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嚴肅新聞的媒體活不下去了；垃圾資訊充斥的社交網絡看不下去了。
今天，當我們談論媒體相關話題時，這是幾乎人人都會提到的兩個主題。一方面，全世界的許多媒體依然在新聞業的危機中掙扎；另一方面，社交網絡上孕育的假新聞、陰謀論、標題黨，讓我們身處的資訊環境變得臭不可聞。
於是有人大聲呼籲：救救媒體吧，特別是長久以來為我們貢獻嚴肅內容的傳統媒體。《紐約時報》的媒體專欄作者 Jim Rutenberg 就在一篇文章中再三強調：新聞媒體是美國民主的支柱，如果沒有了做調查報導的報紙，失去了輿論監督的政客就會變得腐敗；如果沒有活躍發達的地方媒體，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資訊沙漠」，民眾將會變得閉目塞聽，民主社會的毛細血管將會乾涸，整個體制將會衰敗。
誰來拯救傳統媒體？Jim Rutenberg 向廣告商發出了請求：你們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不要將所有的錢都投向 Google 和 Facebook，而要投一些給傳統媒體，尤其是地方報紙。「這不是請你們做慈善，而是請你們考慮一下常識。」他說：「如果現在的趨勢繼續的話，你們所熱衷的那些大平台將沒有什麼高品質的內容可以填滿了。」自然，那是一個眾人皆輸的結局。
舊生產模式的落後產能
然而，Jim Rutenberg 的建議被一些批評者認為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其中，身居台灣的科技作者 Ben Thompson 所表達的批評最為深入和典型：是的，呼籲廣告商為民主制度做貢獻當然是好事，但問題是，傳統媒體沒法給廣告商帶來太多有價值的回報。在商言商的他們，為什麼要做一件不符合理性選擇的事情？是的，從長遠來看，內容空心化會讓所有人都受害，但這裏有一個「集體行動」的困境——除非所有廣告商一起選擇支持傳統媒體，否則沒有人願意做那個身先士卒的「傻子」。
Ben Thompson 表達得很直白：新聞對於民主社會而言固然重要，但在他看來，報紙已經是一種「不必要的」（unnecessary）存在，舊的商業模式已經需要被完全拋棄，沒有什麼好惋惜和挽留的。
聽起來很殘酷，但是當我們仔細觀察傳統媒體的成本結構就會發現，有太多冗贅、無效率的機構、人員和設備了。
在硬件方面，印刷設備、發行中心、運報紙的卡車，都是越來越不能產出效益的成本。在人員方面，由於網絡新聞可以隨時更新，而且讀者可以隨時反饋，因此編輯的數目可以減少（《紐約時報》最近就縮減了編輯規模）。更何況，在很多擁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媒體中，不可避免地都存在領薪水但不幹活或者少幹活的人員存在。例如，威斯康辛州的 The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有52名員工，其中只有10名是真正報導地方新聞的記者。
規模龐大的「閒雜人等」，在中國大陸的傳統媒體集團中更是普遍的存在。由於中國的傳統媒體在根本上依然屬於黨產，是體制內的「事業單位」，因此許多報社都養着大量「關係戶」——某某領導的孩子、親戚，被安排到報社裏做一份清閒的工作，領一份不錯的薪水。有人戲稱，中國的報紙是一個記者養着五個領導親戚。在這樣的情況下，體制弊病纏身的傳統媒體競爭不過純商業運作的新媒體，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也就是說，無論是買印刷機和卡車，還是供養閒雜人等，這些成本支出其實都和生產高質量的新聞、維持民主制度運轉毫無關係。沒有理由以民主的名義要求廣告商為這些落後的產能買單。
對傳統地方報紙的浪漫化想像
那麼，內容方面呢？Ben Thompson 同樣毫不留情地指出：我們對傳統地方報紙的內容有着過於浪漫化的想像，其實它們的內容同樣大部分是和維繫民主毫無關係的。如今美國的地方媒體都已經沒有駐外記者、駐國內其他地區的記者，他們完全依賴於通訊社提供的通稿。而這些通稿是到處都能讀到的，通訊社也都有自己的網站，那麼讓這些內容繼續存留於地方報紙上，意義並不大。
評論和專欄也是一樣。除非是針對本地事務的評論（比如獲得今年普立茲社論寫作獎的愛荷華州《風暴湖時報》），否則地方報紙提供的內容幾乎肯定無法與全國大報以及新媒體上的內容競爭。我們真的需要在每個城市都有一批人點評國家和國際事務嗎？他們質量參差不齊的觀點，真的有助於培養一批知情的公民嗎？
所以，新聞業當然需要被拯救，需要探索和支持能夠持續出產優質內容的新嘗試，但是傳統媒體中那些產能落後、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部分，或許並不值得拯救。廣告商當然需要考慮民主的未來，不應該一股腦把錢都砸向大的互聯網平台，但它們要做的應該是支持那些新的探索，而不是為落後的、需要被淘汰的產能持續投入金錢。
如何避免誤傷優質內容生產者？
每一次的新聞業危機確實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更新換代的過程。只是，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會有誤傷，會有優質的內容生產者被落後的產能拖累。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這種誤傷，或許是比挽救舊模式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麼，新的嘗試應該是什麼方向？非營利的媒體是一個可能，例如產出了許多優秀調查報導、多次獲得普立茲獎的 ProPublica。但是非營利模式在資金來源方面的局限，使得美國可以有一兩個全國性的 ProPublica，卻很難在每個城市都有一個類似的媒體。因此，商業模式依然會是主要的支持方式。Ben Thompson 認為，未來能夠支持地方媒體的將不是廣告（因為傳統的「二次售賣」、「綑綁銷售」模式已經在互聯網時代完全崩潰），而是訂閲。地方媒體應該向訂閲者提供的內容包括：每日新聞簡報，每週若干篇深度報導，偶爾進行的調查報導。訂閲者不應該買單的是：在其他地方到處可以獲得的同質性內容，以及和內容生產無關的成本。同時，編輯部和經營部門之間的「防火牆」應該被拆掉，因為訂閲制就意味着為讀者服務、傾聽讀者的聲音、改善他們的體驗。
中國大陸正被熱議的「知識付費」的訂閲模式，和 Ben Thompson 倡導的地方媒體訂閲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前者更多圍繞個體（例如李翔、李笑來等「大V」），後者則依然是組織行為。實際上，從支持內容持續產出方面來看，組織依然是更穩定的選擇，儘管個人更有人格化的吸引力。
讓不適應時代的機構死掉，讓值得支持的媒體活下來。從這個角度看，每一次的新聞業危機確實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更新換代的過程。只是，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會有誤傷，會有優質的內容生產者被落後的產能拖累。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這種誤傷，或許是比挽救舊模式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方可成，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在讀博士、原《南方週末》記者）
註：文章撰於6月17日。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