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本地社運民運所求的「仁」，用現代的話來說，大概是一種對他人和自然生態友善、真誠、互助共處的人倫或社群關係，抗拒的是鼓吹「搵食至上」（掙錢至上）、勝者全取的競爭文化，以至各種政治和經濟的不公平狀況。仁者，二人也，求仁也就是做回社群中的人，積極參與公共政治，而非作只求溫飽、僅為搵食的馴服動物。

循此角度，我們可以重新理解，社運或民運求仁而未得，意味着政權建制力量劍指的，並非僅是港獨或民主選舉等政治訴求或形式安排，而是同時（也是最終？）針對人性的改造，儘管他們主觀上不一定有此意覺。

改造人性，也就是中央與特區政府念茲在茲的「人心回歸」文化政治工程。表面上，「人心回歸」強調的是重新建立民族情感、愛國精神，但中港兩地不少高幹高官，毫不猶豫送子女親人到外國留學移民，清楚暴露出倡導愛國情懷的虛幻。然而，「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依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Zizek），這大概說明了「人心回歸」工程別有懷抱。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註一）借助Hannah Arendt的概念指出，「人心回歸」的另一層意思，是透過「反政治化」之名，推動社會的全面「經濟化」，也就是把樂於參與公共對話、政治行動的人，轉化為埋首勞動、只求搵食的獸。

循這角度思考，這項文化工程真正重視的，其實是想消除港人對北京的任何挑戰或威脅（所謂「國家安全」），以至要求個體對政權的絕對順服，移除民眾積極參與公共政治時所產生的（對管治的）不確定性。為了達致這種「人心回歸」，除了胡蘿蔔（經濟工程、蛇齋餅糉）加大棒（有權盡用、「依法」治港）之外，更重要的是想方設法，嘗試消滅獨立自主的人格，以壓抑個體參與公共政治、連結其他公民的意欲和社會空間。

循此，我們或可以理解，中港政權愈來愈不忌憚以大概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言，例如「任人唯材」或「覆核刑期不涉政治因素」，與「人心回歸」的文化大計平行並置。這些謊言並非是叫人相信，而是想人習慣。當民眾從厭惡、憤怒轉向無奈、認命，儘管他們對「愛國」仍然是冷漠甚或犬儒，但也同時產生了從公共政治退卻的效果，這或許才是「人心回歸」的文化大計真正希望達致的。

無法切割的政治與法律

以最近的公民廣場案為例。面對香港民間和國際輿論的龐大壓力，律政司長罕有地於報章撰文，嘗試說明覆核雙學三子刑期的決定，完全沒政治考慮。然而，正如陳文敏、郭榮鏗、楊岳橋、張達明等法律界人士指出，由於袁國強迴避了提供選擇覆核雙學三子刑期（而非其他人）的法律理據，也沒有回應為何否決刑事檢控專員的建議，因此這篇解說並未能釋除公眾對「政治」干預「司法」的疑慮。袁國強的「迴避」，也許反映了想把「政治」與「法律」完全分割，確實並不容易，甚至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現代法律的訂定，也就是經歷一個政治爭持的立法過程後的產物，當中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會嘗試影響法律的內容。法律訂定後，司法的過程似乎遠離了政治一點，然而任何法律條文，恐怕都無法鉅細無遺地界定不斷變動的社會的所有狀況，因此審判時自然需要執行者的詮釋，但法官的委任、法官和律師對法律條文和案例的理解，卻難免不受當事者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立場影響。

學法律出身、曾任職律師的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很久以前就指出，法律跟有組織的強制（organized coercion）、理性（rationality）與被認可及正常的秩序（legitimized and normative order）密切相關，而法制與政治結構亦相互依存。他進一步分析，現代法律系統的出現，離不開官僚國家的興起，而前者也成為了後者統治社會、強制民眾行為、建立被認可的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現代法律從其誕生日開始，就脫離不了政治 （註二）。嘗試把法律與政治切割，就正如希望將經濟與道德分離一樣，只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項無法徹底完成的文化大計。

袁國強眼中的「政治」，可以作兩種解讀。「政治」的表面意義，是指某些黨派的利益或權鬥陰謀，「不涉政治因素」也就是想告訴公眾，覆核雙學三子刑期並非建基於北京或特區政權／建制力量的圖謀；但在另一層意義上，如果「政治」是Hannah Arendt所指的「結果不可預期的公共參與」，那麼說法律「不涉政治因素」，隱含的意思是法律只是技術性的問題，大可交由專家（法官、律師）處理（也就是Arendt所指的「工作」），公眾毋須多言、參與，只管信任便成。

然而，袁國強大概也知道，既迴避又此地無銀的高調回應，很難叫公眾相信「政治」與「法律」完全無關的謊言。不過，不斷重複「政治」與「法律」無關的套話，客觀上也確實產生了一點把「政治」與「法律」分割的效果，至少在論述的層次上；另一個可能產生的效果，是令公眾對由公權力支撐、難以透過「回歸事實」而打破的謊言，逐漸習以為常，無法活出哈維爾所指的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結果是，我們將有機會生活於滲滿了虛偽和謊話的語言世界，當中「濫權無度叫做依法查辦」，而「人們不需要相信所有這些玄妙，但就一定要表現得好像相信一樣」（註三，頁68-69）。

必需補充的是，儘管法律必然涉及政治，又儘管中港政權的「依法施政」愈來愈令法律的相對獨立性成疑，但我們不應忘記被「依法」投進牢獄多年的哈維爾的忠告：「把法律看成只是一個偽裝，沒有可靠性，因而不屑向它訴求，實際上只會使法律作為偽裝和官樣文章的性質變本加厲，默許法律成為假象世界的組成部分，令那些利用法律佔便宜的人可以從容地享有這種（最虛偽的）藉口」。因為，讓謊言成為習慣的統治模式，「除了假裝守法外已別無他法」（註三，頁110-111）。

在犬儒時代努力維護生命的目標和人性

朋友指出，「東北案和公民廣場案判案令很多人氣餒、憤怒或無力」，隱含的是怎麼走下去的問題。一種讓謊言成為習慣的制度或社會安排，再借用哈維爾的分析，「是一種複雜、深入以及長期的對社會的破壞，又或者說是社會的自我破壞。僅僅提出另一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冀求以更換政府來反抗這個制度，不單是不切實際，更是全然不對題，因為這根本搔不着癢處。問題已經不是什麼路線、什麼政綱出了毛病，而是生命本身的問題。」（註三，頁103）

如果上述的分析正確，那麼社運和民運要走下去的話，可考慮遵循哈維爾的建議，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盡力「維護生命的目標，維護人性」（註三，頁103） ，這是抗拒謊言世界的更根本和有效的工作。抗拒讓謊言成為習慣，單靠指出謊言之不可信是不足夠的，因為習慣一經形成，判斷或做事就不用思考，也不會對習已為常的工作提問，自然亦不需學習。因此，抗拒把謊言成為習慣，也就必須時刻保持學習和思考的熱情和動力。

人心確實仍未回歸，尤其是年輕一代。這除了反映了中港政權的人性改造大計，受制於兩極分化、財富集中令年輕人難分一杯羹，以至政權建制的執行者只紅不專、水平有限，令有權盡用、依法治港仍未能建立被認可的統識，因而不見得十分有效外，大概亦呈現出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在面對希望短缺的前景時，還未完全喪失學習和思考的動力。DQ議員以至覆核刑期案，儘管把民選的議員逐出議會，將年輕的生命送進牢房，但卻也令備受打壓的年輕「政治犯」、他們的同伴和支持者，以至愈來愈多的民眾，逐漸學懂法治的實質和政治的具體操作，願意研究和深思法庭的判詞，敢於在各個領域與「專家」對辯，令那些利用法律佔便宜的人難以從容地享有這種（最虛偽的）藉口。這些學習和思考的動力、參與公共論爭的意欲，不正是在犬儒困乏的時代努力「維護生命的目標和人性」的明證？

抗議制度暴力或實踐公民抗命的社運民運領袖，又或只是想為社會的未來做點事情的政治素人，入獄後大概都會收到可在牢中多讀點書和沉下思考的建議。其實，在這謊言逐漸成為習慣的年代，相同的建議，對我們這些在小牢獄以外的同伴或支持者，以至公眾來說，大概一樣適用。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

註一：許寶強(2017): 〈離棄「人心」的「回歸」──政治化的污名與經濟化的困局〉，收於羅金義編，《回歸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註二：Trubek, David M. (1972): “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Yale Law School). Paper 4001.

註三：哈維爾(1992) ：〈無權勢者的力量〉，《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