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年,好像愈來愈多人在公眾領域談論社交媒體對社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以下是兩則事例:
一、在2011年透過Facebook策動埃及的反政府運動,成為「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之一的網絡行動者Wael Ghonim,曾經是網絡社會運動的「大好友」(支持者),揚言只需要有互聯網便能夠解放社會;五年之後,他在一個TED talk上改口,將網絡和社會兩者主客對調,認為網絡分化社會,而且充斥假消息;他說若要解放社會,就先要解放互聯網。
二、The Atlantic 9月號刊登了一篇帶着「語不驚人死不休」式標題的文章,名為「智能手機已毁掉這一代?」(Have Smartphones Destroyed a Generation?),作者是心理學家Jean Twenge。該文章是為她的新書造勢,其新書書名既長且凌厲,叫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筆者只讀過網上文章及書評,未有讀過她的大作,不過書名基本上已經反映結論撮要。
網癮、網上欺淩、網絡自殺、回音室(echo chamber)、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網絡巴爾幹(cyberbalkanization)、假新聞等等,一眾詞彙突然成為時興用語,一反過去不少人的樂觀態度——君不見過去十年,不是很多人大談資訊社會、網絡革命、數碼民主、眾包(crowdsourcing)、共享經濟嗎?難怪有人說,這昰社會情緒由一個極端一面倒向另一個極端,科技烏托邦到反科技烏托邦的轉向。過分樂觀,或者過分悲觀的情緒,除了為出版暢銷書的作者創造利好環境,幫內容農場爭取到多些眼球之外,對了解事實,其實幫忙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