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 深度 評論

習近平的「新時代」政治綱領:一個「革命」政黨的世俗化轉型

在中共過去三十多年的黨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一篇大會報告。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報告,核心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報告,核心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中共過去三十多年的黨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一篇大會報告。報告試圖堅持十二大上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又修正十三大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定義,然後奠定了未來30年的中共總路線,給出了一個未來中國的政治綱領。

過去一、二十年,中國社會面對着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和爆發,一直期待一個能夠提供解決方案的總綱領,並對中共特別是胡錦濤執政時期「契爾年科式」的僵化緩慢、遲遲不能響應這一訴求尤其不滿。其間,有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異議群體發起和聯署《零八憲章》,但遭到打壓,起草人之一劉曉波被判刑11年,並在十九大前幾個月死於肝癌;隨《零八憲章》運動而漸熱的、圍繞憲政改革的公共討論,也在過去幾年被消聲;持續二十餘年的公民社會運動所形成的人權律師群體、勞工組織、女權運動,和一批獨立NGO,亦先後遭到打壓。黨內代表不同路線的不同派系,也在過去五年遭到了嚴酷整肅,如倡導更激進路線的薄、周、徐、令集團,被樹為習的最大競爭對手,成為「反腐運動」、肅清餘黨的主要目標;而向民營資本提供庇護、代表官僚集團利益、也是胡溫政權非正式指定隔代接班人的孫政才,也在十九大前夕淪為大會犧牲品。

習思想的毛主義血統

然後,在肅清黨內外幾乎所有對手、全國幾無雜音的背景下,第一屆任期屆滿五年的習近平,才向全黨和公眾提交這樣的一份政治綱領,其核心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13個字。在修辭上,這是對十三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鄧小平理論的發展,再透過各常委在報告當天下午以「抬轎子」的方式,在分組討論時一致冠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這16個字,未來幾天有望寫入黨章並獲得通過,會後則相信會簡化以「習近平思想」為名,向全黨和全國公眾宣傳,企圖實現與毛澤東思想並列的黨內地位。

所以,本次大會習近平的歷史定位和權力追求是毫無掩飾的。他意圖樹立比肩毛澤東的黨內絕對權威:在確立未來中共轉型綱領的同時,徹底鞏固自身的集中權力,超越現有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制,並為未來長期連任做準備。這是十九大的核心任務,也是這次開幕報告的中心,而不像江、胡時代總書記第一次報告的同時,就要迎來「隔代指定」的候任者;這次大會沒有討論五年後接班人的議題。

習近平的理論基礎,則在於對1956年「八大」和1987年「十三大」以來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修正: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重新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在修辭層次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擴展,建構習近平的思想框架。

其實,會前一年,習近平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號召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今年是這「兩論」發表80週年,全黨基層都被要求重讀。習近平報告的基本方法論,也是以毛主義所強調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哲學為本,一方面論述新社會矛盾,同時呼籲全黨進行「偉大鬥爭」,強烈表明習思想的毛主義血統。

歷史上,如懷利(Raymond F.Wylie)的研究所證實的,「兩論」是根據毛在1937年7、8月間的講話文本編輯而成的;而「兩論」文本,一方面沿襲斯大林主義教條,同時試圖開闢毛自主性的理論嘗試,即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由此,從哲學運動開始,毛展開與忠於莫斯科的王明路線的鬥爭;「兩論」成為毛樹立個人理論權威,進而集中權力、直到「七大」上確立「毛澤東思想」領導地位的關鍵文本。

本次大會習的歷史定位和權力追求是毫無掩飾的,樹立比肩毛澤東的黨內絕對權威,並為未來長期連任做準備。

白信:本次大會習近平的歷史定位和權力追求是毫無掩飾的。攝:Sheng Jiapeng/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美好生活的中產階級價值觀

另一方面,在邏輯層次上,十九大報告則以「美好生活」這樣一個充滿美國夢色彩和中產階級價值觀的修辭,取代了前30年帶着求溫飽「生存權」、強烈物質主義發展觀的鄧時代定義。報告對生態、扶貧、教育、醫療等環境和社會政策,以及對城市治理的強調,也表明這一政綱迎合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做出兩點有趣的推論:

其一,習近平智囊班子裏政治學家的話語權上升。報告修辭擺脫了胡時期報告空洞冗長、面面俱到的許諾,體例上則更接近1987年的十三大報告和1992年的十四大報告,而比胡錦濤時期的動輒十幾部分,簡化了許多;與毛主義對矛盾、對鬥爭的強調,亦並行不悖地混搭在報告語辭中。

然而,他(們)在宣傳口徑上雖然拒絕西方式民主和普世主義價值觀,卻在政策取向上效仿美國夢和美好生活的組合,不能不說某種程度上向世界坦白了以美國為師的發展心跡,顯露了報告撰寫組當中資深政治學者的賣力。他們先後以「中國夢」加「美好生活」的組合,引領一個不強調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率,轉向內需導向和分配政策的經濟轉型。

其二,中(美)國夢和美好生活的組合,理論上則可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對美好生活的哲學探討,以及新教徒們在新大陸的工業革命浪潮下,尤其是戰後經濟繁榮所創造的、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豐裕社會」圖景。在過去幾年,這一提法也屢見於中國一些「網紅」哲學家。他們不懈地對「可能生活」和「良好生活」做新柏拉圖主義的解讀,頗迎合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小清新」口味。黨內理論工作者對此的借用和發揮,其意義相當深遠,相當於一次不談階級卻通篇皆中產階級、未直接點明卻主動迎合中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轉型。

進而,如果對比此前中共意識形態及黨的報告對社會主義的強調和堅持,這種「美好生活」的轉向倒更像是放棄對社會主義的類宗教執迷,而面向人民生活的世俗化轉型。而如果對比此前追求工業化規模、擴大供給的發展模式,「美好生活」的提法則更像是一次促進內需和消費升級的國民動員,因應未來經濟下行、供給側(Supply Side)改革和環保主義造成的結構調整,提供一個持續性的消費支撐。

剩下的,只是專制地自我定義人民的需求,罔顧社會的多元需求和潛在政治競爭者對人民需求的回應,以維持權力和政權為最終目標,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群眾在車站觀看習近平講話。攝:Beijing Youth Daily/VCG via Getty Images

中共世俗化轉型與面對的悖論

當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世俗的原初含義是『有關時代的』」,也即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中對世俗性的解釋,而非宗教意義上的時間永恆或者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千禧年主義形態,習近平對美好生活的倡導才有了「新時代」的意義:在鄧小平「不談姓社姓資」的30年懸置後,真正開始了共產黨的世俗化轉型。

然後,也只有在世俗時代的意義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下對現代化目標和追求民族國家建設的執著,才可能得到理解:那是一個告別共產主義革命政黨的宣言。

其剩下要做的,只是專制地自我定義人民的需求,罔顧社會的多元需求和潛在政治競爭者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或者,只是繼續在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幌子下,放棄一切超越性的理想,以維持權力和政權為最終目標,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例如,在使用鬥爭哲學和手段對付國內外矛盾的同時,本次報告最為鮮明的,就是以「切香腸」的小幅讓步方式,在所有社會矛盾激化的領域上一點點讓利,贏得迂迴空間。如教育上減免貧困地區學生的學費和寄宿費、促進高中普及,取消農村戶口消滅城鄉差別,也承諾改革計劃生育以適應老齡化社會,甚至提出推動「合憲性審查」,滿足早前憲政運動的要求等等。而這一切讓步,都是在「美好生活」和均衡發展的框架下,避免觸及一部分「先覺悟起來」的公眾對更大範圍的憲改、更多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和民主轉型的要求,而至少在未來30年延緩這些憲政、民主、自由議題等形成挑戰性的運動。

理論上,這種政黨的「世俗化」轉型,代表着一個革命政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只是,這一轉型,卻需要重新利用毛主義不斷革命的動員方式,進行內部整肅和動員,而且面臨兩個長期性的轉型悖論。

其一,也是經歷過類似轉型的國民黨曾經面對的難題:是否存在永續執政的可能?與此相關,個人的終身執政到底是有助於政黨的永續執政,還是反而可能提早終結政黨執政?所謂「其亡也忽焉」,毛澤東當年進北平前面對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新毛主義者不可能逃避的難題。

其次,一個世俗化的長期執政黨,總是不可避免地被官僚化,並隨執政進程最終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的官僚政黨。尤其是,在繼續「現代化」所需要的技術官僚化,以及「黨領導一切」的全能主義原則全面滲透社會經濟生活的情況下,這個政黨的徹底官僚化和世俗化將會加速,也與人民的「美好生活」全面交叉、重合。這也意味着,習近平推動的反腐敗運動短期內越成功,從而完成黨的世俗化轉型、實現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那麼長期而論,便可能越為政黨在未來的全面腐敗提供土壤。

這些悖論,來自現代化過程中政黨轉型所面對的內生挑戰,無關乎外部勢力,也與十九大最為引發外界關注的兩個核心議題有關,即習近平的權力野心和反腐運動成效。換言之,無論十九大最終決議如何、未來方向如何,一個以高姿態告別革命的政黨,無論害不害怕,都可能將一切或會危及其執政地位的挑戰,不論規模宏大還是微小,都視為革命。

那麼,當這個政黨正在試圖使出渾身解數討好一個新興中產階級,且不惜以自身全面轉型為代價,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的態度變化,支持或不滿的任何邊際變動,都可能對該黨產生不可測的影響,例如去年發生的雷洋案件。這也就意味着,在一個消除了任何可見競爭力量的中共政權內部,世俗中產階級的存在本身,就是唯一不確定的力量和因素,那與中產階級生產的公共領域及其超政治的世俗性有關。

無論如何,我們都沒有對未來悲觀的理由。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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