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在被捕前，與眾多作家、詩人曾共同發起的劉曉波紀念詩選編纂，浪子的詩也有收錄在內。本文作者、詩人孟浪同為詩集出版發起人。
一．
8月18日，浪子與我失聯。
我是在第二天才看到18號當晚7時30分許推特上出現最早報出浪子又被抓消息的網友帖子——「廣州詩人浪子前段時間剛被拘留十天，今天聽說又被帶走了。有人打電話去派出所，派出所說人已被帶走」。
此前的近四十天中，我和浪子通過互聯網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段時間裏浪子及其他幾位友人都在幫助我，由我這邊主持的《劉曉波紀念詩集》編選出版事宜一直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著。浪子未向我說起8月8日當局人員曾進入他住處並作調查詢問筆錄，還查抄走他去年夏天為自己的詩歌/藝術綜合展印製的《一種開端》展覽圖錄，他只是在通話中告訴我，「他們（當局）為去年的一件事在找我的麻煩。」我有些擔心，他說他可以應對，也說了遇到特殊狀況，我這邊手頭在做的事照常進行就是。
浪子這次出事前一天，8月17號在臉書和推特上最後發出的帖，是兩行梁啟超的宋詞集句和他自己的一行附言——
春已堪憐，更能消幾番風雨；
樹猶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
新會梁任公集的宋人詞聯，想到因崖口海祭*受累的朋友。
*（編按：7月19日，劉曉波「頭七」當晚，廣東民眾在海邊祭奠。多名參與者後來遭公安局人員帶走，部分人仍在關押中）
詩人在風雨江山的最前沿，敏感而多感。他有預感。
二．
今年6月26日，已受囚禁近九年的劉曉波因患末期肝癌，保外就醫在瀋陽的醫院，危在旦夕，消息突傳出，言禁之下多年來一向對野生的、涉及敏感的公共事務「集體」保持形式上距離感、淡漠感的中國文學界和詩歌界極為震驚，很多詩人、作家紛紛為劉曉波的遭遇、命運寫作現代新詩等作品。不到二十天劉曉波被「死亡」、被「海葬」事件發生，中國文學界、詩歌界更為之駭然：為劉曉波創作的紀念、悼亡詩作在7月13日曉波辭世之夜及之後井噴式湧現互聯網，微信朋友圈、微信公號等出現很多感人的詩作廣為流傳，同時不少作品也被中國國內的網絡審查刪除或屏蔽；而台灣、港澳及海外也形成相應的寫作動勢。這一場文學行動的作者，讀到新聞的同時，分明讀到了歷史，叩擊當下的同時，也觸摸了永恆。這些作品具有作為文學行動同時、也是歷史行動的不可逆轉的矢量和能量，它值得被記錄和銘勒下來。
命運在敲門。7月13日之前的兩天就有兩位編雜誌、做獨立出版的朋友不約而同從北美來訊問我是否可以做這樣一件事。國內的詩人老友也來問。
7月12日凌晨1時13分，我給7月10日剛剛結束10天莫須有「行政拘留」回家的浪子寫了一個很短的電郵：「浪老弟，好！回家了，好好休息一下，咱們過些天再聊。老哥問候！」他的回覆更短：「Ok」。
我在當日發給了他又一個電郵，「你若有為劉曉波而作的詩作，請發到我的郵箱。另外，你看到你的朋友或作者中有此主題的佳作，作者同意的話，也請推薦過來」。第二天，我就讀到了他為曉波寫下的詩作的初稿。隨後，他陸續推薦過來很多位詩人的作品。其他的一些詩人朋友也在我的邀請之下紛紛傳來了所能見的作品。於是，《劉曉波紀念詩集》——一份厚厚的「時代的證詞」，超越於高牆之上，在陸地和大海之上起伏，聚積，生成……
經我和浪子及多位友人的努力和幫助，《劉曉波紀念詩集》編輯出版的技術流程還算順利，在必須截稿的同時，面對還在不斷遞過來的所未見的詩稿，我不得不予以婉謝。原定是希望九月可以出版，在香港和台灣兩地發行，而眼下我已把該書作為永遠在進行式中的一項呼之欲出的歷史籲請。
三．
認識浪子是不很遠的數年前，大概是2010年或2011年吧，在香港。而我們互相知道對方可能要回溯到三十年前了。他比我年輕7歲，所以1980年代我在中國詩歌江湖走動、與徐敬亞等攢成一部紅皮書（《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之時，他還是一位在讀職業高中的中學生詩人。從那個年代的幾位年輕詩友如歐寧、韓博那裏我就聽過他的名字，因為他的筆名裏面也有一個「浪」字，容易記得。
在香港九龍的蛇龍混雜之地——油麻地，我們倆頭一回見面。一晚，相約在地鐵油麻地站文明里出口碰頭後，就近找到廟街大排檔一間破篷大鐵皮屋餐廳，我發現與中國八十年代的那種「髒亂差」尚有餘韻相接，他也覺得甚好，二人便在側邊露天街沿小圓桌相對而坐，開始了我倆的第一次「飯醉」。他煙癮重，而我早已戒了20多年，聞不得煙味，所以我倆得先四圍張望看風向上下，調整好座位方可開懷。暢飲和暢談是一回事。浪子那一段時間常來香港，因此這幾年裏我也通過浪子得以認識不少香港的年輕朋友——他們多是香港媒體界的「北漂」；浪子一直是媒體界的「廣漂」，我們之間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連結點，九十年代初期，當他剛在廣東邁入媒體界時，作為一名「深（圳）漂」的我，在深圳一手參與創辦過一本新聞/文化雜誌——《街道》。
浪子和我在港見面的時光，不會友、不喝酒的話，就是一起逛書店、談書經——我們時常相約碰頭的蒲點就是旺角西洋菜街的獨立書店「序言書室」，他從廣州來港在油尖旺一帶下車總是先到那裏歇腳，店裏的那隻貓大概識得我倆低語的喧嚷。對書的相識相知，尤其是對中國而言的「禁書」，把我們難得見面的時間常常鎖定在讀書無禁區的主題上。2015年夏天我搬離香港、「堅壁清野」時，便把一套中華民國「禁書」——唐山出版社在台北翻印的《魯迅全集》共十三卷送給浪子，他揹回了廣州。
我離開中國二十多年先後散居在美國、香港和台灣，與中國詩歌界，也與詩歌江湖的地理和物理聯繫愈來愈遠，互聯網、最近這兩年主要是微信讓我稍稍又近了，但讓我得以在外觀察和了解中國當代詩歌的一個主要渠道之一就來自浪子。他是南中國的一位沉潛的、紮實的、有著充分美學力量蓄積及形構的重要詩人，我們的香港之聚，在浪子身上和他的言談中，始終讓我感受到莽莽中國的沉沉詩心、詩性的湧動——《劉曉波紀念詩集》在中國的很多作者（其中就有詩人浪子）更讓我看到了希望——詩歌，哪怕是政治抒情詩，當然不是口號，更不是口水，它必得趨近於民族語言精神氣質塑造和純粹個人美學建構的無痕鑲嵌和熔鑄。
浪子有著他一以貫之的踐行。他在香港前後給我送來過他近年參與主編的幾部獨立出版物——《兩廣詩人年會詩選》，他說：「我們從來不是一個，我們是一群，我們是所有。」而更重要的，他最近幾年的個集，從《無知之書》到《走失的地圖》，讓我越過他滿是茂名口音的普通話讀懂了他的內心。
《走失的地圖》就涵納在他今次的「獲罪之書」之一——《一種開端》當中。
四．
浪子在文人的詩書酒之外，與我和其他一些友人一樣有著共同的公共關切——他在六、七年之前成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一員——弘揚文學、捍衞言論自由。
《劉曉波紀念詩集》的編選正是在這樣一個精神維度上的努力。我和浪子、和其他幾位一起參與幫助編選的詩人友人，大約面對數百位作者、上千首作品，在時間、人手和篇幅等條件的限制下，做了必要的編選取捨。作為主要的主持編輯者和出版人，我深知，在世紀視野內，就現代漢語（華語）圈而言，公共性的社會-政治生活和私人性的文學生活中似從來不曾有過這樣一本奇特的出版物，藉助這些澎湃而至的詩篇本身的動能，因一個人的死、一個人的殉難——劉曉波之死、劉曉波之殉難——同時獲得精神和美學賦形，它絲毫沒有弱化而恰恰是強化了介入性寫作之於文學的內在品質，也掙扎著、掙脱著（多重外在禁忌和自我限制），具有了理應由文學所含攝形成豐富張力的超越性的價值指歸。浪子對此也有著和我相同的認知。
我們倆也討論到，發生在2017年6月下旬、特別是7月13日之夜及之後一個月的這一波特殊時空背景下的詩創作，極為罕見地與漢詩偉大傳統中相當部分的類型詩歌（悼亡詩、懷人詩、詠物詩、言志詩、同題詩等）產生一種規模效應的積極聯結、承繼和呼應，為一個偉大傳統百年來正進行中的創造性轉型，以充溢動力感的各異文本提供了現代想像和形式活力。我和他都希望看到這樣一本詩集，嘗試提供了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和美學材質——這種材質有助於參與形塑現代漢語民族（現代漢語國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歷史詩學建構。
當然，我們毫不猶疑，這部其內容和意義絕望地根植於文學、卻又依稀充滿希望地洶湧溢出文學的詩集，它不能不表現為一個社會文本-時代文本的巨大症候，同時又命運般地、重重地落在了精神文本-美學文本的標靶台上。
詩人浪子卻因此而獲罪。這究竟是誰的不幸？我想起了約翰 • 鄧恩(John Donne)的名句。
2017.9.7
（作者：孟浪，詩人，《劉曉波紀念詩集》出版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創會人之一，2001年與貝嶺、劉賓雁、鄭義、劉曉波等發起創辦該會。）
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不想再重复已经重复太多的话。何况评论在现实面前也是那样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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