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劉曉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傳遍了世界媒體和中文社交媒體，也難得的得到中國官方證實。在一片悲憤和錯愕中，一份要求允許劉曉波自由就醫的聯署公開信開始流傳。這位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如何走完他的人生最後階段、能否在生前領到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頒獎、身後是否可能改變中國的命運，這些問題都牽動着許多人的心。尤其在臨近中共十九大的關鍵節點，劉曉波的健康惡化和政治角色更成為一個牽動時局的敏感問題，其爆炸性效應不容低估。
只是必須承認，恰如其分地評價劉曉波的政治貢獻、並且正確評估他一旦去世後的政治效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中國公眾來說，劉曉波的影響可能並沒有如他的支持者所想像的那麼可觀：上了年歲的普通人或許只保有1989年中國政府對他「幕後黑手」的污名化印象，而年輕人則大多茫然不知劉曉波其人，就像他們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記憶缺失。
即使在中國本土的活躍政治異議群體中，對劉曉波的評價也相當分化，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劉曉波在中國公眾心目中的認知傳播。其中，最富爭議性的，莫過於劉曉波於2009年12月23日向法庭遞交的陳述文章《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國境內不少激烈的民主人士多年來堅持認為，這句政治宣示無異於媾和或者投降，而謔稱劉曉波為「劉無敵」，否定他的非暴力抗爭路線。但這恰恰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對劉曉波最為積極的肯定，也讓許許多多中國抗爭人士引以為傲，將他視同中國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和古斯芒。由此，也產生了一種聲音，認為民間無需為劉曉波請求特赦，請求特赦就意味着承認當局判決的合法性，而發出這種聲音的活躍人士恰恰以劉曉波的支持者自居。
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其結果，在劉曉波將近十年的漫長牢獄生涯裏，不僅他的妻子劉霞被當局刻意軟禁、孤立，那些「我沒有敵人」的所謂劉曉波的支持者也在觀念層次拉開了劉曉波與公眾的距離，不但沒有積極闡發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和劉曉波的初衷背道而馳，也在事實上扮演了另一種隔離角色，影響了中國公眾對劉曉波政治貢獻的認知。不能不說，如此情形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劉曉波入獄後中國境內政治反對運動的中斷和混亂，與當下中國公民社會的低潮不無關係。所以，如果從諾貝爾委員會當年的評價出發，重新審視劉曉波對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傑出貢獻，或許有着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2010年12月10日，也是劉曉波參與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兩週年的紀念日、聯合國人權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對着一把空椅子完成了頒獎禮。頒獎詞回顧了劉曉波從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到「零八憲章」運動的歷程，高度讚揚了他致力於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和路線，並援引他自己的話，「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坦率地說，這是對劉曉波有關人權鬥爭理念的精當概括和褒獎，但未能充分揭示劉曉波在1989後二十餘年推動中國抗爭政治轉型的特殊貢獻──他不同於曼德拉和古斯芒，卻更接近昂山素姬，遠遠超出那些無論自稱是劉曉波支持者或是非議者的狹隘認知。劉曉波的貢獻和影響在今天中國的社運和政治反對人群中都有寶貴的薪火相傳，在每年一度的香港維園六四紀念晚會上，也都能看到劉曉波播下的種子在繼續開花。
簡單地說，劉曉波不僅在1999年第二次獲得自由後以筆代刀槍，積極發出中國的異議聲音，更重要的，是他在短暫的自由期間參與創立的三項運動和組織，由此形成了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雛形，也奠定了他作為堪與曼德拉等媲美的政治家地位。
其一，2000年，劉曉波幫助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共同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到2004年，天安門民主運動15週年之際，天安門母親運動已經收集了126位死難母親的名單，並在當年5月16日舉行了有40名天安門母親參加的集體悼念活動。這意味着，1990年代小規模的天安門母親們上訪、申訴等在此後迅速轉為有着世界影響和廣泛支持的社會運動，並持續至今，堪稱中國版的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運動」。而這也是劉曉波非暴力抗爭思想的寶貴範例，延續着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薪火。
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運動」
其二，2001年，劉曉波與海外流亡的貝嶺、孟浪等共同發起創立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爾後創造性地將筆會名稱改為獨立中文筆會，並擔任筆會會長，最大限度地吸收中國政治異議者和寫作者，使之成為中國維權運動的核心圈子，為政治反對運動埋下了種子和網絡基礎。
其三，2008年，在《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週年、西單民主牆誕生30週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週年之際，劉曉波與張祖樺等效法捷克「七七憲章」運動，起草發起了「零八憲章」運動，試圖最大範圍地動員中國的政治反對力量，開創「漸進、和平、有序、可控」的憲政轉型路線。劉曉波也因此被逮捕，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判入獄11年。
七七憲章
這些行動表明，劉曉波不僅是個勤奮的異議作家，還是反對運動的實際領導者。他卓越的領導能力和政治智慧，能夠在一個極其困難的高度威權環境下，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裏，先後建構了一個延續天安門民主運動精神的正義運動、一個組織網絡和一個全國性的反對運動綱領，一次次的、在不同層面上改變着人們對政治「情勢」的悲觀看法，讓中國的公民社會不再等待和觀望，而是着手改變「情勢狀態」。
在當時分散、自發的維權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反對運動呼之欲出，劉曉波可謂功莫大焉。只是，這些行動有的為外界周知，有的卻未顯揚，只有運動與事者才深諳其中，但他們卻都和曉波本人一樣低調持重──在中國1989年後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隱忍、堅守，如劉曉波所倡導的漸進路線一般，緩慢然而堅定地從1989年運動中反對意識的模糊、1990年代初個人曖昧的「反思」中走了出來，親手建構了一個清晰的反對運動框架，對中國未來時局發展和政治轉型影響深遠。 劉曉波本人也因此讓最高當局視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安。
以幸福生活為目標和基礎的世俗秩序，由愛、寬容、謙卑、尊嚴和理性等構成的價值觀，是超越主權或警察關係的，即超越統治結構的，構成階級國家內部的自反性。
更為寶貴的，即使身陷囹圄、被判11年徒刑，劉曉波也未放棄非暴力抗爭和政治反對的雙重路線，這也是「我沒有敵人」的雙重意義：堅持非暴力抗爭路線，而非你死我活的對抗，才有高度威權主義政權下政治反對的空間和反對運動的靈活性，保證政治反對的可能和反對運動的長期化。典型如劉曉波在法庭上，堅持捍衞《憲法》第35條有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權利，把對他的刑事指控轉為圍繞憲法權利的政治辯護和司法審查，這也是中國政治反對運動堅持合法鬥爭的一條重要路徑。
對反對運動之外的廣大公民和新興中產階級來說，這樣的主張也更有吸引力，契合了中產階級對世俗秩序「幸福生活」的追求。如本雅明在《神學政治片論》中所述，以幸福生活為目標和基礎的世俗秩序，由愛、寬容、謙卑、尊嚴和理性等構成的價值觀，是超越主權或警察關係的，即超越統治結構的，構成階級國家內部的自反性。作為未來反對運動的結構基礎，在他入獄後，這一精神已經被許志永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所繼承，後者繼續強調「自由、愛和公義」，力圖通過「陽光憲政」、「教育平權」等動員廣大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將之轉化為新的政治力量。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充滿人權迫害、崇奉物質主義的威權國度裏，劉曉波在法庭上的聲音「我沒有敵人」，為中國的人權鬥爭和政治反對注入了與昂山素姬從佛教中發揚的慈悲精神類似的精神力量，展現出一條亞洲特色的人權鬥爭和民主轉型道路。這不僅能支撐他在牢獄中堅守，也將成為他最為寶貴的道德資產和政治遺產，贏得更廣泛公眾的支持，長遠地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反對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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