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知識的民主化之後,我們在面對怎樣的繁榮和危機

既然神殿的祭司們不再控制我們能夠了解什麼知識,我們就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


當知識變得網絡化之後,房間裏最聰明的那個人,已經不是站在屋子前頭給我們上課的老師,也不是房間裏所有人的群體智慧。房間裏最聰明的人,是房間本身:是容納了其中所有的人與思想,並把他們與外界相連的這個網。 攝:JHU Sheridan Libraries/Gado/Getty Images
當知識變得網絡化之後,房間裏最聰明的那個人,已經不是站在屋子前頭給我們上課的老師,也不是房間裏所有人的群體智慧。房間裏最聰明的人,是房間本身:是容納了其中所有的人與思想,並把他們與外界相連的這個網。 攝:JHU Sheridan Libraries/Gado/Getty Images

「知識變現」,或者叫「知識付費」,是最近一段時間能夠令人大量分泌腎上腺素的東西。每一個或多或少有點知識的人,都彷彿嗅到了巨大的機會,因而呼吸加快,心跳與血液流動加速,瞳孔放大。這一現象的出現,聽上去也像是我們這個一貫不尊重知識的國度的福音,知識的生產者終於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不為稻粱謀,而開始享有某種地位和尊嚴了。

現在是內容的黃金時代,但它擅長把自己偽裝為知識。對於用戶而言,他們需要付費的是內容,而不是知識。他們需要為內容生產者對於知識的再次闡釋進行付費。也就是說,變現的是內容,未見得是真正的知識,變現的人也未見得是知識的生產者。

更有甚者,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知識付費產品所賣的可能連內容都算不上,更準確的概括或許是,它們賣的是體驗。不然,我們該如何解釋這樣的怪現狀:那麼多大師的精華內容免費在那裏,卻付錢去聽APP上從來沒有創過業的「創業導師」天天指點迷津?為知識付費所花的錢,其實是一種安慰劑。

我在此絲毫沒有貶低內容變現乃至體驗變現的意思。內容付費或者體驗付費何以大行其道,這是另外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我想談的是,知識,按其本來的意義,在互聯網時代正在經歷怎樣的走向。我討論的主題是,當知識經由網絡連接起來,既會造成知識的空前繁榮,卻也會帶來知識的空前危機。

知識的民主化

我們可以把連接之後的知識概括為「網絡化知識」。網絡化知識有這樣幾個特性:首先是豐富性。網絡上能夠接觸到的東西之多,超乎往昔時代我們的想像。以大家最熟悉的一種知識載體——圖書為例,單是一個谷歌圖書項目,就已經掃描了超過2500萬本圖書,查找圖書變得比在床頭櫃上找書還要方便。谷歌圖書計劃有可能成為最大的在線人類知識體系,而網絡最終則有可能囊括當前圖書館中的絕大部分書籍,只有一些特別私人的或者難以數字化的除外。

這還只是一道「開胃菜」。加上目前已在網上的數以萬億計的網頁內容,才可以稱得上「豐富」。能夠同谷歌圖書相媲美的另外一個偉大的知識產品是維基百科,以英文版為例,免費向全世界提供超過530萬個詞條。相形之下,大英百科全書僅有12萬詞條,買一套要花1000美元。維基百科總計包含4000萬超過250種不同語言的詞條,截至2014年2月,有180億次瀏覽量和近5億月獨立訪問者。

其實我不需要列舉更多的關於知識膨脹和資訊超載的數字,我們這類人猿目的小腦袋,沒有辦法理解這樣龐大的數字,只能靠打比喻,比如把多少本書摞起來,相當於從地球到月球跑多少次之類。

但是我們也沒必要非要有個形象的認識,我們觀察到的知識的變化,並非只有資訊數量的大規模增加。更重要的東西是知識門檻的降低。這可以稱之為「知識的民主化」,即普通人對知識的獲取和傳播,而不僅僅是特權精英,如神職人員和學者。印刷機是知識民主化的早期步驟之一。圖書館(特別是公共圖書館)以及現代數字技術如互聯網,在知識民主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它們向民眾提供資訊的開放獲取。例如,維基百科正在迅速變成一個實時參考工具,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更新公開的條目。

谷歌圖書項目已經掃描了超過2500萬本圖書,查找圖書變得非常方便。谷歌圖書計劃有可能成為最大的在線人類知識體系,而網絡最終則有可能囊括當前圖書館中的絕大部分書籍,只有一些特別私人的或者難以數字化的除外。

谷歌圖書項目已經掃描了超過2500萬本圖書,查找圖書變得非常方便。谷歌圖書計劃有可能成為最大的在線人類知識體系,而網絡最終則有可能囊括當前圖書館中的絕大部分書籍,只有一些特別私人的或者難以數字化的除外。攝:Ralph Orlowski/Getty Images

知識的新權威

知識的豐富性造成了一個結果,即是知識權威的轉移。人類的知識一直在增長,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個遠遠超出我們大腦處理能力的世界呢?最基本的策略就是過濾、篩選,把水流關小,我們就控制住了消防水管;同理,我們有一個複雜的編輯過濾系統,大多數人們寫出來的東西被它過濾掉不能發表;我們有一個複雜的管理者過濾系統,大多數發表的東西經它過濾後,沒能出現在我們當地圖書館或者書店的書架上;我們還有一個複雜的專業過濾系統,大多數人都被過濾得不知道別的過濾系統中是什麼樣的情況。我們能夠成為這個星球上的主導生物,全賴於我們創造出的這些複雜的過濾系統運轉良好。

但是我們也付出了隱形的代價:我們把知識的門檻定得太高了。

一些舊式的知識機制,比如報紙、百科全書、教材等,其權威性來自於它們為其他人過濾資訊這一事實。現在我們通過知識的民主化降低了門檻,但同時很難避免某種程度的絕望,因為傳統的權威失去了力量,而新的技術、新型的權威機制,卻還沒有完全定型。

我們正在實驗的技術主要可分為兩類:算法機制和社交機制,儘管大部分我們使用的工具其實是結合了兩者。算法技術利用計算機強大的記憶能力和處理能力,從浩瀚星雲般的數據中尋找出答案。而社交工具則將我們朋友們的選擇,作為指南,幫助我們尋找到感興趣的東西。這兩種新型的權威機制,各有各的問題:比如算法過濾存在算法黑箱以及剝奪我們的選擇權的問題,而如果我們的社交網絡是我們新的過濾器,那知識的權威就從遙遠的專家那裏,轉移到了我們所熟悉、所喜歡、所尊重的人所構成的網絡上,這同樣也會產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問題,例如過濾氣泡:高度同質化的資訊流把相異的觀點有效地排斥在外。

然後,我們還會遭遇一個窘境:每次上網都會遇到如此多的資訊,這告訴我們,不管再怎麼利用社交網絡、再運行什麼新奇的算法,也沒有一個過濾器能夠給我們提供恰好是我們需要的全套知識。因為,好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而不好的東西也太多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那些愚蠢可笑的觀點堂而皇之地提出來,嚴肅認真地被討論;而那些嚴肅認真的觀點,卻被人視為愚蠢可笑而不得重視。你一定不會認為,網絡讓自己變笨了,但是看起來它的確讓一大群其他人變笨了。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在網絡討論中動輒指斥別人「腦殘」的原因。更何況,考慮到人類固有的一種認知偏誤——自我中心偏誤,也就是把自己想得比實際更高明的傾向,我們有很大可能自己其實也變笨了。

知識的危機

由此我們來到網絡化知識的一個聽上去不那麼美好的特性——未決性:在網絡上的時間越多,得到的證據越多,我們對任何問題達成一致,將成為永遠不可能之事。不論何種觀點,網絡上都有人不贊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們也永遠不可能達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無趣的事實上。正如資訊超載已經變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事實,同樣地,另一個事實就是:分歧永遠存在。

一方面,就連那些我們最深信不疑的觀點,也可能是禁不起辯論的;另一方面,你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人,你無論怎麼說,都無法說服他們。所以,網絡辯論的一條金科玉律據說是:「千萬不要跟傻x爭論,他會把你拉到他的水平上,然後用他的經驗打敗你」。這條法則,還有一個更文雅的說法叫做: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這就是戴維·温伯格在《知識的邊界》一書中談到的「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的問題:有太多的知識,是我們不可能全都知道的。現在可用事實的數量大增,本身就會使人對真相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

有些人是裝睡,而有些人是真睡,因為我們有大量證據顯示,網絡更加強化了論辯雙方本來的立場。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確認他們已有意見的「事實」,並駁回那些做不到這一點的「事實」。這是人類另一種根深蒂固的認知偏誤也即確認偏誤——我們關注、尋找、詮釋、記憶資訊的方向多半是能確認自己成見的方向,同時我們對不同的可能性只給予不成比例的考慮。由此我們會出現態度極化(不同的各方接觸到相同的證據,分歧卻由此變得更加極端)、信念堅持(即使被證明為假,依然堅持原來的信念)、不合理的首因效應(更多地依賴在一系列資訊中最早接觸的資訊)等等偏頗。

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知識的繁榮,但另一方面卻產生了知識的危機。在知識的危機面前,我們甚至連知識到底是什麼都無法完全達成一致,遑論解決方式了。一種最壞的結果,就是温伯格所形容的:「網絡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竊者的勝利,文化的終結,一個黑暗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的主人是那些滿目呆滯的習慣性的自慰者,在他們眼裏,多數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種觀點的大雜燴即是智慧,人們最樂於相信的即是知識。」

我本人對知識的前景並不悲觀。事實上,一切對於互聯網的指責,無論是認為網絡使我們變淺薄了,還是把互聯網看成一堆未經把門的謠言、流言與謊言的集合,其實都難以遮蔽我們面臨網絡化知識時的那種文化脈動的喜悅。知識現在不僅僅存在於圖書館、博物館和學術期刊裏。它不僅僅存在於個人的大腦裏。知識現在具有了網絡的屬性,而這一網絡,不僅存在於商業、政府、媒體、博物館、圖書館中,也存在於人們隨時隨地溝通的想法中。

知識現在不僅僅存在於圖書館、博物館和學術期刊裏。它不僅僅存在於個人的大腦裏。知識現在具有了網絡的屬性,而這一網絡,不僅存在於商業、政府、媒體、博物館、圖書館中,也存在於人們隨時隨地溝通的想法中。

知識現在不僅僅存在於圖書館、博物館和學術期刊裏。它不僅僅存在於個人的大腦裏。知識現在具有了網絡的屬性,而這一網絡,不僅存在於商業、政府、媒體、博物館、圖書館中,也存在於人們隨時隨地溝通的想法中。攝:Robert Gauthier/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讓我們鏈接一切

知識從匱乏到豐裕,給我們造成了困擾,但解決困擾的方法,也正藴含在知識的網絡化之中。

第一,讓我們進一步開放知識通道。

當學術期刊收取每年2萬美元的訂閲費時,它們已經變成了獲取知識的障礙,而非動力。所以才會出現開放獲取運動。開放獲取的新時代,讓我們確定這樣的思路:在作品進入公共領域之前,版權作為一種暫時的必要限制,應該只在一段合理的期限內存在,在激勵創作者和為受教育和有創造力的公眾提供公共品之間,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

我們現有的機構,在數個世紀以來,已經創造了如此之多的知識。如果不把它們全部放到網上,實在是一種悲劇。比如,我們應該鼓勵更多的大學,學習麻省理工學院倡導的開放式課程項目,將課堂視頻免費傳到網上。

第二,讓我們鏈接一切。

網絡建立在人類的慷慨精神上。如果每個網站都吝惜自己的對外鏈接,網絡也就不成其為網絡了。以此來看,網絡反映了我們更好的社會本性。同時,知識向來是在一種情境下產生的,這種情境又由某種形式的網絡發展而來,並且通過某種形式的鏈接得以維持。在這個意義上,APP應用模式是反動的,因為它違背了網絡的精髓,也就是鏈接。

我一向認為,互聯網依賴於我們對知識和鏈接的貪心,也依賴於我們在網上令人驚訝的慷慨行為。我們在網上顯示出無私的利他主義:在問答服務中消耗我們自己的時間為陌生人提供建議,或者為了豐富其他人的知識,而匿名提供維基百科的詞條。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並沒有多少有關未來互惠的期待。在網上交朋友和信任陌生人是互聯網用戶的重要人格特質。通過放鬆我們對陌生人的懷疑,和表現出無私的行為,我們分享自己的資源,並獲得對更多資源的訪問權。

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層面的連接還遠遠不夠。我們可以理解人類只關心自己身邊的最熟悉之事的傾向,但這種理解不應該以古老的地理方式為基礎,即認為我們自己是地圖上的圓心,地圖以我們為半徑輻射出去。相反,我們可以把自己理解成一幀網頁,通過鏈接和這個世界相互滲透,讓我們獲得意義,令我們有事可做,使我們妙不可言。

讓每個人擁有互聯網時代的「讀寫能力」

第三,讓我們致力於讓網絡更加智能。

在網絡誕生之前,諸如大學這樣的機構,把人們放進同一個空間之中去發展思想,界定了何為知識的標準,並且提供了資質以便讓人們相信那種知識。可是,傳統機構的力量所在,同時也是他們的弱點所在。他們將所有的識知者聚在一起,但是沒有幾個申請人能夠進入。機構隔絕了外界,同樣也孤立了思想。即使我們稱它們形成了「思想流派」,其實機構更像回聲室。

在另一方面,網絡那種近乎野蠻的連接性,對機構劃定的經營範圍毫無敬意。網絡不會摧毀所有的機構。相反,機構正在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網絡中。而且,網絡也發展出了自己的機構,可能不可避免地,擁有和傳統機構同樣的弱點。如果網絡想成為知識的新的基礎設施,那麼它就必須利用好所有現存的機構發展出來的知識。

温伯格談到,當知識變得網絡化之後,房間裏最聰明的那個人,已經不是站在屋子前頭給我們上課的老師,也不是房間裏所有人的群體智慧。房間裏最聰明的人,是房間本身:是容納了其中所有的人與思想,並把他們與外界相連的這個網。知識現在具有了一種網絡的屬性,不再只是了解某事的個體,不再只是包含知識的物體,不再只是促進知識的傳統機構。所以,讓我們看看我們能做些什麼,好讓這個超鏈接的、超級豐富的網絡成為孕育承載知識的更好的環境。不僅個人可以通過網絡找到資訊和利用資訊,而且,開發人員可以發明新的方式,通過聚集、分析、連接、混合等等,擴大資訊的價值。

通過網絡,我們得以逃離傳統的、令人不快的主客觀對立的世界,而第一次獲得了多主體性。你不僅會接觸多個不同的觀點,你還能夠聽到這些觀點的對話。這樣,對任何個人來說,世界是什麼和世界應該是什麼的看法變得極為多元化。

通過網絡,我們得以逃離傳統的、令人不快的主客觀對立的世界,而第一次獲得了多主體性。你不僅會接觸多個不同的觀點,你還能夠聽到這些觀點的對話。這樣,對任何個人來說,世界是什麼和世界應該是什麼的看法變得極為多元化。攝:Tony Avela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Getty Images

第四,讓我們教會每一個人如何使用網絡。

我本人每年致力於彙集國內的互聯網學術成果,輯成「公地」文叢。但如果我們不會正確地使用網絡,它將不會成為公地,而是成為一片蠻荒之地。如果我們希望網絡促進知識的進步,那麼我們就需要儘早開始教育我們的孩子,教育他們如何使用網絡,如何評價知識宣稱(knowledge claim),以及如何去熱愛不同。

既然神殿的祭司們不再控制我們能夠了解什麼知識,我們就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互聯網先驅霍華德•萊茵戈德認為這些技能是互聯網時代的「讀寫能力」。比如,我們需要更好地區分哪些是廢話,哪些是證據充分的結論;我們要更加開放地擁抱新觀念,學會如何參與到多種方式、多元文化的討論之中。

學會去熱愛不同是更難的。當我們限制自己、不允許自己的舒適受到一丁點打擾的時候,就是我們變蠢的時候。如果希望網絡容納知識的能力最大化,我們就需要超越我們的一種強烈願望:和像我們一樣的人黏在一起。那樣我們將永遠不可能變成我們應該成為的那種世界公民,也永遠不會享受到作為互聯網用戶的真正益處:生活在同一種團結所有人、並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識之中。

通過網絡,我們得以逃離傳統的、令人不快的主客觀對立的世界,而第一次獲得了多主體性。你不僅會接觸多個不同的觀點,你還能夠聽到這些觀點的對話。這樣,對任何個人來說,世界是什麼和世界應該是什麼的看法變得極為多元化,這使得他能夠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認識到更為廣泛的可能性,並因此獲得更豐富的觀照以衡量自己作出的實際選擇。而這,終將造成知識的更大繁榮。

(2017年4月,學者胡泳和王俊秀出版新書《連接之後:公共空間重建與權力再分配》,本文依據胡泳近期的一場內部演講《連接之後,知識何為》,是經胡泳授權和校訂的文字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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