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領取綜援的75歲香港清潔女工，為了幫補生計，執拾人家棄置的紙皮。當外籍傭工以1元向她購買紙皮用作坐墊時，在場虎視眈眈的食環署人員馬上以無牌售賣的罪名票控該婆婆。事件曝光後公眾嘩然，在社交媒體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指責食環署人員不近人情。不少人更把事件和即將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 UGL 5000萬一事相提比論，認為兩者相比，正好是「竊鉤者銖，竊國者侯」的示範。
自行謀生的自由受限制
的確，梁振英治港五年，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上升至0.539；食環署人員動輒以無牌售賣的罪名打壓在街頭擺賣、自食其力的升斗市民，很大程度上是拉開貧富懸殊差距的元兇之一。香港開埠初期，港英政府除了發出流動小販牌照，更在二戰後，發出大牌檔的牌照，讓小市民可以自食其力。但當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後，有關當局不但停止發牌，更着手取締已發出的牌照。1993年，當時的市政局推出計劃，自願交還小販牌照可獲3萬元的特惠金外，還可選擇空置的固定小販攤位，或以優惠租金租用公眾街市內的空置單位。截至2016年，這項計劃推出以來，流動小販的數目由3500減至415。值得注意的是，減少的數目並非全是小販自願交還牌照，因為當牌照持有人去世，牌照便會失效。
馬克思曾經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當經濟出現問題，首當其衝的是工人階級。當經濟好轉時，工人階級又不能享受成果。雖然馬克思的不少想法已被證實錯誤，但這裏提及的卻一點也沒有錯。當香港經濟起飛時，港英政府不但停止發放小販牌照，更想方設法收回已發出的牌照，此舉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當權者增加勞動後備大軍的方法，以保證勞動市場有充足的人力供應。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這種做法並無不妥，但卻顯然削減了香港勞苦大眾自行謀生的選擇。即是說，香港經濟起飛，勞苦階層除了出售一己的勞動力，便再沒有其他選擇。
在公眾地方買賣＝犯無牌售賣罪？
更嚴重的是，政府不再發小販牌照，任何無牌者在公眾地方的買賣，賣方便必定干犯無牌售賣的罪行。但這種罪行究竟傷害了誰？又或者在哪方面損害了公眾利益？關於公眾利益，75歲的婆婆本身是清潔工，執拾紙皮是為了幫補生計。執拾紙皮絕對有利公眾，因為紙皮可以循環再用，如果沒有人執拾，必定被當作垃圾，送到堆填區。雖然在事件中，婆婆並非把紙皮賣給回收商，但將紙皮以1元的價錢賣給外籍傭工作坐墊，讓外籍傭工坐得舒服一點，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也是好事一樁，卻干犯了無牌售賣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