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 深度 揭開紅幕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未來——中共宣傳系統的「攻心計」

有「筆桿子」之稱的中共宣傳系統,是如何展開擴權之路?面對新媒體不斷湧現,它如何「攻佔」互聯網?五花八門的「官方媒體」,究竟誰才能發出「最強音」?


2009年6月5日,河南濟源,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週年,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10部委決定在全國廣泛開展「愛國歌曲大家唱」活動。3000多名群眾演員在濟源行政區廣場歌唱祖國。 攝:Imagine China
2009年6月5日,河南濟源,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週年,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10部委決定在全國廣泛開展「愛國歌曲大家唱」活動。3000多名群眾演員在濟源行政區廣場歌唱祖國。 攝:Imagine China

北京,西長安街5號,一棟中西合璧的多層建築佔據着街角舊王府的位置。在車水馬龍的長安街上,眾多地標性建築分列兩側,使這棟小樓顯得毫不起眼。然而,此處卻裝載着全國意識形態的「大腦」——中共中央宣傳部。

中宣部,作為中共最為核心的工作部門,自成立之初至今已近一世紀。仍掌握着龐大的宣傳機器,決定着中國文化、藝術、教育的政策方向。

以中宣部為核心的宣傳系統,無孔不入地蔓延至全國各地,從政府、媒體到企業、高校,數以萬計的宣傳官員將北京的旨意從中南海層層傳遞到最基層。

那麼,中共在文宣工作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宣傳系統的權力又有多大?面對新媒體不斷湧現,它如何「攻佔」互聯網?五花八門的中國「官方媒體」,誰的聲音才能真正代表最高層?

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帝國

中共一向以重視宣傳工作著稱,中宣部的歷史幾乎伴隨着整個中共黨史。1924年正式成立後,中宣部便配合中共中央和地方各黨部,發布宣言、提出口號、製作傳單,借時局闡釋中共主張。在革命年代,中共因宣傳工作之高效,輿論上常常遠勝敵手。

1967年2月,在北京市中心有一幅毛澤東的巨大海報。 海報上有標語「我們必須是毛澤東的好士兵,我們必須聽他的話,我們必須按照他的指示,讀他的書」。
1967年2月,在北京市中心有一幅毛澤東的巨大海報。海報上有標語「我們必須是毛澤東的好士兵,我們必須聽他的話,我們必須按照他的指示,讀他的書」。攝:Jean Vincent /AFP/Getty Images

1930年代末,毛澤東成為中共實際領導者後,透過改組黨報黨刊,創立了一系列宣傳原則,其最核心的內容是——宣傳工作應以黨的利益為最高準則。這種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本質的觀點,被史學家高華稱為「毛氏新聞學」。

其後,全面、迅速、真實、客觀的普世新聞價值遭到徹底壓制,報章輿論等必須要為黨的政治運動服務,或造勢,或批判,或釋放政治訊號。此外,為控制消息流通的層級,內部刊物制度也應運而生。

時至今日,這些原則仍是中國新聞界揮之不去的底色。

中共成立了延安根據地後,也開始積累執政經驗。此時,宣傳工作被賦予更多社會管理職能,中宣部擁有了時局鼓動之外的更多日常業務。在毛澤東改造宣傳系統後,被毛信賴的陸定一成為中宣部部長,並與「文藝沙皇」周揚一道統御中共文化宣傳工作二十餘年,直至文革。

中共建政後,黨報黨刊壟斷輿論,宣傳網絡覆蓋全國,文藝作者也遭到收編,中宣部的擴權也此徐徐展開,逐步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帝國。

周揚

周揚(1907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運宜,字起應,筆名綺影、谷揚、周莧等;湖南益陽人;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中共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科院院士。曾參加領導『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文化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因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文藝界的官方領導地位,又親自參與和發動中共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有中共「文藝沙皇」之稱;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倒,曾遭監禁和批判;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恢復工作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中紀委常委等職。晚年思想有巨大變化,曾向在歷次鬥爭、運動中被其批評或攻擊的人士道歉,提出人性論和異化論。(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百科內容以 CC BY-SA 3.0 授權)

中宣部的基礎職能,原本應集中在闡釋和傳播中共意識形態。然而事實上,中宣部承擔的管理權限遠超「宣傳」二字,例如對新聞輿論的管控、對書刊出版發行的審查監督,以及對文藝創作的指導等。1958年,中共設立「中央文教小組」,由中宣部長陸定一擔任組長,教育系統也被納入中宣部職能範圍之內。毛澤東時代的中宣部,還掌管着體育、衞生等諸多非政治性工作,部長也由中央書記處書記擔任。在當時,中央書記處是中共中央處理日常工作的機構,擁有實權,中宣部長亦處於權力的核心。

2015年9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博物館期間,有展示中共歷任領導人的語錄的展板。
2015年9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博物館期間,有展示中共歷任領導人的語錄的展板。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改革年代,中宣部地位略有下降。尤其在胡耀邦與趙紫陽時期,兩任部長朱厚澤與王忍之既非政治局委員,也非書記處書記,僅是普通的中央委員。他們對宣傳系統也保持着相對寬鬆的態度,中宣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有所降低,一大批圖書、影片、文學藝術作品在1980年代中期得以自由出版。然而很快,宣傳系統又迅速反彈,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丁關根1992年擔任中宣部長後,中宣部再次進入權力核心。2002年,李長春進入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文明辦主任,與時任中宣部長劉雲山(現任政治局常委)共管意識形態長達10年。此後,「常委+部長」共治宣傳系統的模式一直延續至今。

從內容來看,今天的中宣部掌管着四個方面。

中宣部管什麼?
中宣部管什麼?圖:端傳媒設計部

首先是意識形態。此項工作由中宣部理論局、宣教局負責,時常發布對中共新理論、新政策的條文解釋,為不斷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書。例如年年出版的《理論熱點面對面》,以及宣傳中國政治制度特殊性、反駁西方制度的《六個為什麼》等,都由中宣部理論局組織撰寫、出版。

其次是文化藝術。中宣部自身會成為文化藝術創作的組織者,例如主旋律作品的創作和「五個一工程」的評選;此外,文化部、廣電總局等國家部委以及中國文聯、作協等官方團體也在中宣部的領導下參與其中,形成「體制內」的文藝創作力量。

五個一工程

「五個一工程」,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的精神文明建設舉辦的評選活動。自1992年起每年進行一次,評選上一年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部分部委,以及解放軍總政治部等單位組織生產、推薦申報的精神產品中五個方面的精品佳作。這五個方面是:一部好的戲劇作品,一部好的電視劇(或電影)作品,一部好的圖書(限文藝類),一部好的理論文章(限社會科學方面),一部好電影。1995年度起,將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廣播劇列入評選範圍,「五個一工程」的名稱不變。(資料來自百度百科,百科內容以 CC BY-SA 3.0 授權)

再次是教育學術。一方面,中宣部掌管着全國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等設為學校的必修課程,對大學的黨務工作也有一定干預;另一方面,中宣部嚴格管控着中國人文社科專業的學術研究。由中宣部長擔任組長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掌握着數十億元的國家社科基金。該基金原本應當歸中國社科院管理,是人文社科專業的教授、學者從事研究、等級評定的最關鍵項目。然而,在中宣部的控制下,小組發布的年度社科基金指南,充斥着大量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課題。僅2017年,有關「習近平總書記某某思想研究」的學術課題就多達幾十個。此外,中宣部對於政治立場的優先強調,絕不會容忍與官方論調不符的研究題目獲得資助。

最後是對外宣傳。在黨內,中共設立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簡稱外宣辦),由中宣部領導。外宣辦則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簡稱國新辦)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負責將中國情勢、政策包裝給世界,並與外國媒體接觸、合作。在每年的兩會和官方記者會上頻頻露面的「外媒」,如《歐洲時報》等,早已成為中宣部海外投資的受益者,不遺餘力地協助外宣部門打造中國國際形象。

2006年6月28日,北京一個售賣報紙的單車檔。
2006年6月28日,北京一個售賣報紙的單車檔。攝:Peter Parks /AFP/Getty Images

從媒介來看,中宣部在不斷發展的信息時代,亦牢牢掌控着中國大陸所有的媒體渠道。

傳統上,報刊、圖書出版、廣播電影電視都屬中宣部管轄。中國境內的報刊、出版社皆由黨委、政府或事業單位主辦,由宣傳部管理。在政府層面,目前的國家新聞出版和廣電總局(簡稱新廣總局)是行政上的管理者。但新廣總局的局長聶辰席目前亦是中宣部副部長,對中宣部負責。

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媒體渠道的寬度被大幅擴展。網絡媒體與自媒體成為新興力量。對此,最引人矚目的一個變化則是2011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網信辦)的成立。2014年,又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和信息化安全領導小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任組長,下設辦公室。同時重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中共中央網信辦為「同一機構、兩塊牌子」,全面負責互聯網管理。而截至目前,兩任網信辦主任都兼任中宣部副部長,足見其政治地位。

「喉舌」究竟代表誰?

媒體輿論,是中宣部最關鍵的業務之一,也是近五年來中國宣傳體制轉型的主要脈絡。隨着黨媒的逐步市場化和互聯網給中國輿論環境帶來的改變,中宣部及其所轄的新聞出版和廣電總局,也從幕後走到了台前,一方面強化「黨的喉舌」功能,另一方面對日益鬆動的市場化媒體展開嚴厲的審查。

官方媒體(簡稱官媒)要充當黨的「喉舌」,是「毛氏新聞學」的核心要求。然而,如今的官媒絕非鐵板一塊,不同「喉舌」之間的出身、級別、功能定位各不相同,文章的涵義與影響力也無法相提並論。因此,在今日複雜的媒體生態下,從宣傳部門的角度,梳理出中國媒體的政治地位和角色,顯得尤為必要。

中國官媒「鄙視鏈」。
中國官媒「鄙視鏈」。圖:端傳媒設計部

「官媒」體的第一梯隊,是新華社和「兩報一刊」。新華社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亦是中國官方新聞稿的主要來源。「兩報一刊」則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求是》雜誌(由《紅旗》雜誌改版而來)。從行政級別來看,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是中國大陸僅有的正部級媒體機構。

而在媒體市場化改革後,一批極具知名度的紙媒為公眾熟知。包括隸屬於人民日報社、以民族主義立場聞名的環球時報,和隸屬於南方日報(後整合為南方報業集團)、曾經以新聞專業主義見長的南方週末。在全媒體平台湧現之前,兩家市場化媒體,在「官媒」的外衣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立場路線,也各自收穫了忠實的擁護者。

緊隨環球時報、南方週末,各地的晚報、都市報亦在90年代後紛紛崛起。如新京報、揚子晚報等。它們雖然行政級別較低(一般為處級單位),但輿論號召能力卻不小,這些市場化媒體的採編人員逐步建立起一套新聞專業主義原則,對「毛氏新聞學」形成了事實上的顛覆。

而由地方黨委直屬的地方日報(如北京日報、南方日報等)原本是「根正苗紅」的廳局級單位,卻由於正統官媒的定位,內容枯燥、充斥官話,在新的輿論環境中喪失了吸引力。

2015年1月21日,中國四川北川紅軍小學,小學生穿著紅軍制服上課。
2015年1月21日,中國四川北川紅軍小學,小學生穿著紅軍制服上課。攝:Fred Dufour /AFP/Getty Images

然而,所謂「官媒」的話語分量究竟多大,同樣無法確定。例如,北京日報曾發表其社長梅寧華的多篇極左言論,包括稱讚維穩體制、支持指導思想一元化;而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甚至在《求是》雜誌發文重提階級鬥爭。但這是否能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場,卻值得懷疑。首先,官媒本身作為黨國體制的一環,亦遵循着官場升遷的邏輯。通過揣摩上意,在黨媒表達轟動一時卻又鐵定安全的政治態度,勢必能引起高層注意;另一方面,許多政治理論文章的發表,多是宣傳系統幹部或馬列理論研究者完成任務、考核達標、獲取學術職稱的需要,並無任何授意的成分。

相反,市場化媒體的春秋筆法,才引起宣傳部門的警覺。因此,胡錦濤時代的中宣部,針對市場化媒體加強了攔截式的審查。不論報刊如何改組、實行股份制,宣傳部門不僅有權影響媒體高層人事,更可直接干預報紙的選題、採訪內容甚至文字編輯。以南方週末為代表的市場化媒體幾經整肅,艱難生存。

宣傳系統如何「攻佔」互聯網?

2012年前後,移動互聯網開始普及,社交媒體等新媒體不斷湧現,普通公眾想要成為「媒體」的門檻越來越低,這也成了宣傳部門要面對的新問題。

不過,宣傳系統對此很快做出了反應。原本垂死掙扎的正統黨報開始復甦,通過業務重組等方式成立了一批巨型媒體集團,以大軍壓境的方式「佔領互聯網輿論引導的主陣地」。2013年,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整合重組,成立了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澎湃新聞、界面新聞、上海觀察等紮根於互聯網的新媒體相繼問世,吸納了一批新聞專業人才,試圖將過去市場化媒體留存的「新聞專業主義」為官方輿論服務。而人民日報、央視、新華社等「第一梯隊」也紛紛進駐微博、微信,佔據移動端。憑藉鉅額的資金投入和暢通無阻的媒體特權,五年來,重新整合的官方新媒體已逐漸統御了互聯網輿論場,原本依靠市場壯大的都市報群體迅速則被邊緣化,而這亦成為中宣部「十八大以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大功一件

2009年9月16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的獻禮作品《建國大業》上映。
2009年9月16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的獻禮作品《建國大業》上映。攝:Frederic J. Brown /AFP/Getty Images

另一方面,對於民營媒體、自媒體的大規模整肅成為「新常態」。新成立的國家網信辦,如同官方新媒體的「大護法」,為官媒開道掃清障礙。

在市場化媒體之外,門戶網站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是輿論場的重要領地。但在宣傳部門眼中,這些影響巨大的新媒體並無採編權,又在官方管控之外。更重要的,這些新媒體、自媒體,打破了行政級別、隸屬關係的束縛,成長為自下而上的強大輿論力量。因此,網信辦開始不斷出台禁令,並引發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輿論地震。

例如,2017年6月突然發生的娛樂類自媒體集體遭遇封號事件。在一夜之間,擁有百萬讀者粉絲的「嚴肅八卦」、「毒舌電影」、「關愛八卦成長協會」等高知名度自媒體突然在微信公眾平台被封禁,人民日報其後更刊出評論稱,要「讓高雅的文化佔領陣地,低俗的東西才不會有市場」。

誰在管理中國的互聯網?
誰在管理中國的互聯網?圖:端傳媒設計部

雖然民營媒體、自媒體並不直接隸屬於某個業務主管單位,但由於其本身(例如騰訊新聞、網易新聞)或其依託的平台(例如微博、微信等)屬於互聯網公司,按規定應屬公司註冊地的網信辦管理。而在地方網信辦之上,還有國家網信辦、中宣部以至於習近平親自掛帥的中央網信領導小組。

由此可見,無論微信公眾號或微博帳戶的公眾知名度、輿論影響力多大,作為民間資本,在中國大陸的公權力面前,也僅僅是廳官之下的一介草民。相對於有着一定人脈根基和行政級別的市場化紙媒,官方對互聯網公司的執法成本更低,禁令也更加容易,而民間資本更是無絲毫還手之力。兩相對比中,輿論場的「官進民退」,亦會成為現行宣傳體制下不可逆轉的趨勢。

從統治術的角度來看,宣傳系統並非一個笨拙而臃腫的黨機器。相反,它坐擁權力與財富,又不斷「與時俱進」,擁抱新技術,善用新手段,使固有的審查、監管和行政干預變得高效和隱秘。控制着現在的「筆桿子」,也必將控制過去和未來。


本文要點

  1. 中共的宣傳工作核心是以黨的利益為最高準則。這種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本質的「毛氏新聞學」,直到今天仍是中國新聞界揮之不去的底色。

  2. 中共建政後,黨報黨刊壟斷輿論,宣傳網絡覆蓋全國,文藝作者也遭到收編,中宣部的擴權也此徐徐展開,逐步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帝國。

  3. 從內容來看,今日的中宣部掌管着意識形態、文化藝術、教育學術和對外宣傳四個方面。

  4. 從媒介上看,報刊、圖書出版、廣播電影電視都由中宣部直接管轄;2014年,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下設辦公室,負責中國的互聯網管理。目前,兩任網信辦主任都兼任中宣部副部長。

  5. 中國官媒有着不同的層級(詳見文中信息圖表),卻不一定都能代表官方真實的立場。相反,市場化媒體紛紛崛起,建立起一套新聞專業主義原則,對「毛氏新聞學」形成了事實上的顛覆,遭到宣傳部門整肅。

  6. 面對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新媒體不斷湧現,宣傳系統一方面通過業務重組等方式成立了一批巨型媒體集團,以大軍壓境的方式「佔領互聯網輿論引導的主陣地」;另一方面,對於民營媒體、自媒體的大規模整肅成為「新常態」,執法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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