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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否「工作」殺手?遠不是李開復梁建章辯論能給出答案

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視為社會未來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而忽視整個進程中政府、非政府組織、勞動者、企業、宗教社團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質上還是一種「專家統治」立場。


科技在帶來效率提高、減少崗位的同時,其為社會整體或大多數人帶來的邊際收益應該是遞增的,這種遞增應以新的工作需求為基礎,給勞動者帶來更多的幸福。在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上,應通過技術民主化來擴大技術參與者的利益範圍,賦予不同的社會階層參與技術設計過程的權力。圖為2016年8月28日在中國長沙的機器人服務員。 攝:Zhong Zhenbin/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科技在帶來效率提高、減少崗位的同時,其為社會整體或大多數人帶來的邊際收益應該是遞增的,這種遞增應以新的工作需求為基礎,給勞動者帶來更多的幸福。在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上,應通過技術民主化來擴大技術參與者的利益範圍,賦予不同的社會階層參與技術設計過程的權力。圖為2016年8月28日在中國長沙的機器人服務員。 攝:Zhong Zhenbin/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李開復:工作消失和貧富差距擴大

2017年6月下旬,Google 原大中華區總裁、「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的專欄文章。他一方面認為從技術上來看,人工智能發展到人類水平智能(即強人工智能,Strong AI)仍然存在巨大障礙,達成該目標的期限還很遙遠;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在實踐中,人工智能卻可以迅速取代很多重複性、低技能的崗位,例如出納、客服代表、股票交易員、律師助理和放射科醫生等,後續還可以代替人類操作半自主或全自主的硬件設施,使得工人、司機、快遞員等職業逐步消失,因此這些趨勢將導致嚴重的失業和貧富差距問題。

為此,李開復提出了一種有趣的「人工智能決定論」作為解決方案:對於失業問題,人類可以從事所謂的「愛心服務工作」或充當志願者,因為這些工作人工智能幹不了,且能給人使命感,而政府可以通過對企業徵税來為這個新的工作計劃提供資金。不過,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財力承擔人工智能發展問題所帶來的公共開支,因為人工智能創造的財富將主要流向中美這兩個人工智能技術強國,只有它們才能提供資金支持這種轉變;對於貧富差距問題,人工智能發展落後的國家在經濟上必須依賴中美,以換取資金來應對失業問題。這種經濟依賴將重新塑造當前的地緣政治,因此人工智能提供了通過國際合作來使貧富差距最小化的機會。

梁建章:好奇與創新才是大問題

也許是李開復的「人工智能決定論」主張過於強烈,來自科技界的另一著名企業家、亞洲最大 OTA(Online Travel Agency)「攜程旅行網」的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7月初即撰文反駁。他一方面同意人工智能在短期內難以達到人類水平,另一方面則不認可李開復關於人工智能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判斷。

他的論點主要從經濟學角度展開:首先是人工智能導致的生產率提高,將促使人類有更多的閒暇時間和購買力,從而導致服務業需求的增長,新的就業機會將填補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其次是產業史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發明顛覆性技術的企業未必能獲得超額利潤和形成壟斷,在三個或以上的寡頭壟斷市場,利潤會達到一個均衡水平,消費者將獲得技術進步的紅利,因此中美可以成為人工智能技術大國,但其人工智能產業及公司不足以影響國際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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