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君玫：白人至上主义切开的女权运动

前一阵子，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相关新闻再度浮上枱面。但实际上，白人优越论从未远离，而且早已深入到当代全球文化的核心，因各地独特的历史而有不同的展现。

许多学者指出，白人优越论是美国作为一个迁占者国家的立国基础。不少白人主张，“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民族”（America is a white nation），因为这是他们的祖先远道从英国而来，辛苦打拼建立的家园。现在被我们称为“三K党”的组织，乃是在长达四年的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866年建立的。他们以看似体制外但被体制默许的方式，延续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控制，对黑人进行集体的监控与凌迟。他们自称“骑士”，在夜晚集体出猎，在白天执行私刑，贯彻他们心中的种族正义。1915年好莱坞广受白人影迷回响但也引发种族歧视争议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又名The Clansman），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严格说起来，三K党并不是一小群白人激进分子，而是美国社会的白人优越感的外显症状，持续存在于美国白人的集体意识当中，并在社会危机的时刻格外显现。1876年的种族隔离法案（Jim Crow laws），确立了将近一世纪对于黑人的民权剥夺，一直到1965投票权法案通过之后，美国黑人权利才有实质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缓慢的，并随着法律正式制度上的平权，持续不定时地引发其他形式的种族歧视反扑。

这一切和女性主义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种族的颜色界线，不是吗？重点是，这一条种族的颜色界线横切过所有的人群分类，不仅是平面的交织，且深刻的影响了其他分类的运作。

妇女参政运动中的颜色界线

在1913年3月的妇女投票权华盛顿大游行中，有超过五千人参加，其中包括了知名的黑人女性民权运动者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 1862-1931）。然而在游行一开始时，就有人要求威尔斯和其他黑女人队伍走到最后面，免得有南方代表不高兴。威尔斯拒绝，依然加入她出生地的伊利诺州队伍。从历史照片中可见，她身边有两名白女人同行在支持她。当时的大游行本身引发了很多反对声音，不乏好事之徒在旁边耻笑甚或直接攻击游行者。在那种艰困的运动环境中，有人要求威尔斯到游行队伍最后面，或许有点像台湾社运圈中常听见的所谓“相忍为运动”。但这同时也表示，妇女参政运动中确实存在着种族的颜色界线，尽管也有不少跨越种族藩篱的运动同志。

威尔斯除了是一个民权运动者，也是一名记者，致力于揭发种族歧视暴行，尤其是日益猖獗的私刑处决黑人。她曾经跨海到英国讲演，请求更多国际的支持，杜绝滥杀黑人。然而，在美国境内，威尔斯的工作也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阻碍，来源甚至包括一些社会进步人士。例如，当她在1893年到英国倡议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就刻意强调威尔斯“一派忽略很多白男人也惨遭私刑的事实，全心致力于杜绝对黑人的私刑。”

此外，美国“妇女基督徒节制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弗朗西丝．威拉德（Frances E. Willard, 1839-1898）主张，私刑的根源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饮酒乱行的道德败坏，尤其是黑男人侵扰白女人的恶行。因此，禁酒和宵禁可以保护白女人不受酒后失控的黑人暴民侵犯。她倡议，唯有让女人参政才能导正社会风气。威拉德丑化黑人并默许私刑的说法引发威尔斯的强烈不满，因而跟她展开公开辩论（1890-1894）。但让威尔斯最生气的，恐怕并不是种族歧视的言论本身，因为那尽管令人气愤，在当时却并不足为奇。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是一向以社会进步者自居，并被黑人社群视为友人的威拉德会说出这种话。威拉德是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改革者与教育者，却为了倡议白女人参政，而跟着白人优越论者散播黑男人“会强暴白女人”的迷思。威尔斯调查了不少私刑个案，发现黑人强暴说往往并非真实，而是合理化私刑的罗织罪名。（注一）

白人优越论和妇女参政救国论的结合

在争取进入公共领域参政的政治运动中，不仅存在着性别的分界线，也有种族的界线战争。这已经不是“相忍为运动”可以解释，而是暴露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以及意识形态的拉扯。事实上，很多主张妇女参政权的女性同时也是三K党人，并且在论述上结合了白人优越论和妇女参政救国论。比如黛西．道格拉斯．巴尔（Daisy Douglas Barr, 1875-1938）嫁给了一个三K党人，但这并不表示她对白人优越论的支持是被动的。巴尔是一个魁克教徒，一个妇女参政权运动者，也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家庭价值守护者。她和丈夫汤玛斯．巴尔（Thomas Barr）是三K党在1920年代初复兴的招募大功臣，并且成为当时女三K党（WKKK）的领袖，直到他们在1924被控侵占庞大的会员入会费。

艾尔玛．布瑞德威尔．怀特（Alma Bridwell White, 1862-1946）是另一个主张白人优越的妇女参政运动者。身为重要的卫理公会宗教领袖的她有很多著作，也更清楚勾勒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宗教图像。她主张，三K党人乃是“上帝亲自种下的一棵树”，在历史关键的时刻到来，拯救颓危的建国先烈的理念。她主张限制移民，确保美国是白人国家。她不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或压迫，因为划下种族界线的，并不是凡人，而是上帝。以上帝为名，我们是不应该混乱这些界线的。根据这样的推论，三K党捍卫种族界线的努力不仅值得肯定，更是贯彻上帝的旨意。

然而，怀特确实是某种版本的女性主义者，她主张女人应该和她们的丈夫平起平坐，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共同对国家有所贡献。这是因为，不管她在家中或在教会中所受到的各种压迫，都是源于其女性的身份。但她非凡的才能和意志力，使她终究打破常规，成为基督宗教中第一位女性主教。她曾在讲道中说：“在妇女拥有投票权之前，这不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不仅倡议形式上的平权，也反对歧视离婚的妇女，并为多数无法得到子女监护权的离婚妇女叫屈。

吊诡的是，怀特对三K党人的赞誉，也包括了“保护白女人”不受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男人的侵害；而且三K党也支持妇女参政权修正法案。对于黑男人远远早于白女人（在形式上）获得投票权，怀特认为这根本是“羞辱”。令很多后世学者略感遗憾但并不意外的是，痛恨性别压迫的怀特并不认为奴隶制有什么不好或错误。她认为种族隔离和白人优越都是上帝的神圣旨意，妄图混淆种族界线者本来就应该接受惩罚。

事实上，在1920年代左右的美国，三K党并不像现在这样人人喊打，而享有许多政治与宗教上的资源，以及广大的白人社会支持。倡议女权的怀特认为三K党是白女人最好的盟友。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白女人当中或许并不那么异常。因为，三K党所标榜的价值是爱家顾家、保护女人与白人文化传统的保守主义，透过呼应妇女参政权运动，主张让（白）女人也一起进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来净化被低劣、外来及败德种族所污染的时局，从而进一步得到广大的支持。在那之后，三K党虽然逐渐没落，但从未消失，而是成为制度力量的一部分。

颜色线依然主宰21世纪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早在建国前，奴隶制已经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超过一世纪。在漫长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地经济中，为了控制奴隶使其不敢反抗，奴隶主不断订出了各种“奴隶法规”（slave codes）。这些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体质的一部分。奴隶法规盛行于当时许多欧洲殖民地，制定法规者本身就是奴隶主。各个殖民地的奴隶法规都略来不同，但大多包括奴隶乃是财产的法律地位，不准教奴隶读写的能力，不承认奴隶之间的婚姻与家庭关系（必要时可以分开贩卖）。比如，维吉尼亚州1705年大会决议的奴隶法规中写道：所有被带到美国的仆人，在他们原生国家并不是基督徒，应该被视为奴隶。在辖区中的所有黑人、混血和印第安奴隶都应该被当成不动产。如果有奴隶反抗他的主人，必须加以纠正，在纠正过程中若杀死奴隶，奴隶主不应该承受任何的惩罚。

在这个脉络下，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黑人社会学家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言，“20世纪的问题是颜色界线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the problem of the color-line.）这里所说的当然主要是肤色，但种族的颜色显然并不仅仅表现在我们的皮肤，更表现在我们的价值、理念与行动中。种族的颜色界线并不是像怀特所言，上帝所划下的，而是人类用强权和他者的鲜血不断刻画与强化。

耐人寻味的是，在黑人民权运动者威尔斯的传记中，她抱怨杜波依斯刻意忽略她的贡献，并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创办人名单中排除她。没有人可以确定杜波依斯是不是故意的。一向对女性公开抱持平权态度，甚至被某些学者赞誉为女性主义者的杜波依斯，莫非也会是潜在的性别歧视者？无论如何，在种族政治中，性别的界线显然也以各种方式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力。

白人至上主义的问题其实是很全面的，不仅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压迫，甚至也不仅是种族歧视的体制影响不同肤色和族群，女性主义论述及实践中的颜色线也一直是存在，或隐或显，或强或弱，但几乎不曾消失。关于界线的交织、跨越、拉扯和缠绕，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拆解。各种不同意义的颜色线依然主宰21世纪。

（张君玫，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Carmen Dexl, “‘A Lynching in Blackface’-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nd Fantasies of Black Male Violence in John E. Wideman’s The Lynchers.” COPAS 11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