譽國民」,簡稱榮民)返鄉探親。他之所以沒有和其它成千上萬的同儕一樣,在政府宣布第一時間立刻出發,主要還是因為他顧忌著應該向原服務機關報備一下——他的原工作事涉敏感,即使退休了,進入大陸這樣的行動,還是得讓原單位知道一下。

李伯的朋友們從銀樓打了一包包金戒指,通關時全戴在自己手上,到家再脫下來送給姑姑阿姨,或者是......留在家鄉的妻子、女兒。

單位准了,李伯連同幾位河南同鄉開始張羅回鄉的禮物,俗稱「三大件、五小件」,「大件」是冰箱、電視、洗衣機;其它諸如相機、收錄音機、電鍋等等,算是「小件」。

「你買了怎麼帶進去?」我問。

「台北就有店家可以收錢,到平頂山(河南省中部)提貨。」他答。

「當時台北就有公司可以收錢?」我再問了一次,不太相信那個年代就有人敢做起這種生意。

「有~」李伯拉長了聲音。「『他們』都通著的!」

在當時,「三大件」、「五小件」是明令免進口稅的商品,但黃金就不是想帶多少就帶多少了。李伯的朋友們從銀樓打了一包包金戒指,通關時全戴在自己手上,到家再脫下來送給姑姑阿姨,或者是......留在家鄉的妻子、女兒。

「白髮娘,盼兒歸,紅妝守空幃」

依照李伯當時接觸的資訊,開放探親是蔣經國總統的決定。但他也隱隱曾聽說,在1987年初起,一群和他一樣跟著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的老兵組成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他們身穿寫著「想家」的上衣,舉著「白髮娘,盼兒歸,紅妝守空幃」、「骨肉隔絕四十年」等標語,在國父紀念館等群眾聚集的地點,對著路人送出一張張傳單;一位白髮老翁看到「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幾個大字,淚流滿面。

1987年,一群老兵組成「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老兵們高喊「想家」,表達強烈訴求,期盼回到故鄉父母的身邊。圖為海基會「交流半甲子,兩岸創雙贏」影像展。

1987年,一群老兵組成「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老兵們高喊「想家」,表達強烈訴求,期盼回到故鄉父母的身邊。圖為海基會「交流半甲子,兩岸創雙贏」影像展。攝:陳虹瑾/端傳媒

1987,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民主化伴隨著勞工、農民等各個階層爭權益、反迫害的訴求,鼓起一波波浪濤,猛烈衝擊著走進威權末期的國民黨政權。這其中,老兵返鄉令當局特別緊張,因為投入運動的成員並不是傳統的本土人士,而是外省人,如果他們的訴求長期不獲滿足,支持國民黨統治的基礎力量就會開始流失。

再者,當時台灣雖然已經宣布解除戒嚴,但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人士仍然無法返回台灣,「海外黑名單」的返鄉權,成了反對運動最新的訴求,也開始和「老兵返鄉」的訴求論述合流。

一位白髮老翁看到「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幾個大字,淚流滿面。

因此,老兵返鄉運動發起於1987年初,同年11月政府就宣布開放。比起其它社會運動,老兵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達成訴求,和國民黨深刻感受到「牆腳被挖」的恐懼有相當的關聯。當然,思親思鄉更是極其巨大的推力,以致於當年研議榮民返鄉法制開放作業的專案,定名為「穎考專案」,這個名稱所來的典故,讓當年主責全案的馬英九一直津津樂道。

「穎考」一詞出自《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鄭莊公曾發誓「不及黃泉,不見母親」,但又思念著與母親見面,穎考叔就建議鄭莊公,以挖地道的方式和母親見面。鄭莊公接受建議,挖了地道,母子因而相會。

蔡英文在2011年參選總統時曾經提到,民進黨早年和「外省籍黨外人士」有著「深刻情誼」,所指的也就是這一段歷史;日前紀念開放探親30年時,她又提了一次。

李伯回家前:「大信封套著小信封」,掉出兩張黑白照……

啟程回家之前,李伯對老家的情況並不陌生。因為他在1980年初,就通過在美國的朋友以書信聯絡上了家中。

北京政府於1979年提出「三通四流」的對台政策,「三通」指「通郵」、「通商」、「通航」(編按:「四流」指學術、文化、體育及科技交流);雖然國民黨以「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回應,但既然來自台灣的信件已經可以在中國境內順利遞送,不少老兵就興起了寫信回家的念頭,信寫完各自找門路寄回老家。

「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的會長何文德接受採訪時回憶,當時他是請託僑生同學返回東南亞時代為寄信;另一位運動主力姜思章的寄信之路更傳奇:他花錢光顧舞廳,請託一位舞小姐尋找可靠的外國客人代為寄信。

有人想起李伯的母親逝世前的一段話:她相信自己的兒子沒有死,在台灣,有一天他會回來。

李伯寄信的路徑相對典型,一位移居美國和兒孫同住的老鄰居,定期會回台灣。他們在李伯家,壓低了聲音談著他們幫誰誰誰從美國寄信,聯絡上了家裏......。李伯聽了當然心動,但也不知道老家究竟還在不在?能不能找到?這封信能寫什麼?該寫什麼?

「就先寫這個吧!」最後,李伯拿了張白紙,寫下老家的地址和自己的學名,交給老鄰居帶走,從美國寄回大陸。

一段時間後,「大信封套著小信封」寄回了李伯的家,抽出信箋,兩張證件照大小的黑白照片跟著掉出來。李伯的父母都已經離世,哥哥倒還健在。信裏說,接到李伯的信,家人聚在一起對著那張只寫了一行老地址和簽名的白紙,興奮地討論了一整夜。有人想起李伯的母親逝世前的一段話:她相信自己的兒子沒有死,在台灣,有一天他會回來。

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之後,隔年四月台灣的中華郵政和紅十字會開辦了「台北郵局第50000號信箱」,專門收送老兵寄回家的家書,送到香港再取出小信封轉寄大陸。圖為海基會「交流半甲子,兩岸創雙贏」影像展中所展示的歷史文物。

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之後,隔年四月台灣的中華郵政和紅十字會開辦了「台北郵局第50000號信箱」,專門收送老兵寄回家的家書,送到香港再取出小信封轉寄大陸。圖為海基會「交流半甲子,兩岸創雙贏」影像展中所展示的歷史文物。攝:陳虹瑾/端傳媒

被塗黑的「中華民國」郵票、勢不可擋的三通四流……

「大信封包小信封」不只是老兵之間的權宜之計,有一段時間它甚至是正規的作法。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之後,隔年四月台灣的中華郵政和紅十字會開辦了「台北郵局第50000號信箱」,專門收送老兵寄回家的家書,送到香港再取出小信封轉寄大陸。

這樣的做法持續了一年多,到了1989年中,台灣寄往中國大陸的郵件不用再套大信封,轉經香港後直接遞送。但郵票上的「中華民國」等字樣,一概都被塗黑。

從老兵探親、寫信這一段歷史,很可以說明這樁表面看來單純的開放探親政策,對後來台灣政府訂定大陸政策起到了多麼強大的拉動效應。平心而論,在開放初期,是北京取得了主動: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對台工作九條建議」。其中一條明確提出:「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

葉九條一出,已經退伍的老兵開始嘗試從各種管道—當然以香港最多—返鄉探親,並且進一步攪動台灣內部老兵的思鄉心情,觸發為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迫使國民黨跟進開放,讓老兵赴陸探親合法化。

但探親不只是探親,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蔣中正帶來的60萬外省軍人在台灣生活了近40年,這個族群深度融入台灣社會,和台灣其它人、其它族群的關係千絲萬縷,更接受著同一套法律體系的規管。當榮民衝破了國民黨的「三不政策」,其它部分會不會被迫開放?就舉一個小例子:當時台灣人民不准以「觀光」為由申請赴大陸,但多少老兵和眷屬在探親時不也都順帶四處走走看看嗎?再加上行程及機位安排經常傳出糾紛,必須讓兩岸旅行業者能夠合法直接交涉,因此這一條線很快就失守了。

而更深刻的是文化和思想交流。在戒嚴期間,中國出版品不准進入台灣,這當然是為防止某種「思想汙染」。但任期橫跨戒嚴前後的前新聞局長邵玉銘受訪時曾提到,開放探親後,老兵回台灣時帶點大陸買的戲曲錄音帶、錄影帶;或者大陸出版的書報雜誌,「政府要一個一個查,都給他沒收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了。

開放榮民探親,在當時不只「三通」這條防線失守,連「四流」都被迫起了頭。

分隔40年,人事已非

台灣飛香港,香港飛鄭州,鄭州搭車160公里到平頂山市,李伯和同行的老鄉們在這暫時分手,各自回家。

我問他回家的感覺,他第一時間想起那碗甜膩的糖水煮蛋:

「太~甜了,而且一碗煮三個蛋,根本吃不下去。」

李伯不習慣的不只是這樣的款待,還有家鄉話。詩人說「鄉音無改鬢毛衰」,少小離家的李伯自己的鄉音未改,但久處在台灣社會「國語加台語」的環境,家鄉人的談話經常讓李伯反應不過來了,連招牌的河南口音「中不中?」(編按:詢問「行不行」、「好不好」、「可不可以」之意)李伯第一次聽到時,都要晚輩解釋。

更不習慣的是居住環境,1990年代,兩岸經濟和民眾生活的物質條件很有一段差距,平頂山這樣的二線城市,和當時的台北完全無法相比,何況是鄉下老家。李伯回憶,老家是在他第一次回去時增建了一部分水泥建築,150元人民幣;新修一座有抽水馬桶的廁所,70元;再安裝了一座地下水抽水機,60元。我再三向李伯確認這些數字,但他堅稱自己記得清楚,就是這個價錢。

老家是在他第一次回去時增建了一部分水泥建築,150元人民幣;新修一座有抽水馬桶的廁所,70元;再安裝了一座地下水抽水機,60元。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比起杜甫,李伯還算幸運,父母雖然都已經亡故,但哥哥仍在世。兄弟相會,一位生活在華北窮困農村,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一位來自台灣繁華都會,看外觀不過剛過中年。生活環境的差異,讓兄弟看來更像叔姪,他們的年紀差只有兩歲。

李伯和哥哥分離的40年,不是一般的40年。在內戰停止,兩岸分裂分治狀態確定後,中國大陸歷經了反右、大饑荒、文革一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李伯則經歷了台灣工業興起,經濟成長最迅猛、現代化腳步最快的一段時日。

大饑荒時,家裏餓死了人嗎?李伯想問哥哥。讓他更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當年投入國民黨將領湯恩伯麾下,在家鄉人所共知。這是不是連累了家裏人?那一段凶暴的政治運動期間,家人挨整了嗎?他們是怎麼過的?

談到大饑荒,李伯的哥哥倒很輕鬆,「最苦時就只喝了三個月的稀飯」。至於政治運動,「那些事都過去了,過了就算了。」李伯只得到這一句回答。

最直接的關心,就是李伯塞進哥哥手裏厚厚的一個信封。

家人裏有國民黨軍人在此前是罪惡,不過到了李伯返鄉時,擁有「海外關係」,特別是「台灣關係」的家庭,成了地方統戰、涉台幹部特別關注的對象。李伯在家那幾天,市台辦、鄉領導、村幹部天天有人上門拜訪。這些人,莫說李伯不認識,連李伯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們是誰。白天屋內擠得滿滿的,一陣陣應酬寒暄,傍晚過後外人散去,哥哥會拉著李伯走進房間,低聲對他說:「這些共產黨他們說他們的,都不要相信他們!」

父母的墳頭,就在家裏種的地旁邊,李伯第二天一早就去燒香祭拜。心情,臉上看不出來。他和哥哥無論就年紀、性別、文化背景,都是最不壇長表達情感的那一種人,最直接的關心,就是李伯塞進哥哥手裏厚厚的一個信封。

「你給我這是多少錢?你哪裏來這麼多錢?」 哥哥低頭一看,大驚失色。

信封裏是1000元人民幣,差不多是李伯一個月退休俸的六分之一,但哥哥忙說:「用不了,用不了......你給我這麼多錢,我怎麼用?!」

哥哥收下了1000元,但也嚴肅告誡李伯不需要再往家裏送錢,家中種田的種田,做工的做工,日子都能過。李伯「原則上」遵守了哥哥的訓誡,但之後還是有幾次出現「一次性需求」時,他還是匯了錢,其中一次,是資助考上了中專的姪孫女。

一群在台灣的老兵等了近40年,1987年11月2日起,終於得以回大陸探視親人。圖為海峽交流基金會「兩岸交流30週年展覽」所展示的歷史照片。

一群在台灣的老兵等了近40年,1987年11月2日起,終於得以回大陸探視親人。圖為海峽交流基金會「兩岸交流30週年展覽」所展示的歷史照片。攝:陳虹瑾/端傳媒

那些「一要再要」的親人……

「去了台灣的人生活比較好。」在開放探親之初,有台灣親友的大陸人,大概都有一點這樣的印象。但當時兩岸經濟落差究竟有多少,一直要到探親、觀光乃至經商開放,兩岸民間社會直接接觸,眼看著「三大件、五小件」成了標配之後,才完全顯現出來。

以當時中國物價水準,即使是身處台灣基層的老兵,在大陸都顯得寬裕。一開始,基於對家鄉的懷念及對父母(甚或妻子、兒女)的虧欠,或多或少都會提供經濟資助。但人性很容易被錢扭曲,有的家人一要再要,有的分配不均,甚至跨海與台灣妻子兒女爭財產......等等。台灣人家裏如果有老兵長輩,一定聽聞過,甚至親身經歷—不是自己家人,就是家人的朋友—這一類的金錢紛爭。

還有更不堪的例子,有些一生單身老兵在開放探親之後帶著積蓄回到大陸,則望餘生落葉歸根。但卻在家鄉被子女親戚騙光了財產,只好回到台灣,在政府興辦的「榮民之家」度過餘生。甚至有老兵是被大陸親友送到港口、機場,再通知台灣政府把人接回台灣。

在台灣,他花了40年,打造了自己「家」

「開放以後,你有沒有想過搬回大陸去住?」我問李伯。

「怎麼住?!住不慣了。生活習慣都不一樣了。」

在1988年開放之後,李伯回鄉的次數要很費力才數得清楚,因為有時是專程回去,有時是趁旅行之便拐回家看看。但他應該沒有動過回河南老家定居的念頭。40年,李伯適應了台灣的風土、氣候和習俗;而大陸更是改換面,深入無所不在的政治,完全改變了李伯的家鄉。台灣和大陸完全是兩個世界。更重要的,在這兒,他也花了40年,打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真實的「家」。

李伯是老兵中的多數還是少數?開放探親之後,究竟有多少老兵「落葉歸根」?從一些相關的統計數字大致可以測算出來:

首先,由國民黨帶來台灣的軍人,當時都領到了一紙「戰士授田證」,它承諾在「反攻大陸」之後,授給持證人一定大小的土地。但隨著政府放棄「反攻大陸」,老兵開始要求政府在台灣兌現這張「土地支票」。1992年,政府決定發放「戰士授田證補儅金」,發出了59萬張領取通知書,這約莫就是當時仍存活的外省軍人的總量。

在60萬有機會回大陸定居的外省軍人之中,真正搬回大陸安度晚年的,應該在1萬人上下。

另一方面,台灣政府每月會發有一筆津貼給低收入榮民,在官方歷年向立法院提出的報告中,領有這份津貼而長居大陸榮民,最多的時候是在2002年前後,人數將近6000。

如果再加上上頭統計不到的—中等以上收入而晚年長居大陸的老兵,大概可以這樣推估:在60萬有機會回大陸定居的外省軍人之中,真正搬回大陸安度晚年的,應該在1萬人上下。其它大多數像李伯這樣的老兵,儘管抱著真真實實的故土情懷,但大陸的家,最終還是褪了色,成為一趟遊程中的某個停留點,但最終還是要回家的,家在台灣。他們已經是台灣人—不管他們投票投哪一黨,政治意識上接不接受「本土化」。

百年以後,葬在哪兒?

大概從上了大學之後,李伯就不太管我幹什麼、寫什麼、讀什麼。但唯一一次,他拿起我帶回家的雜誌,戴上眼鏡讀了好久,轉頭問我:「這一篇是誰寫的?裏頭說的是真的嗎?」

我看了他手上的書:「陽光時務」第32期,翻開在「河南運動式『平墳』調查」:

「朱偉僱人用了兩天時間,把全家幾個爺爺、太爺的共28個墳頭全部平掉。他還要求,幹部不帶頭就停職,教師不帶頭,就停課。......」

我知道他在記掛什麼,晚上他撥了一通電話回河南,鄭重其事地問了再問。問完回頭對我說:「還好,說有這個事,但是沒有平(墳)到我們那裏」。

年過九十的李伯,已經不太諱言談身後之事,他是軍人,原本早就打算好將來就安厝台灣軍人公墓的靈骨塔。但「平墳事件」之後不久,有次他突然交待:「以後,還是把我送回大陸,葬在媽媽旁邊好了。」但李伯的太太聽了馬上接話:「那我不去,你要回大陸,那我就放回高雄,我爸爸(安厝的)那個寺裏。」

李伯沈默了,直到今天他都沒有再提這件事,大概還在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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