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傅景华：社交媒体真的在撕裂我们的社会吗？

在过去数年，好像愈来愈多人在公众领域谈论社交媒体对社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下是两则事例：

一、在2011年透过Facebook策动埃及的反政府运动，成为“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之一的网络行动者Wael Ghonim，曾经是网络社会运动的“大好友”（支持者），扬言只需要有互联网便能够解放社会；五年之后，他在一个TED talk上改口，将网络和社会两者主客对调，认为网络分化社会，而且充斥假消息；他说若要解放社会，就先要解放互联网。

二、The Atlantic 9月号刊登了一篇带着“语不惊人死不休”式标题的文章，名为“智能手机已毁掉这一代？”（Have Smartphones Destroyed a Generation?），作者是心理学家Jean Twenge。该文章是为她的新书造势，其新书书名既长且凌厉，叫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笔者只读过网上文章及书评，未有读过她的大作，不过书名基本上已经反映结论撮要。

网瘾、网上欺凌、网络自杀、回音室（echo chamber）、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网络巴尔干（cyberbalkanization）、假新闻等等，一众词汇突然成为时兴用语，一反过去不少人的乐观态度——君不见过去十年，不是很多人大谈信息社会、网络革命、数码民主、众包（crowdsourcing）、共享经济吗？难怪有人说，这昰社会情绪由一个极端一面倒向另一个极端，科技乌托邦到反科技乌托邦的转向。过分乐观，或者过分悲观的情绪，除了为出版畅销书的作者创造利好环境，帮内容农场争取到多些眼球之外，对了解事实，其实帮忙不大。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立峰近日在一篇书评中，概括了学界对这类型“科技与社会”问题的共识 ：就是拒绝简单的科技决定论。所谓科技决定论，简言之是将社会变迁约化为由科技主导的论述。问题是，毫无保留地拥抱科技决定论（或各类型的约化论）固然偏颇，但科技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互动，其引力和张力仍是难以忽视。况且，在社会科学上要达致因果结论的门槛非常高，这类问题没有即时答案，学界需要累积很多研究成果，才能了解大概。可惜的是，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一般是没有这份耐性，故事一定要有个说法，所以无论何时，容易消化吸收的科技决定论总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本文标题所定命题的背景。

美国总统选举，fb极化民意？

2016年9月，笔者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开始了一个为期十个月的访问（注一），除了学习新事物，在院校进行学术研究外，我也亲身体会美国的总统选举，与当地人谈选情，看选举辩论的电视直播和讥讽候选人的口水秀；因着研究兴趣，我也特别关注社交媒体上的选举信息，特别是Facebook专页的活动。在美国从事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学术行家，绝大部分都是从推特（Twitter）入手，并非Facebook；但时至2016年，若研究美国网络政治传播只集中在推特，其实已经出现落差：调查指出，只有少于一成美国人透过推特接收新闻信息，从Facebook接收新闻信息的则达44％。

在今次美国选举中，Facebook作为大众的政治传播媒体，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亦由于上述的落差，研究也似乎追不上媒体的发展。结果，选举结果出来，跟与民调结果紧扣的大众预期有别，很多美国人（尤其是讨厌特朗普的一群）在反省中需要理出一个讲得通的说法，Facebook就在这情况下成为众矢之的的其中一员（还有勾结俄罗斯、假新闻和民调出错）。不少人归咎Facebook的News Feed过滤功能令公众收不到平衡的正反论点，也令假消息横行，最终让特朗普胜出大选。

选后面对批评，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祖克柏）初期先引述内部研究反驳，指Facebook做到过滤泡沫的情况被夸大，平台对用户接收不同观点的影响力亦有限；后来他态度有点改变，强调对过滤泡沫感到忧虑，也担心煽情内容，并愿意与传媒机构合作核实新闻内容。他也大谈Facebook早年的目标是连系人，现在则强调要建立全球社区。当然，这个社区暂未包括中国、朝鲜、伊朗和土耳其，但或指日可待。

在一个众说纷纭的极化社会，政治（由极右到极左）、经济（后占领华尔街及反全球化情绪）和种族身份文化（白人至上和多种族移民）因素互相纠缠，社交媒体又岂能独立抽离并决定极化的政治结果？我们要问的主要问题不仅是两者是否有因果关系，而是问究竟是透过什么过程令两者关连在一起。

因此，我们的研究就尝试了解所谓的假新闻是怎么在Facebook专页间“被传播”。我在Media Lab的其中一项研究，是收集在美国大选前三个月合共五万多个Facebook专页的内容，抽出转发的网页连结，然后分析专页转发被核实为假新闻网站的比率。结果显示，不论左中右哪一个政治群体，转发假新闻网站的比率虽然有异，但当消息是来自假新闻网站的话，连结会较其他正常连结获得更多likes和comments。换言之，来自假新闻网站的消息会有更大机会获用户给予likes和comments，令消息更容易在News Feed中扩散。这可能是来自机器人户口，但真正用户转发煽情或与自己政治口味吻合的内容，似乎也是重要原因。

社交媒体、雨伞运动、社会撕裂

在访问Media Lab这十个月间，我发现不少美国朋友对香港的发展都有一定了解，虽然多属负面；不过他们大概不知道，对于美国当时这种大规模社会撕裂，对立意见者互不理瞅，集体患上政治无力感症的情况，香港人亦并不陌生，并且不幸地已经历了一段日子（尽管美国朋友还是认为活在特朗普治下总比在中共治下强）。其实我们就香港社交媒体与政治两极化的研究，早已经在2014年透过中央政策组的公共政策研究计划（注二）展开。

这个研究题目也是博士生陈电锯的论文，近日我们合著的文章在学术期刊发表，学生作为第一作者接受传媒访问解释研究成果。虽然学术文章已经非常小心解释研究结果，避免出现任何“科技决定论”或“因果关系”倾向的诠释，但向权贵问责心切的报章编辑似乎并不欣赏我们这股“头巾气”，访问文章见报时还是用上十分醒目的标题，提醒Facebook要负上部分责任。其实，若然一定要为香港撕裂问责，我相信北京政府要负上最大责任；况且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要求Facebook问责，若真的要回答Facebook的角色问题，除非能够操控Facebook的户口，令它们处于极化和没有极化的实验环境中，再测试事后会否出现社会撕裂，不过这种实验只有Facebook企业本身才能做到。

我们其实要探讨的问题，是在香港政制争议不息之际，究竟网上世界的分裂，会否在时间上较早反映现实世界的两极化，还是相反，现实世界的撕裂之后才出现网络的分裂。测试两者的关连，有助探讨社会出现两极化的过程的各种可能性，并且可透过分析网络民意及早知悉社会是否出现分化，从而制定政策回应社会。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上的极化（按我们制定的一个网络巴尔干化指数）能预早反映社会上的撕裂（按港大民意调查计划的电话民调数据），尤其能预知年轻人组别的撕裂程度。

社会撕裂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社会的政治经济脉络（政策、管治、社会信任、权力关系等）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个人的心理特质如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或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亦能解释为何人倾向选择同自己信念一致的信息，避开挑战自己信念的观点，所以每个个体也要负上责任；科技只是一篮子因素中的其中之一，在没有社交媒体的世界，撕裂同样会出现，只是以不同面貌呈然，或者社交媒体的角色只是强化其他因素的催化剂。

研究社交媒体是否导致巴尔干化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题目，但这并非我们最迫切的关注，当务之急是是否能够透过不同方式（包括使用社交媒体）来协助舒缓社会撕裂，拉近不同意见者的距离，这才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傅景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一：访问由Fulbright-RGC Hong Kong Senior Research Scholar资助，谨此鸣谢。

注二：研究项目号码：2013.A8.009.1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