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為生存拼命的偷渡客，他們眼中的自己、香港和抗爭年輕人

「我們怎樣去說我們是香港人呢？我們為什麼好像無法面對自己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無論是合法移民還是非法移民，我們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

導演陳敏斌希望《過河卒》能解答這個問題。

《過河卒》公演前，特別設有一場專場，招待這批將近被遺忘的歷史的主角。他們悉數安坐，佔據不到100個觀眾席，部分人一頭白髮。劇場的燈光逐漸熄滅，聽覺開始被填充。有人急喘地來回跑動，大力踏著地板、有人模仿鳥叫、有人嘭一聲拍打左邊觀眾席旁的鐵板，儼如幾十年前大量中國大陸人民，穿越漆黑森林，攀山越嶺，偷渡香港的情景。嘭的一下槍聲，迴盪在這班徐徐老去的偷渡者的腦海中。

紀錄劇場《過河卒》講述的是上世紀50至80年代的偷渡潮。當時中國正值動盪時代，「土改運動」、「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劇中引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丁學良教授的分析。

「為甚麼香港來了這麼多人......那時候，朝鮮半島，仗打的慘得不得了，不能跑；南邊跟東南亞接邊的地方，原始森林沒有路，跑不了；青藏高原走不過去；西北，外蒙到蘇聯那一塊，大沙漠戈壁灘。能夠跑的地方太少了！相對來講香港是最好的地方，所以才那麼多人往這邊跑。人們偷渡，冒著生命危險，這是最後一步了......是因為政策原因，由於飢荒！」

一班又一班人，有知青、有農民、有富農的後代；有的拋下家中的母親，有些離家出走；或徒步，或借助學生身分乘坐公共汽車；有些途中險些缺糧，有些先看個電影、吃過飯，逐步的接近深圳和香港的邊界。

全劇內容皆取自真實歷史資料，尤為珍貴的是，導演陳敏斌帶領一眾演員，滾雪球地找尋散落在香港的當年偷渡客，追問老人們的親身經歷。陳敏斌指出，選擇這個偷渡潮作為題材的原因有幾個，其中對於關注香港歷史的人自然不言而喻。但這段歷史指向的更是近年縈繞著這個城市的問題：陳敏斌想到了梁天琦（香港本土派代表人物，因為支持香港獨立而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梁天琦原來不是在香港出生，於是他就不是香港人了，被同路人指罵。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現在可能淡化了，但似乎那個氣氛還在。」

上半場：真實地represent歷史，偷渡者不是鐵板一塊

舞台的燈逐漸亮起，台上五個演員接連演繹了30個偷渡者的故事。

在記錄劇場裏，他們的每一句對白都來自受訪偷渡客。陳敏斌稱，台上的人是表演者而不是演員，因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represent（代表）偷渡客，多於扮演一個虛構角色。同時，演員不時會抽身成為訪問者，站在觀眾席向台上其餘四位偷渡者發問，將觀眾帶到劇組當初尋問偷渡客的現場，彷彿觀眾也是訪問者，面前的就是偷渡客。

陳敏斌說這段偷渡歷史有「力量」，他經常強調，透過回溯「香港人」這個群體的生成，才會有資源想像這個群體的未來。當年的偷渡客在上水、大埔到埗，或輾轉經澳門搭船偷渡到灣仔等碼頭上岸。他們有些投靠香港親戚，開始在新地方打拼新生活。幾十年過去，客人已經變成地道人，我們身邊的人，建設了今天的香港。

這班人在今天的政治氛圍底下，被指不屬於這個地方。陳敏斌觀察到，有人指偷渡者帶了大陸的「東西」——思想、待人處事方式等——來香港。然而他的訪談經歷卻組成另一種真實。「他們（偷渡者）一樣有人是相對建制味道比較重的，比較保守的。亦有很大一部分是很進取的，很aggressive，甚至乎我夠膽說他們其中有些人的政治活躍，或者那種先進，甚至乎（對權威的）那種挑戰，是不比年輕人弱的」。比較起來，偷渡者和原生香港人的分別，起碼比粗疏的「二分法」複雜得多。這種內部的差異，香港人內部是否也存在呢？

中段：我們為了自由抗爭，他們呢？也是嗎？

記錄劇場強調真實性。劇組在重現這段歷史的時候，除了以微觀人物故事為主幹，亦沒有忽略宏觀敘事和數據整合。隨著劇情推展，在個人故事之間，表演者亦會化身為新聞報導員、匯報者等身份，用讀報紙或小組報告的方式告訴觀眾，在50至80年代間有約90萬偷渡客到港。不斷的入戲、出戲，嘗試找微觀故事和宏觀資料的平衡。

種種歷史資料指向的都是身份組成的問題，在導演陳敏斌眼中，正是今天的討論所不被重視的部分。揭開這段歷史的迷霧，要搞清楚的是這班「異鄉人」，到底是為了什麼拋棄家鄉的一切，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陌生的地方；幾十年過去，甚至拋棄了鄉愁。

到了第一場（全劇分上下兩場）的尾段，有一個小小的高潮。五位主角已經先後成功抵達香港，他們有些被警察送往警局，有些則在「蛇頭」家。經歷千辛萬苦，最原始的慾望表露無遺：溫飽。

演員拿出一個電飯煲，一打開熱氣熏天。

「叉燒飯！」

「薯仔炆排骨！」

「三文治！」

「叉燒飯，仲要係雞公碗！」（叉燒飯！用雞公碗盛著的！）

演員重複著這些對白。有好些偷渡者的確因為三餐不繼而要鋌而走險；亦有人是富農後代，雖然生活不成問題，但礙於身份受人歧視，外出會遭人毒打，被逼做最多最危險的工作。逃走對他們來說是對美好生活、自由的追求。

「我們對一些事物的追求，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個人的對自由的追求，或個人個性的解放，這些渴望其實可能跟本上是沒有分別的。」陳敏斌感嘆我們容易看到表面的不同，矛盾就迅速形成，但一經尋問，原來分歧沒有想像中大。「我們也沒有預計到那些偷渡者原來可以挺前衛，他們想的東西或者你用whatever term，挺反動，挺『黃』的，挺民主的。」

下半場：抱著同樣的恐懼和追求看未來

偷渡者在香港紮根了，然後呢？劇中援引了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數據：香港人普遍對新移民的印象很差，覺得他們工作不勤奮，又佔用社會資源。不過偷渡者算是頂住壓力，逐漸得到認同，「表哥表姐」、「阿燦」的標籤逐漸被遺忘，他們慢慢與香港人相互融合。

既然偷渡者已經和香港人密不可分，還有什麼值得繼續尋問呢？

《過河卒》提出了一個可能從來沒有人問過的問題：當年的偷渡者如何看今天香港的前途問題？

「因為我們都假設了一樣東西，他們本身人生有這麼大的衝擊，他們當日這麼不平凡的經歷，他們可能和我們一般土生土長香港出生享受著繁榮的人可能會有一些不同。可能而已。」陳敏斌說。當年的動盪局勢逼使一班青年背井離鄉，今天不安的陰霾再次籠罩他們一手建設的地方。

當年的偷渡者們要怎樣面對中港矛盾呢？

「這十幾二十年......香港社會對大陸人那種抗拒......社會上無論是傳媒呀，朋友呀，都去質疑雙程證、單程證、大陸。唉！我其實講的就是，我們都是他們的一份子嘛，就算你問我，我來了香港三十幾年，我都會理解我是一個移民嘛，這樣當你（香港人）抗拒這班來自大陸的移民的時候，我就覺得我都被抗拒了。當我覺得我被抗拒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同香港這個身份有距離了，所以你問我覺得自己是不是香港人，我覺得有點難。」

「那你會不會有時候覺得：我住這裏，但我又不是呢班人的一份子......」

「我覺得這是人生的痛苦囉......無論我去哪裏，就算我返鄉下我都係外來人來的。」

前途問題多年後再次來襲，舊病新疾，讓偷渡者們特別困惑。

「不會去（中國），香港好......鄉下是變好了，但香港也好，食物、乾淨。鄉下永遠是鄉下，香港永遠是香港，不會混為一談。我喜歡平平淡淡。」

「有什麼話想跟年輕人說？不會說，哪裏會說，沒有資格說......唯有跟小朋友說......如果沒有文化就跟不上社會進步，專注讀書，踏踏實實......安份守己做人。」

「你真的覺得香港優勝的，是什麼呢？你覺得香港最不好的呢？」

「（最優勝）自由！（最不好）立法會太多爭執最不好......但話說回來，你不給政府壓力，或者問題真的不會改善。」

「我不怪年輕人......他們會想，將來他們會很糟糕，不能怪他們這樣想......到了2047，『我來承受嗎？』，他們就是這麼恐懼，『怎麼辦，我們要想辦法』，那就討論啊，有什麼問題呢？」

偷渡客的矛盾心理，在《過河卒》裏完全表達出來。或者當年拋棄一切的衝動已經磨蝕，有人想安份守紀；但也有人從今天走得最前的人身上看到自己。

「有人覺得安安份份守己就可以，我也要讓這些聲音出來，我也沒有特別抑壓它們。但這些聲音也沒有特別大。但的而且確，渴望一些......渴望光、渴望free（free）是強烈一點。」面對當年逼迫自己的政權，偷渡客的恐懼反映了部分香港人的恐懼——有人說：「共產黨的東西，都信不過！」——偷渡客的追求也是部分香港人的追求。「我想說真話。」

同樣的渴求、同樣的恐懼在演員身上重疊。「我們和他們『黐埋咗』（黏在一起）。」陳敏斌兩手掌合十。「他們的說話真的令我們有啟發或者有觸動。甚至乎講出了我們個人想說的話。」

兩個多小時的劇場完結，人群一邊討論一邊散去。當年的偷渡客到了香港後，各自找工作，各自生活。他們無意間在職場、社區裏認識了其他偷渡客，並成為了朋友。現在他們有時候會相約聚會，當中也有人接受了媒體採訪。他們自己亦有嘗試記錄這段歷史。在2014年就有一批偷渡客在當年偷渡路線途經的吉澳島豎立逃港紀念碑。

當年的偷渡客，看如今的抗爭年輕人

「因為我們已經老了，如果有人將這段歷史，可以記錄下來，我就覺得是好事。搞一個話劇，我很支持他（導演陳敏斌）。他訪問我，我就將當時的實情告訴他。」今年70歲的陳克治是當年的偷渡客，他一頭華髮，但因為時常在紅磡海邊早泳，給人感覺要年輕不少。早泳亦讓他認識其他街坊，當中就包括其他偷渡客。

陳克治提到，自己主動把偷渡經歷告訴子女。他的故事在女兒的同學間互相流傳，吸引了一班聽眾。「她在中學同學間提及她的父親怎樣怎樣，他們很有興趣，來我家聽我說故事。我女兒的班主任也來了聽故事，他也很年輕。」

陳克治認為，一方面大陸有意迴避這段歷史；另一方面，年輕人出生在現今相對自由的環境下，比較難理解自己當年那一代人「攞命搏」（拼命爭取）的自由和生存環境。《過河卒》嘗試尋回這段歷史，並帶到觀眾面前。然而，陳克治覺得他當年所付出的，比不上今天抗爭的年輕人：「我們那時候夾雜了對基本生存權的追求，所謂自由，或完全不認同這個施政那些，我們沒有他們那麼崇高。我們接觸的資訊沒有那麼開放。」

陳克治所認識的偷渡客，大多數都是比較理解年輕人對自由的追求，正如他們來香港時，就是為了追求自由的社會環境。不過他眼見社會環境一直變化，香港的自由亦逐漸倒退，亦不免擔心。

「社會是進步了的，怎麼變也不會好像那時候我們沒有飯吃。但是自由度呢，我不想下一代回到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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