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林伯早習慣了獨居。我們相識於2012年，當時我正在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擔任社區組織幹事。此前數年，SoCO已經在服務林伯，後來我和義務攝影師林振東不時去探訪，希望紀錄林伯的生命故事。林伯當時剛搬進公共房屋，是一人單位，只有一兩百平方呎，現在回想，那裏沒有任何讓人記得的裝飾，客廳裏放了一張碌架床（上下鋪）、一張折疊桌，一兩張椅子和一個簡陋木櫃。

這是林伯最後的年頭，住過的最好的房子。搬上公屋前，整整十年，他睡在深水埗一座唐樓的後樓梯。一張單人折疊床，剛好塞在樓梯的拐角處，他把樓梯當成了櫃子，擺滿了零碎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8時到第二天早上8時，林伯就在這座唐樓做夜更保安，收工了，就回到後樓梯睡覺。

社工吳衛東接觸他的時候，發現他每天工作12小時，時薪卻只有12.1港元，即使到了2011年，香港正式實施法定最低工資28元，老闆也僅僅給他加了1.1元，時薪13.2元。

但林伯顯得甘願，況且他也沒有別的出路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當時在中國大陸得了癌症，養女又還年幼，急需用錢。他把每月工資的一大部分都匯回大陸，自己就蜷縮在後樓梯。林伯甚少和人交談，最怕被熟人認出，因為他心底還是有點覺得，「做保安無face（丟臉）」。

轉眼數年過去，重病妻子還是走了，養女仍在大陸，林伯仍然一個人生活著。他說過，他和第一任妻子生有三個兒女，他曾經向親戚打聽兒女消息，得知他們都移民加拿大，過得挺好，他也不敢打擾。幸好他當時身體仍算硬朗，平日能自己做做飯，有精神的時候，就會走到深水埗一家茶餐廳，吃個下午茶，又或走到屋邨樓下的小花園，遠遠看著別家的孩子們嬉鬧玩耍。

那時候，我們去看望林伯，會提前先打電話，他總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但等我們走出電梯，就發現他已經在電梯口靜靜等著我們，悠悠地支撐著瘦削的身體，笑容淡淡的。然後一聊就是一兩個小時。他當時記性有點不好了，許多舊事提了又提，中間總會冷不提防地問我一句：「你信命運嗎？」

林伯全名林錫齊，一生傳奇，但仔細琢磨，又不過是一代香港人的縮影。

他出生於一個航運世家，年幼時家境寬裕，但父親終年出海，母親受不了孤獨寂寞，離家走了，父親後來也離開了香港，剩十幾歲的林錫齊一人在港，投靠親戚。他很快在街頭拜大佬，入洪門，和十二個兄弟一起搶佔地盤。他眉清目秀又醒目，很快上位，在幫派中排名第三，外號「老三」。

坐在一人公屋中，林伯總念叨那時在麗都酒樓，他的大佬每天帶著一眾手下坐在同一張桌子飲茶吃飯，等著各路人馬前來拜會，風頭十足。但他說，自己始終不習慣黑道生活，他不喜歡「蝦蝦霸霸」（欺壓他人），也堅持不賭博不吸毒。六十年代，一個和他家族長期合作的郵輪公司招人，他趁機金盤洗手，出海了。

在大海上漂了幾年，林伯返港結婚，進入一家洋行的塑膠部門打工，正好撞上香港塑膠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期。他見多識廣，在郵輪上積累了採購經驗，還略懂英文，很快被日本老闆賞識，天天穿著光鮮西裝，找不同的廠家談生意。

「那時候我有commission（佣金）的，好厲害！談成一萬元生意我就有兩百！」我最記得80歲的林伯說這話時的得意模樣。當時香港普通服務員一個月六七百塊，林伯月薪一千一百，還外加佣金，輕鬆養活一家五口。但直到幾十年後，他還是「思想不平」，忘不了當年的風光日子。

時代浪濤翻滾，有人乘浪起帆，當上一代舵手，有人隨浪而散，飄渺不見蹤影，林伯顯然是後者。香港製造業後來開始北移，林伯所在的洋行也漸漸衰落，他沒有詳述細節，只道自己有一陣子重返黑道，負責打點一家賭檔。1974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地下世界陡然失去了庇蔭，賭檔很快倒了，整整三年，林伯沒有任何收入。

後來，家也散了。

生命軌跡到底由誰來決定？直到耄耋之年，林伯還在思量。看著屋邨裏的孩子，他會想起自己顛簸少年時，路很難，「稍稍走不穩，就跌倒了」。有時候，他翻開報紙，看到富商李嘉誠的新聞，一個念頭閃過腦海——六十年代，自己的軌跡其實也和這個人「走得挺近」，但走著走著，越來越遠，最終「連影都看不見了」。

我們站在明愛醫院的殮房裏，社工吳衛東開始主持儀式，他先讓我讀了一段聖經裏的詩篇，然後請大家對林伯說些話。我突然意識到，這裏沒有任何「聽眾」，一般在追悼會上，人們的發言，多少是說給與會者聽的吧？吳衛東卻自顧自地說起話來，他用的主語是「你」，彷彿林伯還在默默地聽他講話。他告訴林伯，我們已經通知了養女，不過養女沒有如期辦到通行證，暫時不能來；林伯的遺願是海葬，過一段時間我們到大海灑骨灰時，養女應該會來；林伯留下的遺產三千元現金和一人公屋，會交由養女處理。

聽著世俗瑣事一一道來，突然讓人心安。輪到我說話了，我卻一時語塞。最後一次見到林伯，是收錄他故事的書要出版了，這本書由林振東和五位記者以及八名翻譯員一起義務投入，記錄了17位香港老人的故事。書名反覆爭論了好久，最終還是定了一個老土的名字——活著。我們帶上紙和筆，去問林伯是否願意為書提名。他挺喜歡這書名，爽快提筆，寫了一個竪排的「活著」，像一個佇立著的他，溫柔的，悠悠的，又充滿力量。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幾代人，人生太複雜，現在我什麼都不怕了。」殮房裏，我最後吐出林伯曾對我說過的這句話。我奢願，一個人最終離世時，他是沒有恐懼的。

攝影師林振東最後簡單說了幾句。他後來回憶，在那一個冷清的殮房，他曾經想過舉起相機紀錄這一幕，心裏掙扎了一下，最終還是不忍，又或是，他頑固的希望，83歲的林伯留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張照片，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無緣葬禮。

我們三人走出殮房，殯葬公司的老闆曾先生迎上來。他繼承父業，在紅磡做了30年殯儀，自從多年前認識了SoCO之後，幾乎所有SoCO服務的基層街坊的身後事都由他打點。港府為基層人士提供的綜援包括一筆殮葬費，最高上限很精準，為14190港元， 一些殯儀公司覺得這筆費用太少（畢竟要包括遺體處理、設靈堂和儀式、安排靈車和棺木等），但曾先生總會盡力解決，許多還沒申請到政府骨灰龕的骨灰暫存在他公司，他也不收錢。

「做了這麼多年，人化（習慣面對這種場面）了嗎？」曾先生突然問吳衛東。

「還是不化的，畢竟他們認識久了，像朋友......」

「我啊，真的做不了社工，」這是曾先生總掛在嘴邊的話，「我這個人太悲觀，你看，看到今天這位老人......」

曾先生沒有再說下去。其實許多由曾先生打點葬禮的基層街坊，最後都是孤獨離世的，來葬禮送行的人寥寥無幾，不少在他公司存放的骨灰，長久無人拜祭。

我想起Stanley Kubrick的電影《Barry Lyndon》，這部電影史詩般地講述了一個愛爾蘭人的一生，年少喪父，地位卑微，後來奮力擠進上層社會，原以為徹底改變了命運，最終還是時不與我，急速滑落，晚年潦倒至極。電影片尾打出了這句話：這裏的人活在喬治三世時代，無論美醜善惡窮富，都已歸於塵土，他們最終平等了。

人們真的死而平等？我不確定是否如此。

我們坐上了載有林伯棺木的靈車，先回紅磡取回遺像，再開上大潭峽進行火化儀式。一路上，大家聊起了香港的最低工資、長者生活保障等等。伴隨著火紅的塑膠業，香港一路飛奔，發展了數十年，此刻已經迎來了一個老齡化社會，無論成敗，當年奮力攀爬的年輕人，現在都老了。我不知道在這個海島上，他們有多少人是孤獨離世，他們的身後，還藏著多少還沒說出口的未竟之志。

在哥連臣角火化場，我們又來到了一個空蕩蕩的大廳，林伯的遺像掛起來了，前面點燃了兩根蠟燭，他的棺木如行李般被放在履帶軌道上。我再次朗讀聖經裏的詩篇，「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儀式的最後，就是按下按鈕，開動軌道，把林伯的遺體送往火化。站在棺木前，我們三人都不知道，誰該去按那一個按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