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放過楊舒平吧，讓我們來談談原則

【編者按】端圓桌日前發起《中國留學生畢業演講「辱華」？我們該如何優雅批評自己的祖國？》話題，桌友們討論熱烈，端小二昨天精選了其中一條評論，獨立成文（《馬里蘭畢業詞風波：兩種極端，來自一種「不能表達自我」的壓抑》），與大家分享。

今天收到一位在美留學生來函，談談這件事情，看看她怎麼說？

端小二與同伴們，也希望你進來圓桌看看哦，希望這裏可以成為跨地域的交流平台，大家一起無顧慮地聊聊天，交流生活經驗，一起成長。

請放過馬里蘭大學女生楊舒平吧，她早已不是這場爭論的關鍵。

她所謂的「香甜空氣」是字面意思還是另有深意的隱喻，昆明的空氣有沒有必要讓她天天出門戴口罩、她演講辭的內容是否體現出與優秀畢業生相稱的深入思辨能力和感染力、她說這番話是由衷之言還是為了迎合想像中聽眾的刻板印象……這些具體問題，橫看成嶺側成峰，辯論再久也不會有共識。

能產生共識的只有「原則」。一個社會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就在於是否有一些共識性的原則加以維繫。

在一部分人看來，此次事件涉及的關鍵原則是：中國人在國外，如何才算有尊嚴？愛國是不是有尊嚴的必要條件？怎樣才算愛國？在另一部分人看來，關鍵原則則是：對於你所不同意、乃至厭惡的言論，該採取什麼方式應對？寬容和苛責的邊界又在哪裏？

對原則問題沒有共識，沒有主次

這場風波之所以如此暴戾，正是因為在這兩個關鍵問題上，我們都還沒有找到共識。是一種缺少共識的焦慮感，讓爭論變得格外傷神。

關於前者，中國人在國外，一定要時時以愛國為己任嗎？「愛國」意味着什麼？對自己國家的批評是否就是不愛國？如果說只有適當的批評才能算作愛國，何為「適當」？「適當」的標準是反映50%以上中國人的民意嗎？這又怎樣才能測出來？

設想，假如發言的不是一位看上去成長順遂的年輕姑娘，而是一位盲人，她對比中美兩國殘疾人服務和教育設施的差距，感慨來到美國給了她在中國幾乎不可能的教育和成長機會，這算「不愛國」嗎？這值得批判嗎？

關於後者，就算一個人的公共言論引發部分人的不悅，或在事實上值得推敲，他/她該受到什麼樣的回應？被人肉搜索、家人的安全和名譽同時受到威脅，也是「活該」嗎？或者，什麼樣的言論才值得承擔這樣的後果？這個標準又該由誰判定、如何判定？

大家都樂於評論都楊舒平的演講水平和內容，卻忽略了這個問題：即使她有錯，該不該對她「寬容」？作為參與公共生活的一個準則，是把某個發表了不受歡迎觀點的人 「批倒批臭」更重要，還是和保障個體基本的表達權更重要？

我們不僅在以上兩個關鍵的原則問題上沒有共識，更麻煩的是，這兩個問題是否分主次、誰為主誰為次，沒有共識。當一部分人堅持只談第一個問題而覺得第二個問題很荒謬，而另一部分人認為在商定第二個問題之前第一個問題沒有意義的時候，這場爭論註定只有消耗，沒有產出。

這樣說不是要騎牆，假裝理中客地「一碗水端平」。要求兩種偏好的人都心甘情願地各退一步，將兩個問題的探討齊頭並進，這只存在於理想狀態之中。共識的產生，不太可能是這樣。更大的可能性是，其中一種人的偏好將佔上風——不管是內部輿論機制的運作，還是外部環境的誘導所致。社會共識的形成，從來不會是不偏不倚的「公理自在人心」，而是歷史的塑造與行動者爭取的結果。

恰好兩個陣營的人，對於自己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又有針鋒相對的看法。認為「愛國」問題更重要而「言論自由」問題是在混淆視聽的人，很可能認為，「言論自由」是一個根源於西方的外來意識形態，其背後是帶有帝國主義原罪的國際秩序， 對手憑藉這套話語體系在仍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環境中享有特權。他們深信西方自由民主的困境已經彰顯了這套秩序的弊端，歷史的負債將有償還的一天，時間將站在他們這邊。

而相反，認為「言論自由」才是根本價值、「愛國」只可相對而言的一派，則更多看到了國家制度環境偏向於對手，自己處於被打壓的弱勢一方；但他們仍然相信自己倡導的價值藴含的無非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只要足夠耐心就可以說服更多人。

楊舒平事件中兩個原則優先性的爭論，也反映了中國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的微妙歷史處境。自清末開始有留學生以來，這個群體一度肩負着向「先進文化」取經、豐富與改良母國社會的使命。體察本國之不足、在西方國家採取虛心向學的態度，本寫在「留學生」這一群體的文化基因裏。但到了2017年的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留學」的屬性則更多成了一項文化奢侈品。隨着傳媒發達，美國國內政治與社會問題更多為世人所了解，這個國家的「制度優越性」亦愈發受到質疑。

從「學習西方先進」到「為本國成就正名」

最早用「辱華」標題定性楊演講辭的《北美留學生日報》公號，之所以能夠通過在留學生群體中取得10萬+的轉閲，從而製造了波及全網的楊舒平事件，正反映了中國留學生文化中，「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傳統逐漸向「為本國成就正名」的情緒轉移，達到了一個臨界點的爆發。上述兩個原則問題，一個是貫穿中國自19世紀以來歷史渴望「自強」的民族主義情感，另一個是與西方交流後習得的自由主義精神；原本並不見得有本質衝突的二者，在國際關係風雲變幻的背景下，被人為設定為互為競爭的兩極。

兩個陣營的論爭，還會在中國和世界關係的嬗變中繼續下去。不幸的楊舒平，成為了這場綿延不絕的論爭中一個引爆點——點燃引信的，是《北美留學生日報》這樣精明的「輿論企業家」，他們精準地嗅到共識混沌期社會的敏感點，推波助瀾，理直氣壯。對於個體的傷害，他們輕佻地「深表遺憾」，卻無以為戒。但我們所處的時代意味着：沒有楊舒平，也會有別的人和事；沒有《北美留學生日報》，也會有別的點火者。

最後，讓我亮明我在這場爭論中的立場——本文至今雖然嘗試跳出立場分析形勢，卻絕不是要在兩種立場之間和稀泥，說一些「兩邊都要考慮到」的正確的廢話。我認為，楊舒平言論所表達出來的對中美兩國的感情，是她個人的自由，只要她不將她的個人偏好強加於別人，則無可非議。即便她以優秀學生代表的身份發言，也沒有理由認為她的個人觀點會被視作其他中國學生的集體觀點，她並非中國學生的民意代表。她演講中對某些細節的描述或有誇張，但總體來說於中國現實並無硬傷。大可通過各種渠道對她批評糾正，但與觀點爭論無關的人身攻擊、人肉搜索、乃至危及家人，比起她這番話所造成的任何誤解，都更值得我們抵制和警惕。

說出我的立場，並不是指望這樣就能說服不同意我的任何人。只是想說：正因為我們處在一個原則立場的混沌期，正因為這不可能是一場速戰速決的論爭，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勇於表明自己的立場，勇於在爭論中參與公共生活。在建構共識支柱的過程中，最大的危險不在於觀點的迥異，而在於缺乏耐心和毅力——這是因為，長期的消磨會將許多原本立場清晰的人變成虛無主義的政治無感者。而當大部分人選擇冷眼旁觀各種政治論爭的時候，也將會是整個社會最容易受到弄權者和野心家擺布的時候。那才是最危險的時候。

廖若 （在美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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