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季刊》事件掀開的冰山一角：中國式學術審查如何輸出世界？

8月18日到22日的短短五天裏，海內外中國研究學界像是坐了一次過山車。從劍橋大學出版社被爆向來自中國的審查要求妥協，將旗下重要刊物《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超過300篇論文和書評從其中國網站下架，到消息傳出後學界群情激憤、集體抗議，再到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態度一百八十度轉彎，決定將被禁文章重新上架並免費開放，這劇情可謂環環相扣、一波三折，也讓平日裏低調和小眾的學術期刊走到了聚光燈前。

劍橋大學出版社對審查說「不」之後，截至目前中國並無更多動作，但學界並未因這小小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儘管中國政府對學術自由的干預並不是新鮮事，但直接對國際出版社及其旗下的英文學術期刊下手，這很可能還是第一次。這讓中國研究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籠罩上了一層陰影：在知識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是中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另一方面是中國對學術界的意識形態控制日益加強；兩方博弈之下，究竟是國際標準的學術自由能夠走進中國，還是中國特色的學術審查將會輸出世界？

《中國季刊》事件是偶然，還是精心布局？

消息的傳出似乎是個偶然。8月18日，《中國季刊》（ China Quarterly）編輯 Tim Pringle在一封內部郵件中告知編委會成員，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中國相關機構的要求下，屏蔽了其中國網頁上的300餘篇論文和書評。這些文章主要與中國國內長期以來的敏感話題有關，關鍵詞包括六四、文革、西藏、新疆和香港等。郵件中還透露，幾個月前，劍橋大學出版社還曾被中國要求下架超過一千本電子書。其他期刊可能也會在近期受到影響。

劍橋大學出版社建立於1534年，目前出版超過380種經過同行審議的學術期刊，是世界上最富盛譽的學術出版機構之一。這封郵件流傳出來後，一時輿論譁然。全球的學者們對劍橋大學出版社輕易妥協於政治審查，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

一份禁令中提及的論文清單很快也被泄露，其中包括315篇論文。

群情激憤之中，劍橋大學出版社發布聲明，證實他們服從了來自中國的審查要求，對中國大陸屏蔽了《中國季刊》中的相關文章，目的是為了「保證市場中的研究者和教育者們能夠接觸到我們出版的其他學術和教育內容」。隨之而來的是雪片一樣的全球學界大佬的公開信和聯署抗議。壓力之下，4天之後的8月22日，劍橋大學出版社又發表了第二份聲明，宣布將之前屏蔽的三百多篇論文和書評重新上線。目前，被禁清單中的所有文章確實已在中國國內恢復訪問，並且已被設置為免費。

根據中國權威機構的選擇來審查學術文章……中國的言論審查史將會從此蓋上劍橋大學的印章。

一次審查醜聞似乎風波漸停，但更多醜聞正浮出水面：亞洲研究學會發表聲明，指出該學會旗下、同樣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亞洲研究學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也被中國政府點名，要求屏蔽大約100篇涉及敏感話題的論文。該學會沒有公布論文名單，但公開了一份分析，顯示這些論文中約34%關於西藏或達賴喇嘛，29%關於文革，9%關於天安門，9%關於毛澤東，7%關於台灣，此外還有少數文章關於紅衞兵、大躍進、法輪功、伊斯蘭、劉曉波、香港及雨傘運動等。（更新：《亞洲研究學刊》已於9月日公開這份名單）。

除《中國季刊》和《亞洲研究學刊》外，還有一份清單在中國研究學者中流傳，上面包括發表在《美國政治學評論》期刊上的27篇論文；有學者稱這些論文也在劍橋大學出版社收到的被禁名單上。端傳媒分別向《美國政治學評論》主編 Thomas König 和美國政治學學會現任主席 David Lake 致信詢問，但並沒有得到正面答覆。美國政治學學會執行董事 Steven Rathgeb Smith 則回覆稱：「美國政治學學會職員正在與劍橋大學出版社保持聯繫。我們完全支持出版社週一（8月22日）發表的聲明。」 端傳媒還嘗試聯繫劍橋大學出版社詢問此次禁令是否涉及更多刊物和書籍，但沒有得到答覆。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兩份聲明中僅提及了《中國季刊》。其它的審查資訊，是亞洲研究學會自行公開，或是來自學界內部流傳，對於 Pringle 郵件中提及的超過一千本電子書是否已經重新上架，劍橋大學出版社也沒有明確答覆端傳媒。如果這次禁令的確涉及更多刊物和書籍，而劍橋大學出版社卻選擇不公開這一部分資訊，無疑更加令人憂心。

事實上，此番遭到審查的不僅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據路透社報導，今年三月，著名學術數據庫網站 LexisNexis 被中國要求對其旗下的兩個數據庫 Nexis 和 LexisNexis Academic 進行審查，結果被迫從中國市場撤下了這兩種產品。面對端傳媒的進一步詢問，LexisNexis 確認其中國分部接到了「調整數據庫」的要求，但沒有透露更多細節。這也許印證着可能還有更多國際出版社和數據庫面臨同樣的壓力。

在此之前，儘管諸多媒體、社交網站和谷歌相關頁面早已在中國大陸遭到屏蔽，但大部分國外非中文學術刊物就算觸及敏感議題也仍然能夠在中國訪問。這也許是因為學術期刊大多受眾較窄，定價高昂，與普通大眾之間更有語言障礙，很難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但現在，3份英文國際期刊中的至少412篇論文被屏蔽，學術數據庫在中國市場被「調整」，這些究竟是偶然事件，還是精心布局？

向劍橋大學出版社直接施壓的機構是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CEPIEC）和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CNPIEC），而此前，Pringle 發送給編委會的郵件透露，壓力實際來自於中國新聞出版總署（GAPP），進出口公司只是負責傳話。而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於2013年併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香港浸會大學比較政治學助理教授鄭煒（Edmund Cheng）對端傳媒表示：「這跟大氣候和小氣候都有關係：大氣候是中國對公民社會的鉗制已經不是這一兩年的事情了；而對於學術界，中國政府一直覺得是他們要把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帶進來。」鄭煒去年發表的一篇關於香港街頭政治的論文也在《中國季刊》的審查名單之內。他說：「我們覺得奇怪的地方是，期刊是很少人看的……這種鉗制到底有什麼效果和目的？這到底是一個信號，還是真的是說要閉關鎖國的態度？」 他還指出，2017年6月正式施行的網絡安全法為中國政府提供了工具，「有具體的法律讓他們可以把境內不符合要求的東西都拿下。這一次雖然操作上有不合理，但還是跟整個方向吻合。」

這次對學術自由的限制並不是一起孤立的行動……這是習近平時代的一種反映。

這也是大部分學者的看法。《中國季刊》在聲明中稱，「這次對學術自由的限制並不是一起孤立的行動。」Pringle則在《衛報》採訪中指出，「這是習近平時代的一種反映。」

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著作《歐亞十字路：新疆的歷史》，發表在《中國季刊》的該書書評也成了受波及的315篇文章之一。他在一封公開信中指出，「中國黨國長期以來審查中文出版物，但通常放過了英文和其他外語出版物，也許這是對知識分子和高教育水平、全球化的中產階級作出的一種姿態，因為他們已經被成功籠絡。」 然而現在， 「黨國加強了對出版和學術的控制，並開始限制中國人接觸外面世界的學術工具。」

劍橋大學當代中國歷史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也表示，他在中國工作的同事們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政治控制，「檔案室被關閉；有些同事已經離開了中國或正在試圖離開。這些變化似乎意味着共產黨正在中國國界之外強調自己的存在。」

中國官方迄今沒有對此事件發表任何評論。但官方媒體的口徑中，我們可以一窺其態度。事件最初爆出時，《環球時報》評論稱，「中國有關部門提出的要求只要依據的是相關法律，就沒什麼可指摘的……西方各種機構可以在這方面很自由地進行選擇。它們可以不喜歡中國的做法，並且不與我們接觸。」 劍橋大學出版社決定拒絕審查之後，《環球時報》又發表社評稱，「中國有強大的技術能力降低那些聲音對我國社會的衝擊和影響，在必要時使用一些資訊隔離手段……這也是全球化時代大家相互尊重、維持和平共處的一種方式。」

米華健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表示，《環球時報》所提出的資訊隔離和拒絕接觸，最終傷害的必然是中國學術界：「中國正在建立世界級的大學網絡，也確實已經投入許多。中國學者走向全世界，參加會議、發表研究、擔任訪問學者，一個全球性的知識社區正日益成型。我不認為中國學術研究會從不完整的全球知識庫中受益。」

而事實上，正是因為中國與世界學術交流的日益增強，才導致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控制與學術審查有了邁出國門的可能。

中國學術界內部的意識形態加壓

學者們較為普遍的感受是，中共近年來對學術界的意識形態控制愈發強烈。

2013年5月，習近平上台不到半年，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等多名中國學者就證實，中共當局向高校傳達了「七不講」：在教學中不要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很快，張雪忠的微博賬號遭到刪除。

中共對「七不講」究竟是否存在諱莫如深，但行動卻沒有停止：中共在同月公開發布《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意見》，對青年教師提出十六條要求，包括「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加強中國夢的宣傳教育」，「通過網絡掌握高校思想理論動向和網絡輿情，以佔領網絡思想政治工作陣地」 等，側面證實了「七不講」的背後邏輯。

2015年底到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連續出版了一系列「批判文選」，包括《西方憲政民主觀批判文選》《「普世價值」論批判文選》《新自由主義批判文選》等。文集中充斥着文革式的批鬥語言。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王偉光為叢書作序，稱「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積極組織院內外專家學者，圍繞錯誤思潮的源流、本質及其危害等問題，展開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與批駁。」

從2014到2016年6月，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據庫中有63個研究項目與「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其中包括「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思想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文藝育德觀研究」等。2017年的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立項名單中，前四項也全部是「習近平總書記」相關研究，五、六項是「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共產黨」研究，接下來才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研究和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如同新聞聯播中國家領導人有雷打不動的順序，習近平相關研究也一定會排在最前。

意識形態的控制甚至不局限於人文與社科領域：近來引起熱議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市市臭氧檢測及分析中的應用》就屬於環境科學領域，還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六項學術基金資助。

高校教師也開始出現「因言獲罪」的案例。2017年7月，經常發表異議言論的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鵬遭到校方提前解聘。解聘書指責史傑鵬「長期在網絡上發表錯誤言論，在社會上引起不良影響」，其言論「逾越意識形態管理紅線，違反政治紀律，給學校聲譽帶來很大負面影響」。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則因透露相關消息而遭到微博禁言180天。

在這個知識全球化的時代，意識形態在中國學術領域的收緊，不僅僅影響中國學術界，而是成為對外輸出學術審查的基礎。

2017年8月21日，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快直屬高校高層次人才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教育部直屬高校要堅持「黨管人才」，「在人才引進、人才選聘、課題申報、職稱評審等過程中，堅持思想政治素質和師德規範要求，實行一票否決制。」

在這個知識全球化的時代，意識形態在中國學術領域的收緊，不僅僅影響中國學術界，而是成為對外輸出學術審查的基礎。中國對外輸出學術審查對海外中國研究者造成的影響，可能比目前所知的情況，更加廣泛和嚴重。

由來已久的中國壓力

對於中國政府干涉國外機構學術自由的指責其實由來已久，近年來更是頻頻見諸報端。2011年，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因邀請達賴喇嘛演講並授予其榮譽博士學位而被中國教育部從認證大學名單上拿下，一年後才重獲認證，導致該校中國留學生一度十分擔憂畢業後能否順利回國工作。同樣在2011年，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接到一筆來自中國漢辦的四百萬美元捐款，用於設立一所孔子學院並聘用一位教授，但附帶條件是該教授不能討論西藏等敏感問題。史丹福大學聲稱他們為保護學術自由而拒絕了這一要求，中國也讓步了。史丹福大學最終決定拿這筆錢設立一個古典中國詩歌領域的教授職位。對於漢辦可能試圖干涉學術自由的擔憂，也令賓夕凡尼亞大學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高校拒絕了在本校開辦孔子學院的提案。

2004年，13名美國學者聯合出版了一本名為《新疆：中國的穆斯林邊陲》的學術著作，隨後全部被中國政府列入黑名單，長期遭拒絕入境。

研究敏感話題的國內學者和異議活動者更是經常被禁止出國參加學術交流和接受頒獎；著名記者楊繼繩、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衞平、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衞方等都曾面臨這樣的困境。今年三月，在澳大利亞工作了25年的中國學者馮崇義在回國探親後，因對中國人權律師的狀況進行了調查而被國安阻止出境並扣留一週之久。賓夕凡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一位學者也向端傳媒透露，去年該中心舉辦年度論壇時，一位受邀中國學者因為計劃發表的演講涉及艾滋病相關話題而未能獲准出國參加論壇。

中國政府不僅控制中國學者「走出去」，也控制外國學者「走進來」。因為對「六四」的參與和研究，林培瑞和黎安友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單而無法進入中國。2004年，13名美國學者聯合出版了一本名為《新疆：中國的穆斯林邊陲》的學術著作，隨後全部被中國政府列入黑名單，長期遭拒絕入境。其中許多人無法繼續相關領域的研究，不得不轉移研究領域甚至面臨遭到解僱的風險。

米華健就是這十三人之一。而最讓他憤憤不平的，是面對中國政府在簽證上的阻撓，美國高校卻無所作為，最多私下向領事館寫信，卻不肯公開聯合聲援。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他警告，「如果學術機構不能支持他們自己的教授……美國學者會逐漸陷入與我們的中國同僚相似的境地：獨自面對中國政府，被迫對我們寫下的一切進行自我審查。」

然而，中國政府在學術審查上的策略不僅僅是控制邊境和境內學者那麼簡單。最近，一些學者發現，在國際學術界不曾注意到的時候，中國可能已經讓學術審查本身悄悄地走出了國界。

「走出去」的中國英文期刊

澳洲人文學院主席、斯威本理工大學（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 John Fitzgerald 向端傳媒表示，他認為劍橋大學出版社是「相對無辜」的一方。相比起事後審查的要求，他更擔心的是國際學術出版社與中國政府和機構達成的商業合作可能導致自我審查： 「大約十年前，中國就開始對英文期刊進行戰略投入。」

他更擔心的是國際學術出版社與中國政府和機構達成的商業合作可能導致自我審查： 「大約十年前，中國就開始對英文期刊進行戰略投入。」

一篇2013年發表於《學術與研究通訊》（Scholarl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的論文回顧了中國學術機構的「走出去」策略。中國目前出版了大約240種英文期刊，其中約80%是與知名國際學術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其中包括施普林格（Springer）、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愛思唯爾（Elsevier）、Emerald，Taylor and Francis/Routledge 以及荷蘭博睿（Brill）等著名學術出版社；幾乎所有期刊都聲稱遵守國際同行評議準則，許多期刊也獲得了國外科研機構的訂閲。「當然，這裏面大部分是自然科學期刊，那些應該沒問題；但還有10%是人文和社會科學期刊，這讓我非常擔心。」 Fitzgerald 強調。

施普林格出版社在官方頁面註明了與高等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以及國內多家學會、大學、研究所等的合作關係。其中，施普林格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23種英文學術期刊，包括7種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這些期刊統一命名為《中國高等學校學術文摘》或「前沿系列」（Frontier series），內容大多摘自中國國內1700種大學學報中發表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後翻譯成英文出版。2012年之後，其中一部分期刊轉而由荷蘭博睿（Brill）出版，其中包括《中國歷史學前沿》和《中國教育學前沿》等人文社科期刊。

此外，施普林格還與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中國社會學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與復旦大學聯合出版了《復旦人文社會科學論叢》（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等英文期刊。牛津大學出版社與清華大學合作出版了《中國國際政治學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與中國國際法學會和武漢大學國際法學院合作出版了《中國國際法論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等。Taylor and Francis 則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in China）等。

國際學術出版社與中國學術機構合作本來是很自然的一件事，Fitzgerald 也表示，「聯合出版是完全合理的，一開始也是有利於中國的學術自由的；雙方都懷有好意，商業公司和中國研究機構都想要推進學術自由，我完全支持合作出版。」 但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國內形勢的改變讓他產生了疑慮，「在目前的氣氛下，當大量證據證明中國政府正在打擊學術自由，我們如何能夠相信這些期刊可以倖免？」

要想與國際出版商合作出版英文期刊，中國出版機構必須獲得政府許可；這些期刊所附屬的機構，大部分也宣稱遵從中共的意識形態，並依賴從中國政府獲得的資助。這其中就包括剛剛出版了「批判文選」系列的中國社科院。這難免令人憂心它們會面臨審查壓力。

Fitzgerald 告訴端傳媒，「這可以從它們的內容中反映出來。當瀏覽在政府支持下與國際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時，要想找到敏感話題和對中共的批評意見是很困難的。」 他在研究其中一部分期刊時發現，它們發表的文章在台灣、西藏、新疆和南海等事關國家主權的關鍵問題上從未出現過挑戰中共敘事的立場，「沒有跡象表明學術自由的存在。」

問題不在於它們發表了什麼，而在於其中「缺少了什麼」，以及國際知名學術出版社的背書造成的錯覺。

這並不意味着這些期刊發表的論文有問題。事實上，這些期刊許多都邀請了國外知名學者擔任編委，也的確嚴格按照同行審議流程發表了高水平的研究。但 Fitzgerald 指出，問題不在於它們發表了什麼，而在於其中「缺少了什麼」，以及國際知名學術出版社的背書造成的錯覺。「編委會是可靠的，我敢確保他們很負責地評審了交給他們的文章。但交給他們的文章是什麼呢？是好的內容，但卻是不平衡的。」

「西方雜誌中，有固定立場是很常見的，但它們大多被視為『觀點期刊』，而非經過同行審議的學術期刊。」 最讓 Fitzgerald擔憂的是，「通過與國際出版社的合作，這些中國期刊帶上了學術自由的印記，它們被認為是中立的、獨立的學術研究，被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訂閲，被學生讀到……這就是學術審查的滲透。」

被刪改的中國學術數據庫

同樣較少被人關注的是，中國推向世界的中文期刊數據庫，可能已經在國際學界不知不覺間遭到了篡改。

在一篇即將發表的論文中，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 Glenn Tiffert 提出了對中國輸出學術審查的擔憂。他發現，許多早年間發表的學術爭論，原本可以在中國的學術期刊數據庫中檢索到，現在卻已不見蹤影。

從1956年到1958年，數據庫中無法查找到《政法研究》中的30篇文章和《法學》中的33篇文章。進一步對比原始檔案後，Tiffert 發現，大部分缺失文章發表於1957年4月到1958年2月，正是反右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

Tiffert 由此警告道：「中國政府正在利用科技悄悄地向國外輸出其國內的審查制度；通過控制世界各地的觀察者如何理解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正在未經同意地將他們徵募到一個令人警醒的項目中，在那裏淨化歷史記錄，並將它自己的競爭性敘事推向全球。」

Tiffert 以中國50-60年代重要的法學期刊《政法研究》和《法學》為例，展示了數據庫審查的嚴重後果。目前，美國沒有任何機構保留有這兩本期刊的原始紙本，僅有部分機構保留有微縮膠卷或複印本；大部分學者只能通過中國知網（CNKI）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NSSD）等中國在線學術平台閲讀其中的文獻。

Tiffert 從美國各間大學和中國收集了完整的《政法研究》和《法學》期刊，並與在線數據庫中收錄的內容進行了比較。他發現，從1956年到1958年，數據庫中無法查找到《政法研究》中的30篇文章和《法學》中的33篇文章。進一步對比原始檔案後，Tiffert 發現，大部分缺失文章發表於1957年4月到1958年2月，正是反右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

通過統計分析，Tiffert 證明了這些缺失絕不是偶然，而是有系統的內容審查。其中，一個名叫楊兆龍的人物資料缺失最耐人尋味。

楊兆龍是中國最出色和最受尊重的中國法學學者之一，他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曾在國民黨政府內擔任高層學術與政府職位，1949年之後留在大陸任教。五十年代，他在《法學》上發表了多篇文章，駁斥共產黨當時對法律體制的論述；他還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系列言論，批評中共法律系統的低效、低質和對黨外知識分子的歧視，並在復旦大學教師座談會上質疑「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批評「黨的民主集中制，事實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

在反右運動中，楊兆龍成為上海法學界的眾矢之的，遭到輿論和學界大肆批判，被打成「極右分子」，最終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才獲釋出獄。

在《法學》雜誌的原始檔案中，我們能夠看到楊兆龍發表的對中共的批評，以及法學界對他的有組織的批鬥；而在電子數據庫中，這些文章都不見了。如果只看電子數據庫的記錄，我們會認為楊兆龍只發表過一些理論文章，而那段驚心動魄的意識形態戰爭，就這樣被悄悄抹去了。

審查也不僅僅針對反右時期：1978年到1979年的《法學研究》期刊曾刊登了一系列對四人幫的批判和對中國50～60年代「人治」的反思。結果線上數據庫中，這段時間的《法學研究》期刊缺失了87%的頁數，彷彿整段討論從未存在過。

Tiffert 指出，其他缺失文章也有着類似的特點，顯然是對歷史的系統性故意歪曲。他認為，中共在六十年後仍然試圖改寫歷史，是為了維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話語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合法性。這種審查很可能不局限於法學期刊。

如果學者使用這些中國數據庫的搜索引擎，相關文章根本不會出現；哪怕找到當期刊物查看電子版目錄，這些文章也完全沒有存在過的痕跡。只有當打開掃描版目錄後，才會發現其中的缺失。在CNKI中，還可能通過頁碼的斷裂看出幾分端倪，而在NSSD中，連頁碼都不予顯示，許多學者可能會因此而無法注意到這些消失的文章。Tiffert 指出，這會導致使用這些數據庫的研究者對歷史脈絡產生嚴重誤解。

「過去，學者們會期待 JSTOR 和 ProQuest 等在線數據庫在收錄已發表文獻時，會忠實地複製原始記錄，並指出任何材料的缺失和修改。」 Tiffert 指出，「中國的在線平台卻需要服從其多變的內部審查制度以及背後的威權主義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將無法確保「今天能夠讀到的文字明天仍然存在且未經刪改」。

Tiffert 也提到了技術手段進步造成的威脅：「過去，審查者改變歷史的方式是劃掉令人不快的段落，撕去書頁，尋找並毀壞文字，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都是十分粗糙的方法。現在，他們能沒完沒了地修補電子記錄，甚至不用離開桌子就能達到目的……每次宣傳都幾乎同時傳到全球，不留下任何痕跡或馬腳。」

這意味着呈現在世界面前的、記錄了數十年來中國研究的知識庫，已經從根源上被篡改了。

米華健則對端傳媒進一步強調了事情的嚴重性：「這意味着呈現在世界面前的、記錄了數十年來中國研究的知識庫，已經從根源上被篡改了。」 這些數據庫不僅影響國內學術界，同時也被諸多國際學術機構和數據庫所訂閲，「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怎麼想？它們是否保存了這些期刊的紙本？花錢訂閲的數據庫卻可能隨時遭到刪減，它們對此是否感到不快？」

他失望地說，「這些數據庫是當代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它們儲存着人類（不分東西方）的知識寶庫和全球的知識遺產……我們不希望看到錯誤的、經過審查的知識基因四處漂浮。」

學術界應該如何應對政治審查？

劍橋大學出版社這一次選擇了拒絕審查；Pringle 也表示，《中國季刊》評審學術論文的標準將一如既往，不會考慮話題是否敏感。但面對日益嚴重的審查壓力和日益靈活的審查手段，學術界是否有更多抵制審查、維護學術自由的方法？

不要篡改你自己的產品。尊重中國讀者和學者，不要賣給他們摻水的假貨。中國人不是二等世界公民。他們配得上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享有同等質量的資訊。

對劍橋大學出版社等國際出版社和數據庫，米華健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建議：「不要篡改你自己的產品。尊重中國讀者和學者，不要賣給他們摻水的假貨。中國人不是二等世界公民。他們配得上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享有同等質量的資訊。」 而學術機構應當像學者們一樣展示出同等的勇氣，「機構們應當團結起來，當發現有人試圖審查學術研究或阻礙學術交流時，就應該立刻公之於眾。」

米華健認為，出於政治目的而對學術共同體進行攻擊，這種情況並不僅見於中國，例如川普政府正在有目的地抹除關於氣候變化的研究資訊，並削減對氣候研究的經費。因此，「大學、出版社、基金會等學術機構應該聯合起來，在全球知識社區面臨威脅時本着共同的原則行動。」

Tilfert 則在論文中指出，面對中國對其國內學術數據庫的審查，可能的應對方案之一是讓訂閲這些數據庫的國外機構集體行動起來，要求數據庫提供完整的檔案。但他也明白，審查的決定顯然不是數據庫本身做出的。另外一個辦法是根據原始檔案重新發表被刪除的文章，但在美國法律中，這又會造成侵犯版權；他認為在這層意義上，版權法可能正成為威權政府的幫兇。此外，學術界還應該提高警惕，並想辦法對可疑材料進行驗證。

「危險迫在眉睫，」 他最後說，「知識從未像今天這樣面臨如此徹底和靈活的操控。歷史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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