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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與裴敏欣教授商榷

我們既有「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視覺障礙,又有黑箱政治特有的資訊障礙,因此很多判斷彼此衝突,大相徑庭,但又都能找到佐證的現象。


夕陽下的北京天安門。 攝:Feng Li/Getty Images
夕陽下的北京天安門。 攝:Feng Li/Getty Images

【編者按】端傳媒早前刊文《專訪裴敏欣:習近平終結了「後天安門秩序」,然後呢?》,本文為青年經濟學者溫克堅對該文的回應。

裴敏欣教授是政治學大師亨廷頓的弟子,他對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的研究既有堅定的價值關懷,又有深刻的穿透力,因此基本上看到他的文章,我都會認真閲讀。

最近端傳媒發布了一篇張潔平對裴敏欣教授的專訪,仔細看完後,發現其中有些表述我不太認同,因此寫出來和裴教授商榷,也供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對政治秩序的判斷

裴教授提出一個「後天安門秩序」的概念(這個概念他在其他文章裏也闡釋過),認為其特徵是精英利益共享,集體領導(分權),裴認為2012年是中國政治走向的強勢拐點,直接終結了延續了20年的「後天安門秩序」。

對49年中共建政後不同階段的劃分,大部分學者都以所謂改革開放為分水嶺,所謂前30年和後30年,前30年以政治極權、計劃經濟、嚴密社會控制等等為特徵,後30年則以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和政治控制軟化等為表層特徵。這種社會階段劃分已經成為流行智慧,塑造了大部分人對中共政體演變的理解。

裴教授突出「後天安門秩序」或許能起到強化那個悲劇事件警示意義的效果,但從分類學意義而言,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經濟自由化的確也開啟了一個新進程,社會更加多元化,但這些變化和80年相比,似乎並沒有性質上的根本不同,都是同一個方向上的演變而已。而關鍵的是,從政治結構而言,從可疑的雙峰政治到同樣可疑的寡頭共治,其封閉性和壓制性基本是一脈相承,其權力合法性也沒有增加任何新的基礎。因此這種新的社會階段劃分,總顯得有些任意,缺乏嚴謹。

裴敏欣於香港城市大學出席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
裴敏欣於香港城市大學出席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實際上,即使以改革開放為分水嶺,前後30年之分也是有爭議的,官方就聲稱前後30的一致性,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後30年,也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這聽起來有些荒誕,有些殘忍,但卻顯示了政治權力的底色。

裴教授提到2012年領導人換屆終結了這種秩序,從集體領導轉向個人領導,確立了個人領導權威,並以反腐敗、高官落馬、富豪自危、政治高壓等顯性症狀來表徵新秩序的特徵。

如何理解2012年以來延續至今的政治秩序,如何給其定性描述,的確有不少困難和分歧。我們既有「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視覺障礙,又有黑箱政治特有的資訊障礙,因此很多判斷彼此衝突,大相徑庭,但又都能找到佐證的現象。

在現象紛繁複雜難以辨識的情境裏,我傾向於從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來做分析和判斷。在一個社會結構日益複雜、經濟社會危機此起彼伏、官僚體系和政治精英結構化矛盾越來越顯著的政治情境裏,權威形成絕不是輕而易舉的,名義上的權力符號要變成實實在在的權威,需要經歷一個個領域的成功撕殺,這需要主導者有相匹配的人格、視野、策略和對趨勢的迎合。目前來看,這些特質都是模糊不清或者根本就是缺失的。而從人事格局、政策議程、象徵塑造等視角來看,主導者或許有先機,但遠遠沒有把先機轉化為不容置疑的權威的地步。擬議中的新一屆大會或許是一個契機,又或許是一次原地踏步?我的態度是,我不知道。

體制走向長期停滯?

在其他文章裏,裴教授明確提到,從社會經濟現狀和全球比較來看,中國已經進入亨廷頓所定義的「轉型區」,具備政治轉型的客觀條件,但政治精英主動轉型的主觀意願不夠。

裴教授說,前蘇聯共產黨垮台的先例表明,後極權政權的政治改革有巨大的革命性風險,其重要原因是這類政權的沉重歷史包袱。中共領導人看到了這一風險,因此他們堅決不開政改這一口子。現在的「不完全改革」對中共來說是最適應的,既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的優勢,又掌握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這樣的不完全改革對執政精英來說最美好。

因此裴教授認為,長期來看中國當前體制會走向長期停滯。對於崩潰的可能性,裴教授認為嚴肅學者從來不講崩潰,崩潰是不可預測的。

我認為裴教授的分析框架過於狹窄。首先,裴教授把影響政治變革的精英局限在執政集團,不過對應於中國社會結構的多元化和經濟發展的成績,中國的精英群體也有多重面相,有不同的構成來源。我的朋友星河有篇文章「極權語境下的精英」,就對不同類型的精英有過辨析。就通常而言的經濟精英、社會精英,他們對政治的影響雖然是間接的,但他們對基本權利是敏感的,對中國社會的未來是困惑的,他們未必會介入直接的、有風險的政治舉動,但他們的策略性行為、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對既有政治結構的侵蝕,長期積蓄的動能可能給體制帶來巨大壓力。

另外,抗爭型精英雖然在資源和影響力方面無法得到充分發揮的空間,但他們長期的存續,以及頗具道德感召力的象徵性行動,只要和特定的契機結合,就可以成為主導性力量之一。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如果看不到這股潛藏的力量,那無疑是偏狹的,也不符合亨廷頓對各個國家轉型過程中政治競爭性力量的長期關注的傳統。

裴教授對他說的長期停滯並沒有給出更確切的定義,但給人的感覺似乎是,這是一種低水平可以持續的均衡,這是一種十分單調的論斷。要打破這種單調的結論,只要引入經濟週期和社會治理危機等分析視角,就會發現長期停滯只是一種人為的想像。

在中國新疆西部的喀什噶爾老城,有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肖像在市內的圍牆上。
在中國新疆西部的喀什噶爾老城,有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肖像在市內的圍牆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國經濟活動雖然受到權力操控,但其週期性症狀越來越明顯,每次經濟危機其實都逼迫體制進行應急操作。以2008年這次週期性危機來看,官方以天量投資,承擔起鉅額債務為代價,2013年以後,則是靠流動性氾濫,繼續吹大房地產泡沫的方式來推動經濟增產,但所有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手段是有天花板的,通貨膨脹、匯率危機、債務危機這些交互影響的經濟週期性因素正在衝擊着績效合法性的根基,危機不可能總是被化解,總有一場足夠大的危機會成為體制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中國未來並不存在某種想像中的「長期停滯狀態」。

而社會治理危機通常來說都是局域的、小規模的,對體制的衝擊或許不會那麼激烈和直接,但類似一系列事件都會強化社會不滿心理,而社會心理的積蓄總會達到某個閾值(臨界值)——或許我們早已達到那個閾值,只是需要某次象徵性的可複製行動,就能重設現實政治圖景。過去若干年,在這些領域我有過一些表述,雖然和現實發展都存在落差,但這些落差往往也就是一步之遙。

裴教授對中國官僚體系的行為模式也有過論述,官僚體系有其慣性,本身是很難被馴服的,官僚體系的運作有其特定邏輯,並不是通過政治壓力就可以重新改造的,過去若干年很多觀察者有同感的是,權力精英和官僚體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並不是被消解了,而是更深刻了,這種深刻的結構性矛盾使得任何停滯都是暫時的表象。

郭文貴對體制「沒影響」?

除了這些基於分析框架不同而在表述和結論上有所不同的部分,我發現裴教授這篇專訪文章中,對郭文貴和肖建華兩個富豪所引發的後續衝擊波的判斷也值得探究。

對肖建華以及其背後政經脈絡,我所知有限,基本上都是道聽途說,因此無意評論其後果。對郭文貴,則畢竟看過他的視頻,留意到了境內一些相關方的反應,因此我不同意裴教授的「沒影響」的判斷。作為論據,裴說,如果他這樣說的話都會有影響,那說明這個政治體制出大問題了。

這個體制當然是有大問題的,它的運行早已失範,反應經常歇斯底里。郭文貴那些言辭和指控,誇張離奇之處當然明顯,但正如托馬斯定理所言,「如果人們把某種情境定義為真實的,那麼這種情境就會造成真實的影響。」現在的狀況是,很多人認為那是真的,很多人樂意很多人認為那是真的。

更重要的是,郭文貴風暴衝擊之處,本來可能就是權力結構的某些軟肋,既能刺激官僚體系的離心力,也能強化權力精英本來就存在的裂痕。海航近期對其股權疑問作出的一系列應對舉動,就說明郭文貴旋風衝擊力已經內化,成為失範體制內遊移的詛咒。當然,面對體制的剛性防禦,我無意特別期待郭導致的後果,但他煽動的翅膀,已經很有蝴蝶效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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