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觀：一圖入魂，他用鏡頭顛覆人們對白色巨塔的想像

電話響起，是一通神經內科加護病房打來的電話。病房要求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部職員張文瀚記錄一名老太太的病狀。她罹患腦中風又患有糖尿病，腳趾因組織壞死開始發黑，往大腿蔓延，嚴重危及生命。醫生建議及早切除掉壞死部位，但老太太的家屬想替她「死後留全屍」，遲遲不肯簽下截肢同意書。

直到她的整隻腿必須被鋸掉。

「因為太痛的關係吧，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老奶奶，痛苦地揮動著殘存的大腿，看起來就像在尋找已經消失的小腿似的。」按下快門，張文瀚隔著鏡頭，觀察病床上老弱的身軀。

他花了一個月，以相機追蹤病患腳上壞死的組織，自腳趾、小腿，最終到達大腿。而後，他的照片成為說服家屬進行手術的關鍵因素。

這位老太太是他拍攝的第一名病患。30歲的張文瀚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攝影師，甚至是在醫療體系工作的攝影師。

擔任台北榮民總醫院的攝影師之前，攝影只是他的興趣。大學與研究所念的是物理，他做過研發工程師，2008年被科技公司裁員後，也做過大學約聘人員。業餘時間，他從學生時代拍到出社會，憑著一股熱情精進拍照技術。他曾整日在街道邊捕捉人群，利用上班閒暇，一天來回台北與阿里山，就為了練習攝影日出。這樣的努力，讓他在2008年拿到了日本EPSON百萬影像大賞台灣尊榮賞金獎。直到他看見台北榮民總醫院攝影師的職缺，開啟了新的人生道路。

醫療攝影師的臨床攝影之路

張文瀚一直是醫院裏特殊的存在。與他並肩走在醫院長廊上，每走兩步，就有迎面而來的人向他熱情問候，短短幾公尺的路，走了10多分鐘。

起初，醫院交辦給他的工作是為院內活動攝影，舉凡學術演講，國際會議，兩岸交流，或聯誼活動他都要負責。但古道熱腸的個性使然，只要院內有人需要任何公事或私人的攝影，他也會幫忙。

「我喜歡做可以幫助到人的工作，」張文瀚說，他從幫忙神經內科加護病房開始，拍攝臨床的照片，到外科開刀房、門診病房、兒童病房、急診等地方，都有了他的身影。

剛開始工作時，他擔心自己對人體構造不熟悉會導致拍攝不到位，便去陽明大學醫學院，讓榮總醫師介紹的助教，替他上了認識大體的解剖課，熟記人體器官的位置。醫院充斥著專業術語，平時他會從醫師的談話中瞭解許多名詞，聽不懂的詞彙，便記在腦中，回家上網查。他很快融入醫師及護理師和圈子，感覺到自己好像和他們是「同一國的」。

「外科醫生講究一句話：To see is to believe，」台北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陳沂名說，因合作與張文瀚成為好友，他形容張文瀚的照片「一圖入魂」，是國際學術發表時重要的媒介，「好的手術，不用說太多，一張圖片就能使在座嘴巴就閉起來了」，陳沂名說。

內科臨床的拍攝，使他接觸到各種患者，腦中累積了各種各樣的病徵圖像。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免疫風濕科患者肚子上，大片的黑色紋路，像極了一隻張牙舞爪的大蜘蛛。他不禁想起《病玫瑰》一書中，那些18到20世紀的醫療疾病繪畫中，面皰、腫瘤、瘡疣雖然令人驚駭，但他們都是「人類處境的藝術品」。

心臟血管外科的手術，則開啟了他與外科醫師的合作。第一次的合作，是在2010年一場更換心臟瓣膜的微創手術，張文瀚建立起了口碑。2011年以後，台北榮總心臟外科主治醫師陳沂名經常找他合作。2014年，由陳沂名主刀的一場國際連線的手術發表會，張文瀚在手術中快速抓到拍攝重點，醫師迅速地縫合階段，他的光圈快門也跟上了節奏，他的照片讓醫師們都很滿意。

「外科醫生講究一句話：To see is to believe，」陳沂名說，因合作與張文瀚成為好友，他形容張文瀚的照片「一圖入魂」，是國際學術發表時重要的媒介，「好的手術，不用說太多，一張圖片就能使在座嘴巴就閉起來了」，陳沂名說。

鏡頭下，醫療是如何崩壞的？

「很多人問我說拍臨床你會不會怕，我說還好，因為這些東西再怎麼可怕，都不比不上人心可怕。」張文瀚說。

穿梭在白色巨塔裏，讓他熟悉整個醫院的體制，甚至是醫院部門之間的內部政治。而他最關心的，是年輕醫師的處境。

他記得兩岸交流的座談會上，中國大陸的醫師分享他們對「醫鬧」問題很頭痛。醫鬧指的是病患家屬以各種方式衝擊醫療來控訴醫療疏失的情況，而台灣也有這個問題。張文瀚會參加院內定期的專題研講，當中許多主題，就是告訴醫師如何防範「被告」，他慢慢發現，許多身邊的醫師都受到醫療糾紛的官司困擾。

「救人沒救成功會很慘，」張文瀚也說，醫生每次救人必須是「完美救援」，不然就是死路一條，醫界常講「四大皆空」，指的是，訴訟風險使醫生們都不敢進入病患人數最多的「內、外、婦、兒科」四大科。

聽了許多醫生的處境，他想把那些故事都說出來。正巧，由榮總出版的學術月刊《臨床醫學》委託他幫忙拍攝封面，便有了機會。但若要拍出醫療糾紛的故事，因為事件的發生總無法預期，無法以「紀實攝影」表現，因此，他開始嘗試「編導攝影」。

他說這個概念是來自法國攝影家希伯萊特·巴亞德（Hippolyte Bayard），將自己半裸體的形象拍成了作品《淹死的男人》，抒發自己的攝影術未獲重視，抑鬱不得志的心情。而張文瀚也找來醫師與護理人員作為他攝影的主角，因為他認為，以醫生本人來呈現他們遇過的事情，更具說服力。

拍攝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進行，黑暗中，只有快門的聲音。紙片漫天飛落，冥紙散落在被暴力威脅的白袍醫生身上。相機後，張文瀚嚴格的要求，使現場氣氛緊繃而肅穆。他將拍攝地點選在關了燈的室內，或是晚間空曠的場地，使每一張照片的背景都是黑色的。「我希望大家知道，在一個黑暗的地方，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張文瀚說，他將這一系列的作品，命名為《醫療崩壞》。

這是他們在醫院體制內的小革命。

其中一張照片中，醫生一手拿著插管的喉頭鏡，一手卻戴著手銬，救人的醫生好似一名殺人犯。「救人沒救成功會很慘，」張文瀚也說，醫生每次救人必須是「完美救援」，不然就是死路一條，醫界常講「四大皆空」，指的是，訴訟風險使醫生們都不敢進入病患人數最多的「內、外、婦、兒科」四大科。

「醫療『去刑化』是大家比較在意的，」陳志仰說。他是經常出現在《醫療崩壞》系列的主角之一，曾是榮總醫師、現在是壢新醫院醫師。 他說醫療人員經常必須擔心面對刑事罰責，然而，90％的醫療疏失，其實是與醫療作業流程有關，而非單一醫師的問題。例如，榮總在1995年爆發的瘧疾感染事件，就是因為醫療給付不足，單位為節省成本，讓每位病人用同一套的放射科顯影劑耗材，使6名病患因此感染瘧疾，4名致死，事件中的一名住院醫師也因承受不住訴訟壓力而選擇自殺。

醫療暴力的故事也經常出現在這系列作品中。畫面中，醫生眼睛被繃帶矇起，被一位凶神惡煞的男子抓著衣領。張文瀚說「矇眼」象徵暴力都是突如其來的。發表後他聽聞一名開設婦產科診所的醫師，因醫療糾紛被人抓至山裏槍殺。

這些照片討論的，不僅是單一醫院的議題，而是台灣社會共同成就的「醫療的文化」。

「我們當然很同情，也希望有心力照顧最多病人，」陳志仰說，一般情況，病患家屬會要求醫生將住院時間拉長，但是健保給付不足、醫護過勞比例又很高，牽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第一線的醫生只能拒絕家屬，但醫療糾紛的各種暴力形式，就從而產生。

「這是唯有他能做的題目，」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影像媒介評論家郭力昕說。2014年張文瀚在榮總組織了攝影社，邀請郭力昕授課，兩人成為良師益友。郭力昕認為，張文瀚有院內獨特的位置，更因他「素樸的理想性格」，取得許多醫師的認同與信賴，才能拍出這一系列的照片。而這些照片討論的，不僅是單一醫院的議題，而是台灣社會共同成就的「醫療的文化」。

「這些照片確實很有爭議啊，醫院裏年輕人太有想法會很慘，」張文瀚說。

然而，醫院高層不希望這些負面議題被暴露出來。「院內評價兩極，」陳志仰說，很多中青代醫師對《醫療崩壞》封面故事感到很有共鳴，期待著每一期的出刊封面。但是他也說，因為榮總歸中華民國軍方系統退輔會主管，管理文化較為保守，對院內資訊盡量隱惡揚善，張文瀚的照片在網上傳播，院方也會因為無法控管而感到困擾。

《醫療崩壞》刊登在月刊封面上只持續了一年，因議題敏感，就被停止了。但張文瀚在之後仍持續為這個主題創作。「這些照片確實很有爭議啊，醫院裏年輕人太有想法會很慘，」張文瀚說。

生死的距離，如何拿捏？

「我的一直在跟全世界fighting，」張文瀚說，做人做事他有自己的堅持。有次，醫院舉辦全院登山活動，主辦單位跟張文瀚說，這是院長、副院長都會出席的大活動，請他一定要來攝影，張文瀚卻沒有答應，直到人事室打來說要上簽請他的主管懲處，他回：「好啊，你就懲處我好了。」

因為那天，他先答應了兒童癌症病房的活動攝影。長久以來，他都在幫忙兒童病房拍照，第一次的緣分，是病房督導請他替一位癌症末期的小朋友與家人留下生活畫面，此後他每個月都來病房幫小朋友拍照，一拍就是七年。那些照片成為在世的家人們珍貴的回憶，走在路上，許多家長會主動認出他，熱情的跟他道謝，也有家長在孩子過世後，將那些照片做成的精緻的相片書送給他。

儘管如此，張文瀚卻並不是一個會和病患交朋友的攝影師。他往往刻意與拍攝對象拉開距離，在每天面對生死考驗的病患面前，這距離甚至顯得冷酷。

大多數時候，他鏡頭下的病人多半因昏迷，或無法動彈，躺在病床上，拍攝時不用互動，這反而讓他感到輕鬆。然而，要拍攝兒童病房的孩子，最讓他焦慮。

「我其實不喜歡拍人，我也不喜歡小孩，」他說，拍攝前，一定是護理人員先「搞定」那些孩子，他只負責調整光線與角度，不需要跟孩子們說話或任何互動。他喜歡用長鏡頭，跟那些孩子們保持適當的距離，「我希望從旁觀者角度去看，冷眼一點，理性一點，來看這一切，」他說。

他在拍攝過程中，曾被一名孩子問道：「叔叔，你為什麼不說話？」他最終也只搖了搖頭，不說半句。

但保持距離並不是件簡單的事。病房裏的孩子們，平時喜歡做手工藝，其中有一位小女生特別喜歡用橡皮筋和塑膠零件作成小手環，送給其他病友。有天，張文瀚來拍照時，小女生也幫他做了一條，「叔叔，這個是送你的，」小女生對他說。

「我不要。」他回。

張文瀚說自己就是這麼直白。收了不必要的東西會感到麻煩，當他跟女友提起這件事，卻被罵了一頓，「真是沒良心，傷了人家的心」。隔天，他硬著頭皮回去問那位小女生，可不可以再將那條手鍊給他。巧的是，前一晚，小女生將那條原本要送他的手環，轉送給了當晚突然病危的好朋友。「知道她拿去送給別人，當下我真的鬆了一口氣，」張文瀚說。後來，女生還是重新作了一條新的給他。

隔了一陣子，很久沒幫那位小女生拍照，張文瀚才從護理人員口中得知，那位喜歡作手環的小女生已經去世了。在上班的空擋，他打了通電話給女友：「那個，女生的手環還在嗎？」……「在呀？好。那要收好。」

（編按：張文瀚已於今年6月離職。他申請上美國紐約視覺藝術學院，踏上下一階段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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