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年，好像愈來愈多人在公眾領域談論社交媒體對社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以下是兩則事例：
一、在2011年透過Facebook策動埃及的反政府運動，成為「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之一的網絡行動者Wael Ghonim，曾經是網絡社會運動的「大好友」（支持者），揚言只需要有互聯網便能夠解放社會；五年之後，他在一個TED talk上改口，將網絡和社會兩者主客對調，認為網絡分化社會，而且充斥假消息；他說若要解放社會，就先要解放互聯網。
二、The Atlantic 9月號刊登了一篇帶着「語不驚人死不休」式標題的文章，名為「智能手機已毁掉這一代？」（Have Smartphones Destroyed a Generation?），作者是心理學家Jean Twenge。該文章是為她的新書造勢，其新書書名既長且凌厲，叫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筆者只讀過網上文章及書評，未有讀過她的大作，不過書名基本上已經反映結論撮要。
網癮、網上欺淩、網絡自殺、回音室（echo chamber）、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網絡巴爾幹（cyberbalkanization）、假新聞等等，一眾詞彙突然成為時興用語，一反過去不少人的樂觀態度——君不見過去十年，不是很多人大談資訊社會、網絡革命、數碼民主、眾包（crowdsourcing）、共享經濟嗎？難怪有人說，這昰社會情緒由一個極端一面倒向另一個極端，科技烏托邦到反科技烏托邦的轉向。過分樂觀，或者過分悲觀的情緒，除了為出版暢銷書的作者創造利好環境，幫內容農場爭取到多些眼球之外，對了解事實，其實幫忙不大。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李立峯近日在一篇書評中，概括了學界對這類型「科技與社會」問題的共識 ：就是拒絕簡單的科技決定論。所謂科技決定論，簡言之是將社會變遷約化為由科技主導的論述。問題是，毫無保留地擁抱科技決定論（或各類型的約化論）固然偏頗，但科技與其他社會、政治、經濟因素互動，其引力和張力仍是難以忽視。況且，在社會科學上要達致因果結論的門檻非常高，這類問題沒有即時答案，學界需要累積很多研究成果，才能了解大概。可惜的是，大眾媒體和社會公眾一般是沒有這份耐性，故事一定要有個說法，所以無論何時，容易消化吸收的科技決定論總有一定的市場。這就是本文標題所定命題的背景。
美國總統選舉，fb極化民意？
2016年9月，筆者在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開始了一個為期十個月的訪問（註一），除了學習新事物，在院校進行學術研究外，我也親身體會美國的總統選舉，與當地人談選情，看選舉辯論的電視直播和譏諷候選人的口水秀；因着研究興趣，我也特別關注社交媒體上的選舉訊息，特別是Facebook專頁的活動。在美國從事社交媒體政治傳播的學術行家，絕大部分都是從推特（Twitter）入手，並非Facebook；但時至2016年，若研究美國網絡政治傳播只集中在推特，其實已經出現落差：調查指出，只有少於一成美國人透過推特接收新聞訊息，從Facebook接收新聞訊息的則達44％。
在今次美國選舉中，Facebook作為大眾的政治傳播媒體，發揮了強大的作用，亦由於上述的落差，研究也似乎追不上媒體的發展。結果，選舉結果出來，跟與民調結果緊扣的大眾預期有別，很多美國人（尤其是討厭特朗普的一群）在反省中需要理出一個講得通的說法，Facebook就在這情況下成為眾矢之的的其中一員（還有勾結俄羅斯、假新聞和民調出錯）。不少人歸咎Facebook的News Feed過濾功能令公眾收不到平衡的正反論點，也令假消息横行，最終讓特朗普勝出大選。
選後面對批評，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祖克柏）初期先引述內部研究反駁，指Facebook做到過濾泡沫的情況被誇大，平台對用戶接收不同觀點的影響力亦有限；後來他態度有點改變，強調對過濾泡沫感到憂慮，也擔心煽情內容，並願意與傳媒機構合作核實新聞內容。他也大談Facebook早年的目標是連繫人，現在則強調要建立全球社區。當然，這個社區暫未包括中國、北韓、伊朗和土耳其，但或指日可待。
在一個眾說紛紜的極化社會，政治（由極右到極左）、經濟（後佔領華爾街及反全球化情緒）和種族身份文化（白人至上和多種族移民）因素互相糾纏，社交媒體又豈能獨立抽離並決定極化的政治結果？我們要問的主要問題不僅是兩者是否有因果關係，而是問究竟是透過什麼過程令兩者關連在一起。
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嘗試了解所謂的假新聞是怎麼在Facebook專頁間「被傳播」。我在Media Lab的其中一項研究，是收集在美國大選前三個月合共五萬多個Facebook專頁的內容，抽出轉發的網頁連結，然後分析專頁轉發被核實為假新聞網站的比率。結果顯示，不論左中右哪一個政治群體，轉發假新聞網站的比率雖然有異，但當消息是來自假新聞網站的話，連結會較其他正常連結獲得更多likes和comments。換言之，來自假新聞網站的消息會有更大機會獲用戶給予likes和comments，令消息更容易在News Feed中擴散。這可能是來自機械人戶口，但真正用戶轉發煽情或與自己政治口味吻合的內容，似乎也是重要原因。
社交媒體、雨傘運動、社會撕裂
在訪問Media Lab這十個月間，我發現不少美國朋友對香港的發展都有一定了解，雖然多屬負面；不過他們大概不知道，對於美國當時這種大規模社會撕裂，對立意見者互不理瞅，集體患上政治無力感症的情況，香港人亦並不陌生，並且不幸地已經歷了一段日子（儘管美國朋友還是認為活在特朗普治下總比在中共治下強）。其實我們就香港社交媒體與政治兩極化的研究，早已經在2014年透過中央政策組的公共政策研究計劃（註二）展開。
這個研究題目也是博士生陳電鋸的論文，近日我們合著的文章在學術期刊發表，學生作為第一作者接受傳媒訪問解釋研究成果。雖然學術文章已經非常小心解釋研究結果，避免出現任何「科技決定論」或「因果關係」傾向的詮釋，但向權貴問責心切的報章編輯似乎並不欣賞我們這股「頭巾氣」，訪問文章見報時還是用上十分醒目的標題，提醒Facebook要負上部分責任。其實，若然一定要為香港撕裂問責，我相信北京政府要負上最大責任；況且我們的研究並沒有要求Facebook問責，若真的要回答Facebook的角色問題，除非能夠操控Facebook的戶口，令它們處於極化和沒有極化的實驗環境中，再測試事後會否出現社會撕裂，不過這種實驗只有Facebook企業本身才能做到。
我們其實要探討的問題，是在香港政制爭議不息之際，究竟網上世界的分裂，會否在時間上較早反映現實世界的兩極化，還是相反，現實世界的撕裂之後才出現網絡的分裂。測試兩者的關連，有助探討社會出現兩極化的過程的各種可能性，並且可透過分析網絡民意及早知悉社會是否出現分化，從而制定政策回應社會。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網絡上的極化（按我們制定的一個網絡巴爾幹化指數）能預早反映社會上的撕裂（按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的電話民調數據），尤其能預知年輕人組別的撕裂程度。
社會撕裂是由很多原因導致，社會的政治經濟脈絡（政策、管治、社會信任、權力關係等）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個人的心理特質如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或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亦能解釋為何人傾向選擇同自己信念一致的訊息，避開挑戰自己信念的觀點，所以每個個體也要負上責任；科技只是一籃子因素中的其中之一，在沒有社交媒體的世界，撕裂同樣會出現，只是以不同面貌呈然，或者社交媒體的角色只是強化其他因素的催化劑。
研究社交媒體是否導致巴爾幹化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題目，但這並非我們最迫切的關注，當務之急是是否能夠透過不同方式（包括使用社交媒體）來協助舒緩社會撕裂，拉近不同意見者的距離，這才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傅景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註一：訪問由Fulbright-RGC Hong Kong Senior Research Scholar資助，謹此鳴謝。
註二：研究項目號碼：2013.A8.009.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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