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端给你听】离开过的他们，今天会留下吗？重访97纪录片中的香港人

【编者按】本文是端传媒七周年“读端给你听”Podcast特别企划的第七集，邀请到作者陈倩儿读出有声档，也欢迎点击这里，选择你喜欢的播客平台收听，用另一种方式打开端。

“20年了，你还能找到我，我还在香港，这本身就是一个statement（声明）。”电话接通了，这几乎是Mabel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一天前，我刚刚在纪录片中“见到”21年前的Mabel。画面是1996年的香港，她戴一副黑框眼镜，坐在兰桂坊的山路边上。那时她从美国回到香港刚满十年，在本地报社当记者，对香港前途问题蛮有想法：英国人和香港不过是“一起赚钱”的关系，而中国很陌生，尽管她的祖父母来自中国东北。

“九七之后，看看可否再忍受这里，或者自己想不想留在这里。”Mabel 对着镜头说。很快香港就要回归了，她的决定模棱两可。

这部纪录片名为《另起炉灶之耳仔痛》（简称《另起炉灶》），拍摄了回归前夕，一些香港人或家庭的选择：走，还是留？为什么？导演游静说，她捕捉的是一群漂浮的香港人，有的举家移民，有的回流香港。决定的背后，是隐隐的不安和复杂的身份认同。纪录片于1997年6月4日，在香港首映。

转眼2017。20年过去，片中人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年的问题，答案还是一样的吗？在即将到来的宏大纪念日，我找出当年的纪录片，想要问问片中人物，和当年一样的问题：走，还是留？为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

和Mabel通电话一个小时后，我在上环的“71吧”见到了她。我们围着一张高脚小圆桌，她熟练地点了一杯伏特加。早年她是这家酒吧的常客，近年少来了。54岁的她现在一家本地名校教英语，闲时去做义工，照顾流浪猫狗。谈起时局变迁，她比1996年沉静了许多，委婉拒绝了视频拍摄，她说：“我不去游行不代表不关心香港，对吗？”

小圆桌的另一边，坐着这家酒吧的老板马丽华 Grace，同样是《另起炉灶》的片中人。64岁的她是香港的老文青，一直心系社会运动。90年代初，她曾经短暂地逃离香港，把一对儿女都送去了多伦多，孩子留在那边，自己却在九七前回来了，守着酒吧。

那天是周五晚上，2017年6月2日，戒烟许久的Grace忍不住抽烟。“最近很depressed，特别是看了张德江的言论，他说什么？总之香港的权都是我给你的，我给你就有，不给就没有，”灯光昏黄，她瞪着一双大眼睛，“最近又开始想，要不要走呢？年纪大了，加拿大的家人都叫我回去，而且在香港，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酒吧里那一晚特别热闹。做媒体的，搞社运的，文艺圈的，人流穿梭不止，深夜11点，长毛梁国雄也来了，几乎每个人都要和Grace聊上几句。许多人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光顾Grace的酒吧，在它还是“64吧”的时候。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

64吧在兰桂坊一带，是 Grace 和另外六个股东一起办的，1990年12月开张，2004年结业，名字一半为了纪念八九民运，另一半向Beatles的歌 “When I’m 64” 致敬。Grace记得，在90年代，64吧也是文青、记者和社运人的基地，人们喜欢聚在这里喘口气，谈六四，谈香港的未来，也谈移民。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游静回忆说，80年代，人们曾经看到了希望——中国逐渐开放，香港有望“民主回归”，但1989年天安门的血腥变故中断了这份冀盼。90年代初，香港涌现移民潮，几乎每一年，都有五六万港人移民海外。

游静也在八九民运之后申请到纽约读书，后来留在当地教书，拍纪录片，参与同志组织的活动，表面如鱼得水，但心里却忍不住想：九七快到了，自己以后要不要回香港？那几年她经常去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参加电影节，每到一地，总发现在当地人眼中，香港人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香港人怕共产党、怕九七、政治冷感、没勇气承担历史，因此离开香港，又或是很势利的，‘为了揾钱、炒楼所以斩晒人哋啲树来起楼（为了赚钱、炒房所以把人家的树砍光了来盖房）’。”游静一口气罗列当时港人留给世界的“刻板印象”。

但真的是这样？她不甘心，开始在旅途中带上摄像机，每到一地，就找朋友介绍当地一些香港人，问他们：你为什么移民？为什么回流？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拍摄的过程长达数年，游静在理解香港人，也在理解自己。

游静找到 Grace 的时候，Grace 决定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凭借护理秘书的专业资格移民多伦多。政治上的恐惧是一方面，更实际的，是为孩子的教育。尽管决定了，心里还是有矛盾，移民通知下来，她拖到最后一天才去报到。

“如果大家生活得很好，只是去看人家如何被杀，那种无助感很大。”镜头前，她忍不住抽烟，还是想起六四。

移民洪流滚滚，但游静也发现逆流行走的人。

1987年，在加拿大读完大学之后，24岁的Mabel 决定回港工作。但回来之后，她的心态始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订张机票又可以走”，在香港的家，东西很少，“一个小时内便可以收拾搬走”。

可能还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国大陆，可能是香港。

1992年年底，一对知识份子夫妇——丁南侨和何芝君也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先后返回香港。他们俩一理一文，此前七年在美国读书，丁南侨读数学，何芝君读性别研究，后留校教书，岁月一切静好。

丁南侨在镜头前回忆说，有一天在美国教书，课堂气氛很好，回家的路上他感受到一种满足感，但转念又想：“美国是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家，我为美国学生作出了贡献，其实是锦上添花。可能还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国大陆，可能是香港。”

香港与自己，似乎有种斩不断的彼此需要。这愿望越来越强烈，丁南侨夫妇最终回来了。但回流以后，这对夫妇始终存有担忧。纪录片拍摄的1995年，何芝君当时刚刚去了北京世妇会开会，她发现会上有大量公安，公然对着参会者摄影、摄像，“我发现他们很善于做一些唬吓人的工作…… 若你是在她主权下的一个公民，生活经常受这种箝制，久而久之…… 我想如果香港未来也变成这样，就相当可悲。”

在游静的镜头前，每个人的选择都殊为不易。游静说，背后正是香港人身份的吊诡性：“一方面对于香港这土生土长的地方有一种认同感，甚至价值观念深深植根在香港，但这种价值观念亦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候矛盾，有时候又非常亲密。”

游静当时无法预料香港的未来会怎样。她能做的，只是捕捉1997前那一个“很不安心、不肯定自己是哪里的”的香港。

我想知道如果我没有离开香港，会怎样？

“我没有想到，最后全部人都回来了。”游静说。

2017年5月31日，我们坐在元朗YOHO二期的一家咖啡馆聊天，这里一个多月前才刚刚启用，连同YOHO一期，占地110万平方呎，成为香港西北角最大型的购物商场。过去20年，香港见证了大商场的蓬勃扩张，凭借金融和零售业，人均GDP增长了67%，但与此同时，楼价也比1997年高出76%，让年轻人望尘莫及，在2016年，标志贫富差距的坚尼指数上升至45年来的新高0.539；另一边，民主政改的落空和越来越倾斜的“一国两制”也让人窒息。香港仿佛卡在了阴霾中。

“或许大家都是对介入社会有兴趣的人，”说起当年片中人物全部回流、没有再离开的原因，游静这么说。

移民多伦多之后，Grace 不适应，始终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更惦记着64吧和一群朋友，她最终在1996年返回香港，将孩子交给多伦多的妈妈和姐姐照料，自己不时去加国短住。

当年在温哥华还是学生的邓芝珊 Denise也回来了。八九民运过后，当时读中五的 Denise 被恐惧的母亲送到温哥华留学，两三年后，全家移民。当年Denise一边吃着牛肉面，一边语速飞快地对游静说：“我爸爸说过，如果我回中国工作，第一个拉去坐监的一定是我。他说，你这么多话，劈哩啪啦乱说话，肯定拉你。”

2003年年底，31岁的Denise 一个人回到香港。当时SARS刚过，亲友都劝她不要返回香港，Denise 没有听从。“作为一个女同志，我想知道，如果我没离开香港，我会怎样？我会否好像现在那么大胆？或者一样做现在的东西？”她特意征询了游静意见，受到对方鼓励，最终决心回港读博士，在地研究香港女同志议题。

游静本人，也正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和片中朋友的选择，在1999年回到香港，进入当时的理工大学教授多媒体设计及文化理论。她说，自己希望像丁南侨夫妇一样，回到香港，在熟悉的华语地区，做点事情。

对这群人来说，回来，意味着一种选择：他们选择，让自己未知的命运，和同样未知前路的香港相连接，共沉浮。

丁南侨和何芝君夫妇直接走在了行动的前线。他们一个是香港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一个是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但除了学术研究和上课教书，两人都投入大量时间参加社会运动。

何芝君身材瘦小，说话坚定有力，2003年50万人七一大游行、反高铁示威、反国教运动，乃至雨伞运动，她从不缺席。2012年，中学生发起反国教运动，59岁的她以绝食助力抗议；2014年，大学生发起公民抗命，“提前占中”，何芝君也通宵坐在人群中，最后被捕扣留12小时。

丁南侨敦厚稳重，回港后成为一个“非主流”的数学老师，和妻子一样，时常投入社会行动。雨伞运动期间，他支持学生罢课，到占领区去教书，他不相信数学只是一门纯科学，创新地开课讲数学与社会公义的关系。业余的时间，他负责“进一步出版社”的编务工作，出版关注香港政制发展的书籍。

在急速变化的香港图景中，两人成为坚定的社运战友。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间）了，很多东西，有了空间，就自然生长出来。

而在上环山路上，Grace 还是守着那一个小酒吧。

2003年，64吧结业后，Grace 曾经想以“retreat” 为名，开设新酒吧，寓意避静，休养生息。一个朋友不同意，认为不应退却，推荐改名“71吧”，纪念五十万港人上街、七一大游行的勇气，2004年，71吧在荷李活道上正式开业。

这里从来不仅仅是一个酒吧—— Grace在这个空间里举行放映会、新书发布会，偶尔还借给社运人士开会；每逢六四那天，这里必定不做生意，酒倒是照样提供，所有酒钱都捐给“天安门母亲”。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间）了，很多东西，有了空间，就自然生长出来。”Grace 悠悠地说，每逢碰上示威游行、社会抗争的日子，酒吧的夜晚就特别兴旺，聚集了各路来客，“或许在那些时候，人们特别需要抒发，唞气（喘气）。”

与丁何夫妇不同，Grace和她的71吧，在香港高压艰难的这些年，成了安静的陪伴者。

好像中国在驱逐你，让你离开她

“酒吧就是“a bit of everything”（什么都有一些的混合体）。”Grace 说，自己在71吧看到的社会百态，近年特别有趣。

有外国人来问她，“Wouldn’t it much better if Hong Kong would still be ruled by the British？（香港继续被英国统治不是更好吗？）” “Fuck off, that’s not the point! （滚开，问题不在这里）。” Grace 骂回去。也有大陆人来发表评论：“政府说什么你们都要听。”Grace 说自己不理睬这种死脑筋的人。又有本地年轻人说，一定要武力赢得港独，Grace 就在酒吧里大喊一句：“如果有一天你们得势，你们也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

回归20年，人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越来越分化，对中国的想像也越发不同。

Grace自己生于1953年，中学的时候正碰上反殖思潮，那时对中国有着浪漫的想像，一度想去中国乡村义教英语，曾参加过保钓行动，曾经还想过能不能去参加越战。在80年代读大学的游静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1985年，游静和一个女同学，两个人一去环游中国大半圈，从广州坐火车经上海到了北京，又坐小飞机去了成都和九寨沟，去认识“遥远又亲近”的中国。

今天，Grace 仍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去参与大陆的改革。“现在是完全不想回去了”，她说不清楚是如何渐渐改变的，只是现在的中国政府于她而言变得陌生又恐怖。提起“中国”，她马上想到的是空气污染、食品安全和强权统治，担忧深港边境的变迁和高铁一地两检的问题。

丁南侨思想上的变迁则更加巨大。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逃亡到港，给儿子取名“南侨”，意即南方的侨民。1976年考上香港大学数学系后，他熟读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会唱《三项纪律八大注意》等红歌。在丁南侨看来，对比起高度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香港，当时声称走共产主义路线的中国代表着更进步的制度。他相信当时的论述——“苦难的中国终于有了明天”。

就好像中国在驱逐你，让你离开她，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真的为民众服务（的政府）。

后来到了美国留学，他还订阅多本中国杂志寄到美国，让自己多了解国情，“有一个时期我会觉得其实我在香港长大只是因缘际会，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在香港，我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当他带着这份中国情意结回到香港后，各种变迁不断颠覆他对中国的想像。“或许我们从来都不够认识中国，”丁南侨说，回归以后，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让他失望，“香港一直说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但现在的自由越来越收窄了。”

“就好像中国在驱逐你，让你离开她，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真的为民众服务（的政府）。”一旁的何芝君忍不住说。

返回香港定居后，丁南侨开始反思人们的国族认同，对此慢慢产生怀疑。最近这些年，他和何芝君的想法都有了改变：比起国家和民族等因素，他们现在更倾向以价值理念作为身份认同的依归。

“一定要问我是哪里人，我可能会说是地球人。”丁南侨笑着说，“如果你说你这样的答案太奸诈了，比较准确地说，我应该是香港人。”

假若回到1992年，他还会选择返回香港吗？

丁南侨陷入沉思。“可能还是会回来，说不定。但我会理性地考虑我在一个地方做事是否适合，那个地方是否接受我，是否有意义，这个有意义不是无条件因为我是所谓中国人的身分而带来的意义，而是经过思考的，理性的。”

理解是改变的基础，“作为知识份子，我们别无选择”

无论对于中国大陆还是香港，Denise 始终抱着新奇的眼光。她目前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她的班上，大陆学生越来越多，而回温哥华探亲时，原来很多来自台湾、香港的邻居，都渐渐换成了中国大陆人。

“中国”，是一个大家都越来越绕不开的因素。

“如果我以后长期会住在这里，某程度我要明白到如何与越来越多移民到香港的内地人共处。”Denise说，她学习着如何向内地学生讲述六四，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大陆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差别。

同时她也在学习了解香港。2011年，她从吕大乐教授处接手“香港史”一课，为此看了很多书，“自己要去学习这个故事，才知道这个故事很复杂，永远都学不完，到现在都是。”

游静也有相似的感觉，在统一平静的表面下，香港有着复杂的肌理，即使回归20年，这里的人对香港自身，对中国大陆，依然不够了解。在她看来，去加深认识是改变的基础，“作为知识份子，我们别无选择。”

不过 Grace 有些灰心丧气了。除了大时局的变迁，生活也处处逼人。酒吧租金每两年就上涨一次，近来又因为牌照，晚上11点就要闭门，经营不易。2009年她患上乳癌，身体不好。酒吧前前后后开了将近26年，她开始想，不如将酒吧交给年轻的店长打点运作，自己回去多伦多陪陪儿女。

丁南侨和何芝君不久前都退休了，不过他们都打算留下来，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努力。应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间学院”的邀请，丁南侨开始在湾仔富德楼开设民间课程，讲《数字迷信》，前来听课的许多都是下班后辛苦赶来的打工仔。没想到教书遇上了教育局阻止，称这些课程违反《教育条例》。丁南侨说起这些，倒是平静。

“有机会教书的时候就教书，教不了了我就要写文章反驳。自己年纪大了，我不会觉得需要争执在这一刻，”他语气平稳地说着：“有些事情我要长命做。”

游静觉得，比起1997前，此刻的香港更加迷茫和不安——经济上少了优越感，民主进程上难以带动中国，就连自己也停步不前了。但她仍想留在这里。

“我回到香港差不多18年了，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她爽快地说，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一生人之中也做了很多错的决定，只是这个比较正确。”

Denise 没有那么肯定，她喜欢游离在社会的边缘，感觉在边缘更能看清社会百态。45岁的她最近重新看了一遍《另起炉灶》，看到1994年的自己：当时她在温哥华，浑身活力投入同志运动，协助艾滋病感染者，每天24小时拿着手机听热线。

“有时我会想，我应该要变回纪录片中二十岁的我，才可以做回一些有意义的东西。”Denise说。

“会不会死守香港呢？又不敢这样说。如果香港到了一个很差很差的环境，你发现做什么也是徒劳的话，我不一定还留在香港的。凭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有什么地方能够付出，能够有意义地渡过余下的日子……”丁南侨说，他希望这个地方，还在香港。

（感谢游静对本报导的协助；感谢丁南侨、何芝君和丁逸勤，马丽华，邓芝珊参与拍摄；鸣谢香港真实影像协会所举办的香港纪录片回顾专题）

（端传媒实习记者伍振中、党元悦、陈欣媛、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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