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綠色和平爭議之後:三種地圖、兩岸紅線與我們的一個地球

國際組織究竟應該怎樣畫台灣跟中國的地圖?這類雷區不只存在於台海,也存在於世界各地。對環境運動而言,地圖的尺度不止一種。對台灣而言,民間社會的想象,又是否只在本土?


在這次爭議中,不少替綠色和平辯護的支持者會提出「環保無國界」論,認為在全球跨境污染下,毋須再分國界。。圖為2011年4月14日,綠色和平在羅馬尼亞政府總部抗議該國興建新核電站。 攝:Daniel Mihailescu / AFP
在這次爭議中,不少替綠色和平辯護的支持者會提出「環保無國界」論,認為在全球跨境污染下,毋須再分國界。。圖為2011年4月14日,綠色和平在羅馬尼亞政府總部抗議該國興建新核電站。 攝:Daniel Mihailescu / AFP

2017年7月5日,綠色和平總部辦公室發佈 "Analysis: How cutting China’s coal overcapacity could help tackle its water woes"(中國煤電產能過剩與水資源壓力研究報告),報告中的中國地圖,將台灣納入中國領土範圍,結果在台灣引發巨大爭議。短短一週之內,綠色和平臉書專頁收到超過三千個「一星」負評與大量的「退款」要求,身陷地圖風暴。

在這次爭議中,不少綠色和平的支持者提出「環保無國界」,認為在全球跨境污染下,毋須再分國界。不過,環保與國界的關係,一向層次複雜,並非一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可以概括,若以「環境運動中的地圖」而論,起碼就可以辨識出三種以上的不同尺度。

三種地圖:見國不是國、見國是國、見國又不是國

第一種地圖的看法,以自然的「生態圈」而非人為的「行政區」作為繪製地圖的準繩。過去在環保運動中,討論台灣北部的核一、核二廠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時,便有行動者主張以「萬金石」(萬里、金山、石門)生態圈的概念取代「新北市(舊台北縣)」行政區劃,或許更接近「環保無國界」的理念,卻又不完全相同。

但是,當環境運動將各國政府推上談判桌、簽下國際協定(例如《巴黎氣候協定》)後,國界便成了國家責任的邊界,在國境之內,是各國政府必須對此負起責任的區域。對於許多鄰近大洋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堅守國界更是捍衛自家海洋資源的依據、與跨國漁業公司的談判籌碼。

在此之外,在大國國境之內存在區域發展不均現象,若將「國界」內部視為均質的鐵板一塊,也與現實不符。一名資深環保工作者舉例,「如果要談中國的減碳責任,東南沿海與西北區域的責任會一樣嗎?這時候只談國家,或許又不太現實。」除了這三種看法之外,地圖的尺度與範疇仍有可能根據問題意識的不同,而有完全迥異的「畫線」方式。

不過,按照這標準而言,本次綠色和平所犯下的「誤植」,並不僅止於「將台灣納入中國地圖」而已。實際上,兩岸政府在碳排放與水資源利用上有截然不同法規制度,即便以「環保歸環保、政治歸政治」的原則進行檢視,這張地圖也過不了「環保」尺度這一關,從事實上就缺乏將台灣納入中國領域的基礎。

綠色和平曾在2017年1月發佈了問題意識相當類似的地圖,以「東亞(含東北亞)」為範疇,探討區域內的燃煤電廠數量與致死率。

綠色和平曾在2017年1月發佈了問題意識相當類似的地圖,以「東亞(含東北亞)」為範疇,探討區域內的燃煤電廠數量與致死率。圖片來源:ACS Publications

一名外籍資深主管透露,他過去曾以「地圖保留台灣、但不畫出國界線」,「地圖保留台灣、但資料部分將台灣拉白」的方式求全,每逢地圖或照片出現兩岸國旗時,亦會刻意選擇隱匿、迴避,就是希望在兩岸緊張的政治氣氛中,能夠維持中立。

在本次的燃煤電廠與基線水壓力分布圖引起爭議之前,綠色和平曾在2017年1月發佈了問題意識相當類似的地圖,以「東亞(含東北亞)」為範疇,探討區域內的燃煤電廠數量與致死率。在7月5日的燃煤報告引起爭議後,綠色和平也緊急重製地圖,將中國的周邊鄰國全都拉入圖內,試圖平息台灣民眾的怒火。這種平息爭議的方式,並非由綠色和平首次獨創。

過往國際NGO在面對兩岸爭議時,便常以這種「拉鄰國進來攪和」的方式打安全牌,一名外籍資深主管透露,他過去曾以「地圖保留台灣、但不畫出國界線」,「地圖保留台灣、但資料部分將台灣拉白」的方式求全,每逢地圖或照片出現兩岸國旗時,亦會刻意選擇隱匿、迴避,就是希望在兩岸緊張的政治氣氛中,能夠維持中立。

「坦白講,其他國家的人,有時候根本不在意你的地圖,生活在東亞的人,很多人在意其他區域的國界爭議嗎?歐洲人或許沒興趣搞懂台灣跟中國的爭吵點,亞洲人難道都搞得清楚全世界的國界爭議嗎?」

然而,這是所有全球性國際組織都必須練習面對的地緣政治難題,在local與global的對撞之間,雷區並不只出現在台灣海峽。前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行政與區域發展總監、現居香港的馮家強便舉例:「我必須與同事反覆解釋,為何在韓國發佈的新聞稿為何必須同時寫上East Sea/Sea of Japan?那釣魚台列嶼或尖閣諸島呢?再遠一點,還有以色列與黎巴嫩、以至其他中東地區的關係呢?這是所有國際組織都必須練習面對的難題。」

而這些在各自區域裏近乎禁忌的話題,離了當地,其他地區的人往往是一無所知、也毫不在意。「坦白講,其他國家的人,有時候根本不在意你的地圖,生活在東亞的人,很多人在意其他區域的國界爭議嗎?歐洲人或許沒興趣搞懂台灣跟中國的爭吵點,亞洲人難道都搞得清楚全世界的國界爭議嗎?」曾在另一國際組織工作的主管如是說。

以本次引爆爭議的地圖為例,綠色和平所做的其實僅是將「中國燃煤電廠分佈圖」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製作的「基準水壓力」地圖套疊,真正將「台灣納入中國一部分」的元兇,歸根究柢是總部位於美國的世界資源研究所,綠色和平也未敏感地採取許多國際組織曾使用的「拉鄰國」、「留白」手法處理台灣地圖,才會惹出事端。

綠色和平在一份研究中國的煤炭使用與水資源的報告中,將台灣地圖「誤植」上,引發許多台灣民眾不滿。

綠色和平在一份研究中國的煤炭使用與水資源的報告中,將台灣地圖「誤植」上,引發許多台灣民眾不滿。圖片來源:綠色和平官方網站

學習留在中國:NGO的江湖十二字訣

在中國做NGO,得有12字訣:上下其手、裏應外合、弄假成真。

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後,隨之而來的各種污染與環境問題,也讓各個國際環保NGO多半仍希望進入中國駐點、從當地尋找解決問題的契機;既是如此,各組織亦都在學習如何留在中國。

一名曾在中國擔任志願者的環團成員回憶,曾有中國NGO工作者告訴他,「在中國做NGO,得有12字訣:上下其手、裏應外合、弄假成真。」

上下其手,是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許多領域關係緊張,有時甚至堪比台灣的朝野兩黨對抗,環保行動者在其中,可以向中央舉報地方、有時可以選擇與亟需合作夥伴的地方政府同行;裏應外合,不難理解,便是與公門內有心改革的基層官僚合作,推動政策前進;弄假成真,即是在政府宣示宏大目標時,歡喜認真地響應,「就算政府原本還沒打算做真的,也可以推到變成真的。」

一名中國環保人士回憶,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喊出「綠色奧運」原則,對環保標準的追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當時的環保團體眼中「看來特別進步!」但在奧運落幕後,爆發全球金融風暴,中國亦不能倖免於經濟衰退,開始對污染企業開後門、亮綠燈,對於不了解中國的人來說,會相當摸不著頭緒,「政府的思維不難懂,就是要追求穩定,不能讓社會亂,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個環保NGO在中國可以做到什麼地步,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與台灣傾向國會遊說、打打談談,甚至直球對決的社運文化相比,在中國推動社會改革更像一種博弈,如何在賽局裏爭取對環境比較友善的機會、找到符合當下政治主旋律的倡議路徑,針對個案去做,是NGO的每日課題,「大家習慣了不找麻煩,但爭取做事空間。」一名資深工作者如此說。在習近平上台後,對境外或本土NGO不算友善,而各機構負責人都選擇更加小心,「我不會說是全面倒退,應該說風向變了,我們要找到紅線在哪、能努力的方向在哪。」

若將眼光轉到另外一面,在「新紅線」之外,中國民間的各種環保行動仍然迂迴前進。老牌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不但在過去兩年發起了31起環境公益訴訟,在體制內促進企業整頓改進、受害居民求償,也在2017年正式接受了環保部委託,對《水污染防治法》與《土壤污染防治法》進行立法研究並提交建議;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自2015年即開始提倡的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行動亦有斬獲,種種跡象顯示,過往多在末端進行污染監督、舉報的環境運動,開始慢慢轉向,可以在風險預防階段施力。也有許多人把精力投向自然教育/環境教育。中國的自然教育機構從2010年到2016年成長了將近七倍,「呈現井噴式增長」。一名曾在南方從事環境運動、現在專注於自然教育的年輕工作者說,從新中產階級對孩子的期盼出發,「改變下一代」,是他現在最主要的願望。

綠色和平成員於2011年7月13日在北京一個購物區進行示威。抗議Adidas and Nike等主要服裝品牌供應商, 製作期間工作排出危險化學品造成中國的部分河流含有毒物質。

綠色和平成員於2011年7月13日在北京一個購物區進行示威。抗議Adidas and Nike等主要服裝品牌供應商, 製作期間工作排出危險化學品造成中國的部分河流含有毒物質。攝:Peter Parks / AFP

問問台灣:要不要參與全球NGO議程?要不要影響中國?

所有國際NGO組織都必須練習處理國際爭端、地緣爭議的政治基本功,表面看來,這與台灣本土無關。但這恰恰是台灣被孤立的例證。資深工作者分析,台灣受限於國際處境,在全球NGO的議程中長期缺席,「當然還是有很多機會參加,但你不知道全世界今年到底有多少的NGO排定的議程,台灣對國際NGO的多樣性,還有國際很多會議,NGO扮演的角色,我們是沒有想像的。」如此,在全球氣候政治與全新治理格局下,台灣環境運動又該怎麼思考自己和國際議程的互動關係?「不先思考這個問題,就很難思考我們對待這些國際NGO的方式。」

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曲折悲哀或迂迴前進,表面看來,也與台灣本土無關。但真的無關嗎?2016年底,台灣環保署長李應元曾在高雄公開表示,當地污染源分別來自「移動、固定與境外」各佔三分之一,其中,「境外污染源」直指中國,中國環保運動的命運,牽動台灣人每日呼吸的空氣、雨水和潮汐;而逐年變化的全球氣候政治,同樣也會影響「本土」的環境議程。

地圖的畫法仍算小事,一場爭議之後,令很多環境實務工作者憂慮的大問題才剛剛浮現:台灣的民間社會,要如何在兩岸關係的現狀中找到定位?又如何在本土之外,於全球民間社會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位長期在兩岸做環境議題的台灣資深工作者感慨:「胡錦濤相對比較開放的時代,有吳介民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許多台灣民團也以此作為定位的想像,但這終究鑲嵌在大政治脈絡中。當習近平上台、政策緊縮,兩岸政府逐漸進入對峙,民間是不是真的也順著情緒走上堅壁清野的對峙?如果要,那代價是什麼?如果不要,那要做什麼準備?」

(特約撰稿人李映昕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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