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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過的他們,今天會留下嗎?重訪97紀錄片中的香港人

「我沒有想到,最後全部人都回來了。」九七前,導演游靜訪問了8個離開香港或剛剛回流的人,20年後,我們回訪了他們。


20年會給人們帶來什麼變化?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年會給人們帶來什麼變化?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年了,你還能找到我,我還在香港,這本身就是一個statement(聲明)。」電話接通了,這幾乎是Mabel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一天前,我剛剛在紀錄片中「見到」21年前的Mabel。畫面是1996年的香港,她戴一副黑框眼鏡,坐在蘭桂坊的山路邊上。那時她從美國回到香港剛滿十年,在本地報社當記者,對香港前途問題蠻有想法:英國人和香港不過是「一起賺錢」的關係,而中國很陌生,儘管她的祖父母來自中國東北。

「九七之後,看看可否再忍受這裏,或者自己想不想留在這裏。」Mabel 對着鏡頭說。很快香港就要回歸了,她的決定模稜兩可。

這部紀錄片名為《另起爐灶之耳仔痛》(簡稱《另起爐灶》),拍攝了回歸前夕,一些香港人或家庭的選擇:走,還是留?為什麼?導演游靜說,她捕捉的是一群漂浮的香港人,有的舉家移民,有的回流香港。決定的背後,是隱隱的不安和複雜的身份認同。紀錄片於1997年6月4日,在香港首映。

轉眼2017。20年過去,片中人物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當年的問題,答案還是一樣的嗎?在即將到來的宏大紀念日,我找出當年的紀錄片,想要問問片中人物,和當年一樣的問題:走,還是留?為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

和Mabel通電話一個小時後,我在上環的「71吧」見到了她。我們圍着一張高腳小圓桌,她熟練地點了一杯伏特加。早年她是這家酒吧的常客,近年少來了。54歲的她現在一家本地名校教英語,閒時去做義工,照顧流浪貓狗。談起時局變遷,她比1996年沉靜了許多,委婉拒絕了視頻拍攝,她說:「我不去遊行不代表不關心香港,對嗎?」

小圓桌的另一邊,坐着這家酒吧的老闆馬麗華 Grace,同樣是《另起爐灶》的片中人。64歲的她是香港的老文青,一直心繫社會運動。90年代初,她曾經短暫地逃離香港,把一對兒女都送去了多倫多,孩子留在那邊,自己卻在九七前回來了,守着酒吧。

Grace
71吧老闆馬麗華 Grace,1995年曾接受游靜紀錄片《另起爐灶之耳仔痛》的訪問。攝:林振東/端傳媒

那天是週五晚上,2017年6月2日,戒菸許久的Grace忍不住抽菸。「最近很depressed,特別是看了張德江的言論,他說什麼?總之香港的權都是我給你的,我給你就有,不給就沒有,」燈光昏黃,她瞪着一雙大眼睛,「最近又開始想,要不要走呢?年紀大了,加拿大的家人都叫我回去,而且在香港,好像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酒吧裏那一晚特別熱鬧。做媒體的,搞社運的,文藝圈的,人流穿梭不止,深夜11點,長毛梁國雄也來了,幾乎每個人都要和Grace聊上幾句。許多人早在90年代初就開始光顧Grace的酒吧,在它還是「64吧」的時候。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

導演游靜

64吧在蘭桂坊一帶,是 Grace 和另外六個股東一起辦的,1990年12月開張,2004年結業,名字一半為了紀念八九民運,另一半向Beatles的歌 “When I'm 64” 致敬。Grace記得,在90年代,64吧也是文青、記者和社運人的基地,人們喜歡聚在這裏喘口氣,談六四,談香港的未來,也談移民。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游靜回憶說,80年代,人們曾經看到了希望——中國逐漸開放,香港有望「民主回歸」,但1989年天安門的血腥變故中斷了這份冀盼。90年代初,香港湧現移民潮,幾乎每一年,都有五六萬港人移民海外。

游靜也在八九民運之後申請到紐約讀書,後來留在當地教書,拍紀錄片,參與同志組織的活動,表面如魚得水,但心裏卻忍不住想:九七快到了,自己以後要不要回香港?那幾年她經常去美國和加拿大的城市參加電影節,每到一地,總發現在當地人眼中,香港人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香港人怕共產黨、怕九七、政治冷感、沒勇氣承擔歷史,因此離開香港,又或是很勢利的,『為了搵錢、炒樓所以斬曬人哋啲樹來起樓(為了賺錢、炒房所以把人家的樹砍光了來蓋房)』。」游靜一口氣羅列當時港人留給世界的「刻板印象」。

但真的是這樣?她不甘心,開始在旅途中帶上攝像機,每到一地,就找朋友介紹當地一些香港人,問他們:你為什麼移民?為什麼回流?覺得自己是哪裏人?

拍攝的過程長達數年,游靜在理解香港人,也在理解自己。

游靜
拍攝《另起爐灶之耳仔痛》的過程,游靜在理解香港人,也在理解自己。攝:林振東/端傳媒

游靜找到 Grace 的時候,Grace 決定帶着兩個幾歲大的孩子,憑藉護理秘書的專業資格移民多倫多。政治上的恐懼是一方面,更實際的,是為孩子的教育。儘管決定了,心裏還是有矛盾,移民通知下來,她拖到最後一天才去報到。

「如果大家生活得很好,只是去看人家如何被殺,那種無助感很大。」鏡頭前,她忍不住抽菸,還是想起六四。

移民洪流滾滾,但游靜也發現逆流行走的人。

1987年,在加拿大讀完大學之後,24歲的Mabel 決定回港工作。但回來之後,她的心態始終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訂張機票又可以走」,在香港的家,東西很少,「一個小時內便可以收拾搬走」。

可能還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國大陸,可能是香港。

丁南僑在1997年的紀錄片《另起爐灶之耳仔痛》中說

1992年年底,一對知識份子夫婦——丁南僑和何芝君也帶着八個月大的女兒先後返回香港。他們倆一理一文,此前七年在美國讀書,丁南僑讀數學,何芝君讀性別研究,後留校教書,歲月一切靜好。

丁南僑在鏡頭前回憶說,有一天在美國教書,課堂氣氛很好,回家的路上他感受到一種滿足感,但轉念又想:「美國是這樣一個富庶的國家,我為美國學生作出了貢獻,其實是錦上添花。可能還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國大陸,可能是香港。」

丁南僑、何芝君及女兒。
丁南僑、何芝君及女兒在家中,夫婦兩人於1992年年底先後返港,當時女兒只有八個月大。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與自己,似乎有種斬不斷的彼此需要。這願望越來越強烈,丁南僑夫婦最終回來了。但回流以後,這對夫婦始終存有擔憂。紀錄片拍攝的1995年,何芝君當時剛剛去了北京世婦會開會,她發現會上有大量公安,公然對着參會者攝影、攝像,「我發現他們很善於做一些唬嚇人的工作...... 若你是在她主權下的一個公民,生活經常受這種箝制,久而久之...... 我想如果香港未來也變成這樣,就相當可悲。」

在游靜的鏡頭前,每個人的選擇都殊為不易。游靜說,背後正是香港人身份的吊詭性:「一方面對於香港這土生土長的地方有一種認同感,甚至價值觀念深深植根在香港,但這種價值觀念亦和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時候矛盾,有時候又非常親密。」

游靜當時無法預料香港的未來會怎樣。她能做的,只是捕捉1997前那一個「很不安心、不肯定自己是哪裏的」的香港。

我想知道如果我沒有離開香港,會怎樣?

「我沒有想到,最後全部人都回來了。」游靜說。

2017年5月31日,我們坐在元朗YOHO二期的一家咖啡館聊天,這裏一個多月前才剛剛啟用,連同YOHO一期,佔地110萬平方呎,成為香港西北角最大型的購物商場。過去20年,香港見證了大商場的蓬勃擴張,憑藉金融和零售業,人均GDP增長了67%,但與此同時,樓價也比1997年高出76%,讓年輕人望塵莫及,在2016年,標誌貧富差距的堅尼指數上升至45年來的新高0.539;另一邊,民主政改的落空和越來越傾斜的「一國兩制」也讓人窒息。香港仿佛卡在了陰霾中。

「或許大家都是對介入社會有興趣的人,」說起當年片中人物全部回流、沒有再離開的原因,游靜這麼說。

移民多倫多之後,Grace 不適應,始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更惦記着64吧和一群朋友,她最終在1996年返回香港,將孩子交給多倫多的媽媽和姐姐照料,自己不時去加國短住。

Denise。
2003年年底,31歲的Denise 一個人回到香港。攝:林振東/端傳媒

當年在溫哥華還是學生的鄧芝珊 Denise也回來了。八九民運過後,當時讀中五的 Denise 被恐懼的母親送到溫哥華留學,兩三年後,全家移民。當年Denise一邊吃着牛肉麵,一邊語速飛快地對游靜說:「我爸爸說過,如果我回中國工作,第一個拉去坐監的一定是我。他說,你這麼多話,劈哩啪啦亂說話,肯定拉你。」

2003年年底,31歲的Denise 一個人回到香港。當時SARS剛過,親友都勸她不要返回香港,Denise 沒有聽從。「作為一個女同志,我想知道,如果我沒離開香港,我會怎樣?我會否好像現在那麼大膽?或者一樣做現在的東西?」她特意徵詢了游靜意見,受到對方鼓勵,最終決心回港讀博士,在地研究香港女同志議題。

游靜本人,也正是因為這部紀錄片的拍攝,和片中朋友的選擇,在1999年回到香港,進入當時的理工大學教授多媒體設計及文化理論。她說,自己希望像丁南僑夫婦一樣,回到香港,在熟悉的華語地區,做點事情。

對這群人來說,回來,意味着一種選擇:他們選擇,讓自己未知的命運,和同樣未知前路的香港相連接,共沉浮。

丁南僑和何芝君夫婦直接走在了行動的前線。他們一個是香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一個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但除了學術研究和上課教書,兩人都投入大量時間參加社會運動。

2017年,何芝君與丈夫丁南僑及女兒出席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2017年,何芝君與丈夫丁南僑及女兒出席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何芝君身材瘦小,說話堅定有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反高鐵示威、反國教運動,乃至雨傘運動,她從不缺席。2012年,中學生發起反國教運動,59歲的她以絕食助力抗議;2014年,大學生發起公民抗命,「提前佔中」,何芝君也通宵坐在人群中,最後被捕扣留12小時。

丁南僑敦厚穩重,回港後成為一個「非主流」的數學老師,和妻子一樣,時常投入社會行動。雨傘運動期間,他支持學生罷課,到佔領區去教書,他不相信數學只是一門純科學,創新地開課講數學與社會公義的關係。業餘的時間,他負責「進一步出版社」的編務工作,出版關注香港政制發展的書籍。

在急速變化的香港圖景中,兩人成為堅定的社運戰友。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間)了,很多東西,有了空間,就自然生長出來。

71吧老闆馬麗華Grace

而在上環山路上,Grace 還是守着那一個小酒吧。

2003年,64吧結業後,Grace 曾經想以“retreat” 為名,開設新酒吧,寓意避靜,休養生息。一個朋友不同意,認為不應退卻,推薦改名「71吧」,紀念五十萬港人上街、七一大遊行的勇氣,2004年,71吧在荷李活道上正式開業。

這裏從來不僅僅是一個酒吧—— Grace在這個空間裏舉行放映會、新書發布會,偶爾還借給社運人士開會;每逢六四那天,這裏必定不做生意,酒倒是照樣提供,所有酒錢都捐給「天安門母親」。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間)了,很多東西,有了空間,就自然生長出來。」Grace 悠悠地說,每逢碰上示威遊行、社會抗爭的日子,酒吧的夜晚就特別興旺,聚集了各路來客,「或許在那些時候,人們特別需要抒發,唞氣(喘氣)。」

與丁何夫婦不同,Grace和她的71吧,在香港高壓艱難的這些年,成了安靜的陪伴者。

好像中國在驅逐你,讓你離開她

「酒吧就是“a bit of everything”(什麼都有一些的混合體)。」Grace 說,自己在71吧看到的社會百態,近年特別有趣。

有外國人來問她,“Wouldn't it much better if Hong Kong would still be ruled by the British?(香港繼續被英國統治不是更好嗎?)” “Fuck off, that's not the point! (滾開,問題不在這裏)。” Grace 罵回去。也有大陸人來發表評論:「政府說什麼你們都要聽。」Grace 說自己不理睬這種死腦筋的人。又有本地年輕人說,一定要武力贏得港獨,Grace 就在酒吧裏大喊一句:「如果有一天你們得勢,你們也會像中國共產黨一樣的。」

七一吧
71吧的夜晚,人流如織。攝:林振東/端傳媒

回歸20年,人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越來越分化,對中國的想像也越發不同。

Grace自己生於1953年,中學的時候正碰上反殖思潮,那時對中國有着浪漫的想像,一度想去中國鄉村義教英語,曾參加過保釣行動,曾經還想過能不能去參加越戰。在80年代讀大學的游靜也經歷過這樣的時期,1985年,游靜和一個女同學,兩個人一去環遊中國大半圈,從廣州坐火車經上海到了北京,又坐小飛機去了成都和九寨溝,去認識「遙遠又親近」的中國。

今天,Grace 仍認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卻已經完全沒有興趣去參與大陸的改革。「現在是完全不想回去了」,她說不清楚是如何漸漸改變的,只是現在的中國政府於她而言變得陌生又恐怖。提起「中國」,她馬上想到的是空氣污染、食品安全和強權統治,擔憂深港邊境的變遷和高鐵一地兩檢的問題。

丁南僑思想上的變遷則更加巨大。他的父親是國民黨軍人,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逃亡到港,給兒子取名「南僑」,意即南方的僑民。1976年考上香港大學數學系後,他熟讀中國歷史和文化書籍,會唱《三項紀律八大注意》等紅歌。在丁南僑看來,對比起高度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香港,當時聲稱走共產主義路線的中國代表着更進步的制度。他相信當時的論述——「苦難的中國終於有了明天」。

就好像中國在驅逐你,讓你離開她,我有這種感覺,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認識的那個真的為民眾服務(的政府)。

何芝君

後來到了美國留學,他還訂閱多本中國雜誌寄到美國,讓自己多了解國情,「有一個時期我會覺得其實我在香港長大只是因緣際會,如果不是因為爸爸媽媽在香港,我可能就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

當他帶着這份中國情意結回到香港後,各種變遷不斷顛覆他對中國的想像。「或許我們從來都不夠認識中國,」丁南僑說,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讓他失望,「香港一直說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但現在的自由越來越收窄了。」

「就好像中國在驅逐你,讓你離開她,我有這種感覺,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認識的那個真的為民眾服務(的政府)。」一旁的何芝君忍不住說。

返回香港定居後,丁南僑開始反思人們的國族認同,對此慢慢產生懷疑。最近這些年,他和何芝君的想法都有了改變:比起國家和民族等因素,他們現在更傾向以價值理念作為身份認同的依歸。

「一定要問我是哪裏人,我可能會說是地球人。」丁南僑笑着說,「如果你說你這樣的答案太奸詐了,比較準確地說,我應該是香港人。」

假若回到1992年,他還會選擇返回香港嗎?

丁南僑陷入沉思。「可能還是會回來,說不定。但我會理性地考慮我在一個地方做事是否適合,那個地方是否接受我,是否有意義,這個有意義不是無條件因為我是所謂中國人的身分而帶來的意義,而是經過思考的,理性的。」

理解是改變的基礎,「作為知識份子,我們別無選擇」

無論對於中國大陸還是香港,Denise 始終抱着新奇的眼光。她目前在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她的班上,大陸學生越來越多,而回溫哥華探親時,原來很多來自台灣、香港的鄰居,都漸漸換成了中國大陸人。

「中國」,是一個大家都越來越繞不開的因素。

「如果我以後長期會住在這裏,某程度我要明白到如何與越來越多移民到香港的內地人共處。」Denise說,她學習着如何向內地學生講述六四,也從他們口中了解大陸一線二線和三線城市的差別。

同時她也在學習了解香港。2011年,她從呂大樂教授處接手「香港史」一課,為此看了很多書,「自己要去學習這個故事,才知道這個故事很複雜,永遠都學不完,到現在都是。」

Denise
Denise 說,她在學習了解香港的故事。攝:林振東/端傳媒

游靜也有相似的感覺,在統一平靜的表面下,香港有着複雜的肌理,即使回歸20年,這裏的人對香港自身,對中國大陸,依然不夠了解。在她看來,去加深認識是改變的基礎,「作為知識份子,我們別無選擇。」

不過 Grace 有些灰心喪氣了。除了大時局的變遷,生活也處處逼人。酒吧租金每兩年就上漲一次,近來又因為牌照,晚上11點就要閉門,經營不易。2009年她患上乳癌,身體不好。酒吧前前後後開了將近26年,她開始想,不如將酒吧交給年輕的店長打點運作,自己回去多倫多陪陪兒女。

丁南僑和何芝君不久前都退休了,不過他們都打算留下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努力。應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間學院」的邀請,丁南僑開始在灣仔富德樓開設民間課程,講《數字迷信》,前來聽課的許多都是下班後辛苦趕來的打工仔。沒想到教書遇上了教育局阻止,稱這些課程違反《教育條例》。丁南僑說起這些,倒是平靜。

「有機會教書的時候就教書,教不了了我就要寫文章反駁。自己年紀大了,我不會覺得需要爭執在這一刻,」他語氣平穩地說着:「有些事情我要長命做。」

游靜覺得,比起1997前,此刻的香港更加迷茫和不安——經濟上少了優越感,民主進程上難以帶動中國,就連自己也停步不前了。但她仍想留在這裏。

「我回到香港差不多18年了,覺得這是我人生中最正確的決定。」她爽快地說,又補充了一句:「當然一生人之中也做了很多錯的決定,只是這個比較正確。」

游靜覺得,回到香港是她人生中最正確的決定。
游靜覺得,回到香港是她人生中最正確的決定。攝:林振東/端傳媒

Denise 沒有那麼肯定,她喜歡游離在社會的邊緣,感覺在邊緣更能看清社會百態。45歲的她最近重新看了一遍《另起爐灶》,看到1994年的自己:當時她在溫哥華,渾身活力投入同志運動,協助愛滋病感染者,每天24小時拿着手機聽熱線。

「有時我會想,我應該要變回紀錄片中二十歲的我,才可以做回一些有意義的東西。」Denise說。

「會不會死守香港呢?又不敢這樣說。如果香港到了一個很差很差的環境,你發現做什麼也是徒勞的話,我不一定還留在香港的。憑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有什麼地方能夠付出,能夠有意義地渡過餘下的日子……」丁南僑說,他希望這個地方,還在香港。

(感謝游靜對本報導的協助;感謝丁南僑、何芝君和丁逸勤,馬麗華,鄧芝珊參與拍攝;鳴謝香港真實影像協會所舉辦的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

(端傳媒實習記者伍振中、党元悦、陳欣媛、官琳對本文亦有貢獻。)

九七20年 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