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劉曉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傳遍了世界媒體和中文社交媒體，也難得的得到中國官方證實。在一片悲憤和錯愕中，一份要求允許劉曉波自由就醫的聯署公開信開始流傳。這位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如何走完他的人生最後階段、能否在生前領到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頒獎、身後是否可能改變中國的命運，這些問題都牽動着許多人的心。尤其在臨近中共十九大的關鍵節點，劉曉波的健康惡化和政治角色更成為一個牽動時局的敏感問題，其爆炸性效應不容低估。
只是必須承認，恰如其分地評價劉曉波的政治貢獻、並且正確評估他一旦去世後的政治效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中國公眾來說，劉曉波的影響可能並沒有如他的支持者所想像的那麼可觀：上了年歲的普通人或許只保有1989年中國政府對他「幕後黑手」的污名化印象，而年輕人則大多茫然不知劉曉波其人，就像他們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記憶缺失。
即使在中國本土的活躍政治異議群體中，對劉曉波的評價也相當分化，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劉曉波在中國公眾心目中的認知傳播。其中，最富爭議性的，莫過於劉曉波於2009年12月23日向法庭遞交的陳述文章《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國境內不少激烈的民主人士多年來堅持認為，這句政治宣示無異於媾和或者投降，而謔稱劉曉波為「劉無敵」，否定他的非暴力抗爭路線。但這恰恰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對劉曉波最為積極的肯定，也讓許許多多中國抗爭人士引以為傲，將他視同中國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和古斯芒。由此，也產生了一種聲音，認為民間無需為劉曉波請求特赦，請求特赦就意味着承認當局判決的合法性，而發出這種聲音的活躍人士恰恰以劉曉波的支持者自居。
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其結果，在劉曉波將近十年的漫長牢獄生涯裏，不僅他的妻子劉霞被當局刻意軟禁、孤立，那些「我沒有敵人」的所謂劉曉波的支持者也在觀念層次拉開了劉曉波與公眾的距離，不但沒有積極闡發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和劉曉波的初衷背道而馳，也在事實上扮演了另一種隔離角色，影響了中國公眾對劉曉波政治貢獻的認知。不能不說，如此情形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劉曉波入獄後中國境內政治反對運動的中斷和混亂，與當下中國公民社會的低潮不無關係。所以，如果從諾貝爾委員會當年的評價出發，重新審視劉曉波對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傑出貢獻，或許有着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