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20年 深度 九七20年評論系列

羅貴祥:霸氣中國,茫然香港──高下相傾的回歸20年

事實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這些理念,一開始就是權宜之計,是為了國家的整體發展建設,爭取更多更有利的條件與時間而生。


2017年,回歸二十年,香港再無自信覺得可以影響中國,反過來只會憂慮受中國影響。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回歸二十年,香港再無自信覺得可以影響中國,反過來只會憂慮受中國影響。 攝:林振東/端傳媒

十年前,我和彭麗君為學術期刊《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客席編了一個名為「香港:殖民主義十年後」(Hong Kong: Ten Years after Colonialism)的專輯,當時有份為專輯撰寫文章的作者還有:祈大衛、陳冠中、蔡偉傑、陳慎慶、Helen Grace、楊陽及李歐梵。

20年變遷

我們在編者前言這樣理解十年前的香港:殖民制度結構基本沒有改變,只有主子身份的改變,不過中國這個新主子沒有西方媒體預言般「邪惡」,剝奪了香港人的政治自由,摧毀法治機制。反之,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逐漸改善,以軟實力及蓬勃經濟,獲得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青睞。當時我們以為,中國並不希望政治上改變香港,因為由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制度,帶來了相當的穩定性,以及有效率的管治;中國亦想集中時間精力,繼續發展自身經濟。我們專輯期許的卻是香港要變,要後殖民的香港真正「去殖民化」,要建立公平民主的社會。

九七後的十年,香港經濟民生其實更受新自由主義極盡剝削的邏輯主宰,貧富懸殊加劇,不公義事件屢有發生,引發了針對事件的社會運動。即使這些公民運動(例如保護維港、保留中環舊天星碼頭等)當時並未進展至要求政治結構的改革,最多只限於要求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但站在場外的北京官員已警告香港,不要浪費精力搞政治,免得自己愈被邊緣化。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2007年更直言,香港政制並非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完全處於國家的主權之下,「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

儘管如此,我們當時認為,香港仍然繼續想像以一己的特殊性,可以影響國家,不論是經濟或政治方面。回歸十年了,不少香港人還會寄望,香港的民主化,多少對中國都有一定的意義,即使民主化或去殖民化,對香港人其實也是陌生的;即使香港人對「後殖民」的身份與處境,依然茫無頭緒。

又過了十年。

香港再無自信覺得可以影響中國,只一味憂慮太受中國影響。

想變好的,未來。要變壞的,似乎就在眼前。好與壞,當然視乎你站在哪個位置而言。社會情緒也是個重要決定因素。以保育、保衛理念進行的社會運動,在過去十年,似乎最能牽動港人的感官情緒,從反對舊區重建、拯救皇后碼頭事件,到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反發展主義思潮,又湧現了「香港人優先」、排外的民粹熱火,甚至公然直面抗拒中國的反雙非、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反自由行、「反蝗」等浪潮疊起,直到佔領街道近八十日的雨傘運動爆發,集結了圍繞「本土」觀念的左、右翼政治匯聚又相互排斥,撼動了絕大部分香港人的情感意緒,也驚動了北京政府。

不過,以為中國因為香港過去十年的內部波動才改變對港政策,卻顯然是個誤會。事實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這些理念,一開始就是權宜之計,是為了國家的整體發展建設,爭取更多更有利的條件與時間而生。當然,國家打造與整合的宏圖構想以外,不同人、不同的利益集體對「一國兩制」都有不盡相同的主觀投射。害怕中共統治的香港人,或許只是消極地視之為暫時區隔中港政治的「避秦」方案;亦有樂觀積極地以此為「政治實驗室」,企圖以香港代表的資本主義機制,去悄悄帶動中國的政治變革。尋找「一國兩制」究竟是何物的過程,或許已是一種「額外、剩餘的快感」(surplus enjoyment),如果「一國兩制」本身可以視作解決政治困境的「快感」。

「一國兩制」不是新發明

愈來愈多論者明白,類似「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歷史之中,根本不是新發明,更不是只為香港而設。在帝制時代,中央政權對鞭長莫及的邊陲地區已實行土官或土司世襲制,利用當地人民的既有管治結構繼續進行統治,不推行帝國裏的郡縣流官制,讓邊疆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不變,向中央納貢,或徵收稅款。唐、宋、元、明的土司制度一直維持下來,直到清代才逐漸「改土歸流」,以中央委派官員到邊疆去,用和平或暴力手段,取代了土司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表面上完全取締了土司制,但又開展了少數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分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以及民族鄉、民族村等縣級以下的行政單位)。這些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成立,與其說是為了容許邊疆民族自行管治,不如說是為了防範、對沖這些非漢族社群自決獨立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未執掌政權以前,曾以自主自決的承諾,爭取少數民族的支持。掌政後,就以自治區取代了。

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治結構,除了有少數民族幹部擔任管治班子外,中央一樣會派「流官」到當地參與管轄,而且官階及人數都佔優,具絕對控制權。名義上當然是中央要扶助「落後的」兄弟民族發展、現代化。早有歐洲近代史的研究證明,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即使對待國境內的同族人(民族是什麼,當然不會沒有爭議),也是一種「殖民化」工程,是中央的統治階層以一大套外來的系統、標準,加諸於地方上的平民百姓,強制或同時又懷柔地,令他們就範於一個由中央劃一制定的框架裏。

過去數十年,由於種種原因,中央的少數民族政策不斷在完全同化與尊重差異之間拉鋸、徘徊,即使21世紀鼓吹徹底同化融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議湧現,但因為涉及既有官僚架構的利益,未必容易全面實行。不過,從一開始,中央已藉漢人數量的絕對優勢,鼓勵移民到少數民族自治區,決心要令少數民族自治區裏的少數民族,成為真真正正的少數。

除了對付反抗叛亂,要使用必然的武力,中央對少數民族自治區的施政、建設與發展,也會被視為一種「緩慢的暴力」(slow violence)。所謂現代化建設,慢慢改變了少數民族的社區、文化與生活形態。不是所有國家建設工程,都像綠化沙漠、青藏鐵路、南水北調般惹人注目,更多時這些開採資源、建造、現代生產等發展項目,嚴重地破壞了當地自然生態環境,遺留下的長遠污染問題,要讓少數民族默默地承受。為了開發,他們的傳統社群「被否想」,不是被當作不存在,便是要面對被遷徙的命運。1990年代末開始的「西部發展」,只是過往民族政策的深化版,在少數民族地區大興土木、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未必能清楚證實對當地少數族群帶來的得益,卻肯定強化了中央的管理控制,大大鞏固國防,亦加劇了内地人往當地的移居浪潮。

香港的「一國兩制」從最初的權宜、暫緩、承諾不讓變改,到逐步過渡往另外的一個東西,似乎早已有歷史可供參照。

香港的「一國兩制」從最初的權宜、暫緩、承諾不讓變改,到逐步過渡往另外的一個東西,似乎早已有歷史可供參照。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變了

香港的「一國兩制」從最初的權宜、暫緩、承諾不讓變改,到逐步過渡往另外的一個東西,似乎早已有歷史借鏡可參照它早晚要變的命運。完全由中國政府審批的單程證來港定居、大橋與高鐵的基礎建設,或大灣區的融合計劃等,其實都不是香港這個特區獨有。過去20年,香港在變,中國當然也在變,但正因為中國的變化,香港好像才突然感受到「一國兩制」的變。

相比前十年,中國的國際形象卻明顯變差了(BBC國際台每年進行的全球民調顯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印象整體在下降中;而外國人到中國旅遊或升學的數字,亦一直在低位徘徊)。一些人或會歸咎西方媒體的妖魔化效果,但中國在周邊的海洋活動,如南海,以至走向世界的各種經濟投資,也確實觸動了不少國家的神經,甚至對他們的社會構成實質或預設的影響及脅迫。已放棄了過往「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中國近年強勢對外,積極爭取及維護其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在多國爭議的水域上毫不願意協商退讓,甚至不惜興建人工島、展示軍事力量。

而中國90年代已提出的「走出去戰略」經濟發展,近十年對世界亦產生了更大的反響。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或援助,刻意有別於西方模式要求別國推行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等政策,強調不干預他國內政和沒有先決條件的原則,基本上秉承了50年代周恩來制定的和平共存概念。

然而,這種「不干預他國內政」的方法,卻變成不理會他國的社會情況,太着重自身的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的統治階級或許喜歡這種不干預政策,但中國「走出去」的工程多是「包建工程」,工人、器材、物資全都由中國運去,當地勞工直接得益因而相對減少。大批中國外勞到當地,也製造了社會問題及文化誤解。中國在東南亞、中南美的運河、鐵路等基礎建設,亦忽略了對當地可能引發的嚴峻生態破壞,招致當地人民的強烈負面迴響。

這些後果也許要歸咎中國只依重自身的發展經驗,一味強調政治穩定與物質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條件,漠視公民自由對社會與政治的調節力量。只追求經濟發展,亦反映了中共政權的危機意識,明白自身的管治合法性盡仗賴於此。但金權合流也無法實現永遠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反引致極端的貪腐與極度的財富不均。到了習近平時代,為求鞏固危機重重的政權,中共不惜放棄過去發展成功的因素,如相對的思想開放、黨內的分權與繼承制度、有限度的地方選舉及社會渲洩渠道,而轉向大權獨攬、政府更嚴密的控制,對少數民族、婦權、維權等等的訴求,打壓更甚。

這是什麼時代?

有論者認為,專權統治重臨,不只在中國發生,這跟民主的世界性倒退有不可分的關係。更有悲觀的看法,認為當前的世局,頗像二戰前的1930年代: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當道,專制政權與強權意識形態在歐洲與亞洲崛起,野心獨裁者壓制民主自由,向周邊擴張影響力,而民主力量卻怯懦不堪,無法適時制止,最後將世界推向萬劫不復的酷戰。這個類比也許太誇張煽情了,對世局的消極投射,卻可能跟西方輿論界對美國選了特朗普(川普)這樣的一個總統,產生的失落挫敗感有關。

不過,中國的威權政治回朝與習近平襲用一些毛澤東式手法,從中國的角度,卻不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而是刻意要擺脫西方霸權支配的一種手段。當然,香港人不容易接受、認同這就是「中國特色」的道路。事實是,回歸以來的香港,一直未想望到,也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需要什麼,卻遇上一個似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中國。客觀現實上,這種狀況不可能不被動地遭牽着走;但即使在主觀的思想感情領域,回歸後的香港也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空間。也許,無力感不是香港才有,不少民主社會也瀰漫着這樣的悲情。

走不動也不知如何走向的香港,卻被不斷催逼着要「走出香港」:中國要香港走向國家,這是最清晰的指導路徑。以保衛及守護香港之名的社會運動,以及牽連着的種種社會情緒,表面上「如如不動」,執拗地堅守既有,但其實亦是要走向「後香港」,走往一個香港不曾有過的境界。過去的香港,只是看似平和順從,內裏也不過是掠奪與剝削,分別不過是今天的更赤裸。所以,背靠祖國的論者可以義正辭嚴地用馬克思主義角度,批判香港沒有經過激烈的社會改造,只沿襲西方殖民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香港不是西藏,面對中國,是沒有道德高位的。香港或許應該視現在及可見未來的艱難處境,是一種祝福,而不是詛咒,只因為策動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巨變是專權的勢力,而不是披上看似自由民主外衣的政府,香港人因此對任何改變都變得更敏感,更能提高警覺,也許更願意參與討論。

布萊希特的詩〈致後世〉裏有這樣的描寫:「這是什麼時代╱閑話間提到樹木也差不多是一種罪行╱這樣做就是對不公義的一種沉默!」然而在所有人都要承受、「共業」般的「人類紀」(Anthropocene),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大量物種步向消亡,多講樹,多談海與山,多關注非人的物類,可能才不至於在不公義之前沉默。人的政治空間被打壓、收窄甚至遭關押,或許關心人以外的命題,可以走出另一條道路。過去十年,默默耕耘的社會運動都是以「非人」的生態、土地為動員能量的。「人」在其中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為這個危險的機遇,香港的保育、土地運動,未必沒有可能與中國民間的「原生態」浪潮對話,甚至匯流。在任何社會、政治的生態系統裏,只有生物多樣性才能夠在困境中讓整個系統生存下去。存活必須忍耐,正如許鞍華電影《明月幾時有》的英文名稱 “Our Time Will Come”。這個「我們」,也必須是包容的,不局限在狹義的香港人。

(羅貴祥,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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