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七暴動，仿似一個羅生門。
由於歷史資料匱乏，自1967年爆發以來，50年來許多真相一直懸空，不少說法未能考證。對於一些重要疑點，左派有左派的說法，警察有警察的理據，群眾有群眾的見證，許多事件細節，就算學術界也不能得出定案。他們沒完沒了的爭拗什麼？「真相」與「真相」之間又存在什麼落差？端傳媒為此羅列了八大待解之謎，為大家一一講述。
一、周恩來是香港罪人還是恩人？
中共建國後， 周恩來指示香港事務，對港奉行「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政策。在政治局勢極為混亂的六七暴動期間，作為最高領導人之一，周恩來是全面知情、遙控暴動的決策者？抑或挽救香港、制止災禍蔓延的救贖者？
不少人或有粗略印象，認為「六七時期」香港左派與內地溝通機制失效，周恩來對香港的情況不知情。然而，根據《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獲得的吳荻舟先生《67筆記》發現，當時有外辦、外交部同中央調查部人員組成「港澳聯合辦公室」，吳荻舟擔任「群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這意味著，即使周恩來面對中央文革及造反派的衝擊，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但他對香港暴動情況仍然有相當掌握。
那周恩來的取態如何？從勞資糾紛，到罷工罷市，再到炸彈浪潮，他的角色有變化嗎？
根據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歴史 》（《地下陣線》），196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來通過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傳送指示到香港，文化大革命不會擴大到香港， 進行任何革命行動將毀掉中共長期在香港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但文革衝擊了中國外交事務，外事革命領導小組奪了負責香港日常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權，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直接監督中共在香港活動的頂頭上司。儘管周恩來仍在其位，但香港的左派不確定他是否仍完全掌握香港事務。此時，周恩來面對被趕下台的政治威脅，非常謹慎，不譴責香港的左派，試圖對暴動既鼓勵又抑制。另外，他亦專門下令在外交部設立香港事務專案辦公室，以監督、影響香港的決策。
根據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新蒲崗事件爆發後，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對港英鎮壓行動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而在5月22日港英警察毆打在中環花園道左派群眾後，周恩來向赴京請示的新華分社曾派副社長朱曼平透露，香港左派的行為是「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不想發動鬥爭。
不過，文革學者余汝信在其專著《香港，1967》卻認為，周恩來的態度內外有別，內部討論與自己對外以及官方對外的態度都有距離，整個案件處理過程曲折。與上述周恩來內部談話的態度相對，5月15日英國代辦處門前三天三夜的百萬人示威，以及5月18日十萬人參加的「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的暴行大會」，都是由外交部建議，周恩來批准進行的。周恩來更親自參加了5月18日的大會。
6月3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又是一例。這篇著名的社論經周恩來修改後批准發表，提出左派「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又稱「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同胞的強大後盾 」，這篇大大鼓動香港左派的聲勢，左派陣營據此更認為北京支持他們，甚至隨時收回香港。余汝信共列舉13個有關周恩來在「六七」的鬥爭活動和指導性意見，印證「北京介入香港鬥爭，是周恩來領導了整個過程。」
其後，六七期間炸彈浪潮席捲全港，全城陷入恐怖境地，周恩來是礙於形勢，默許這些行為，還是支持執行，未有答案。不過，不少材料都指出，周恩來曾經阻止更暴力的解放軍南下，避免香港提早「回歸」。
《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先生曾引述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才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
1997年，中國的《黨史縱橫》檔案亦披露，7月上旬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等人，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到了8月20日，陳伯達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了各項布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進攻，同時還組織3000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此時，周恩來聯名朱德、陳雲等多名老同志，寫信要求毛澤東暫停收回香港，最後意見被接納，拯救香港於戰爭邊緣。
八月是「六七」的關鍵月份，中共外交部被「造反派」奪權，而港英查禁左派外圍報刊《田豐日報》、《香港夜報》和《新午報》。就此，8月20日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限期到後，紅衛兵放火毀壞英國駐京代辦處，毆打駐華代辦。對此，周恩來極為憤怒，痛斥「造反派」負責人，並向英方道歉，乘機扭轉了政治風向。
六七暴動怎樣終結？根據江關生的著作《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不少左派中人都口徑一致讚揚周恩來力挽狂瀾，特別提到年底周恩來把香港工委的負責人全數召回北京開會，收拾殘局，「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
為何突然剎停香港的暴動行徑？當中又有何考慮？這些至今仍是一大問號。
「六七」持續8個月之久，在這樣極端的政治形勢下，周恩來的角色關鍵而複雜。他在不同場合的表述反覆，既批准鬥爭行動，又曾阻止軍隊。究竟他在不同事件的角色為何，取態有沒改變，在中共內部資料高度保密的情況下，留下一大疑團。
二、六七政治犯在白屋遭受虐待？
暴動期間，有52名左派要員未經審訊，被扣押到摩星嶺集中營（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一年多。他們在扣押時的生活究竟如何，似乎都是一個謎。
1967年7月18日，香港華人革新協會永遠名譽會長蔡渭衡被關進摩星嶺集中營。他獲釋後在《明報》撰文說，每人均被囚禁在狹小密封空間，牆角有強風機，天花板是一盞大射燈。蔡渭衡憶述，「整天不停的嘩啦啦機聲」加上「眩目刺眼的燈光」，使人「難以入睡，在那裏分不清白天黑夜」。
他續稱，單獨囚禁的政治犯與外界隔絕，「三面牆上都裝有窺鏡」。房間裏沒有廁所，很多犯人逼於無奈在房間裏就地解決。另外，集中營的膳食也很折磨惡劣，「夾雜著沙石的米飯、臭鹹魚仔及半杯茶」。
但有些政治犯卻不認為摩星嶺集中營是如此不人道。
前中共地下黨員、暴動時任職水務局華人職工會理事劉文成，在1967年8月1日被關進集中營。他在自傳裏，雖然同樣指震耳欲聾的抽風機和刺眼的燈，但劉文成說他們並非過著毫無人道的生活。他記得他們每天有15分鐘的放風時間，兩個人外出的時間可長些，「到後來全部五十二人一齊放風，很熱鬧，有節日就和藝人一齊大合唱革命歌曲慶祝。」
劉文成又指，政治犯家屬可以來探訪，「好像每兩個星期或是一個月可以探一次」。家屬們每次都帶大量水果給他們，「一天我們可以吃三至四個橙」，他甚至記得當時有守衛跟他們說，住在集中營「酒店還好，有人幫你洗衣服，大小便又有人看管。」
三、1967年4月 —— 人造膠花廠工友被壓榨了嗎？
4月13日，新蒲崗一家較有規模的人造膠花廠爆發勞資糾紛，到了5月，紛爭更燃起暴動的苗頭。
廠方當時頒布十項新廠規，包括取消三班制加二津貼；將可獲加10%獎金的標準，由每期（半個月）的120元增至160元，兩期工資不到160元即被開除；不准無故請假，請假後不留機位；如非正常壞機將被處分等等。
頒令後，有工友大為不滿，認為資方壓榨員工，開始怠工。資方與部分工人交涉不果後，於4月28日以「收縮生意」解僱了92名工人，並在翌日關閉了西環總廠和新蒲崗啤機部。被開除的工人留守新蒲崗大有街工廠，持續到5月初，氣氛持續升溫，劍拔弩張。
左派一直指責資方無情，並且得到當時不少輿論支持。例如香港大學校園刊物《學苑》便批評，「資方的手段跡近剝削，而且絕對無理。這種剝削情形的存在，實在是香港的一個大污點。」
但當年一些記者和工人有不同的說法。
根據《明報月刊》1967年7月號，記者走進工廠實地採訪後發現，工廠啤機部倘若維持正常效率，每期薪金最少可達200元，最高至400元，故此有意見認為新例要求員工兩期資金達160元，並非苛刻。
另外，工廠非左派工人說，以往資方管理寬鬆，部分工人因而懶惰成性，每天僅工作數小時，生產額不達預期，資方未能定期交貨才決定訂立新例。
資深傳媒人張家偉在其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都引述了人造膠花廠一名高姓工人的話，他說「我們老板頂好了，工資頂高，福利頂多」，而且他發現廠內很多機器順壞，「損壞的地方，本來並不容易損壞，證明受人蓄意破壞機器」，所以新例僅用來對付廠內少數「懶做貪吃」的害群之馬。
四、1967年5月 —— 警方介入新蒲崗勞資糾紛，暗藏陰謀？
5月4日開始，警方開始進駐新蒲崗大有街。
隨後兩天，勞資談判破裂後，廠外愈發緊張。5月6日，廠外工友阻止廠房兩輛大貨車出貨，示威工友蕭劍輝聲稱被管工孔彪踢傷，群情霎時洶湧。有人在擾攘間，乘亂從後面咖啡檔扔擲鐵摺椅入人群中，場面迅即失控。
防暴警察見狀到場，封鎖鄰近街道，並跟在場工人發生衝突；封鎖線外的數百名工人瞬時鼓噪，不住投擲鐵罐、玻璃樽。按《明報》報導，「防暴連」最後拘捕了21人，同時在混亂中打傷多名工友。
大有街這場警民衝突頓時成了全城焦點，各大傳媒紛紛以「大有街突起騷動」、「九龍的暴力」（Violence in Kowloon）起題。
而問題來了，為何一場勞資糾紛，會頓時變成大型警民衝突？
在左派眼中，警方忽然介入新蒲崗這紛爭，是有計劃，有預謀，是港英政府與資方精心策劃的「血腥鎮壓」。
當時有說法指，人造膠花廠東主跟警方總華探長呂樂同屬潮州同鄉，當廠方一陷入麻煩，便會馬上得到警方撐腰，然而說法來源一直未能考證。除此之外，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則聽聞警隊中有人收了資方賄賂，因而動武打壓工友是份外用力。
不過，其他媒體如親港英政府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就認為，警方突然介入新蒲崗勞資糾紛，並不如左派認為是警方與資方狼狽為奸；他們指，澳門爆發「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其後管治威信掃地後，港英政府擔憂步澳門後塵，特別看到香港左派在工潮中躍躍欲試，彷彿密謀挑戰政府權威，港英以防萬一，才介入新蒲崗糾紛。
五、 1967年5月 —— 花園道的「血腥鎮壓」是偽裝出來的？
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的警民衝突發生後，左派鬥爭意識日趨激烈。5月17日，各界鬥委會共17名代表到中環港督府遞抗議書，以及要求跟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見面被拒，及後一天抗議持續，惟港府依舊不答應見面。到了5月19日，抗議規模擴張，逾千名左派學生、工人、機構成員手持《毛語錄》，輪流到港督府呼喊語錄內容、口號，並貼上數以百計的大字報。
面對左派示威，政府一開始冷處理，表現退讓克制，對左派人士的舉動沒太多控制。不過，隨著左派聲勢越見浩大，港府當局漸漸失去耐性，到5月22日，流血衝突終再次出現。
早上10時許，百多人的左派小隊途經花園道口時，被那裏佈防的防暴警察阻截。僵持了約20分鐘後，左派隊伍執意前行，衝突於是一觸即發，警察揮棍毆打、拘捕示威者。示威者不少頭破血流，染紅了花園道，是為「五二二事件」。
但有爭議認為，這場大規模的流血場面，是左派的偽裝。
在港英政府的描述裏，這些畫面是有預謀的做假。事後，政府新聞處如此描述衝突場景：「整個（左派）隊伍熟練地立即倒作一團，被安排在隊內中之女子開始表演用血塗他們的臉孔。當『傷者』從他們袋內取出他們為此目的一直帶着的繃帶時，這齣假劇達到最高潮。」政府一直強調，左派臉上的血跡是紅汞。
但對此，左派矢口否認。傳媒人張家偉另一「六七」專著《傷城記》採訪了當日帶隊、時任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他沒有看過任何示威者在「演戲」：「我當時看不到有人帶繃帶紅汞，何必那麼低劣？」
除了左派，當時駐守港督府的警員陸啟鎏都指，確實有左派群眾帶紅汞，「但不能說這是喬裝作假，這是救急用品。」
可是張家偉透露，有一位曾任職左派招商局的員工告訴他，他與同事收到公司指示前往港督府抗議時，皆有帶備紅汞。上司事前跟他們說，一旦與警察發生衝突，立刻把紅汞淋在身上，「製造港英鎮壓的『證據』」。
那麼真相如何？還等待着更多考證。
六、 1967年7月 —— 沙頭角槍擊事件：誰射殺香港警察？
1967年7月8日早晨，香港境內的沙頭角邊境警崗有群眾聚集叫囂，警方以催淚彈及木彈驅散，其後300人倏然從華界闖入英界，以機槍攻擊警崗，雙方爆發槍戰。內地武裝份子一度將警員圍困，港府急調駐港踞喀兵（Gurkhas），雙方對峙至傍晚平息。
這次事件釀成5名香港警員殉職，12人受重傷，左派報章則指中方1人死亡，8人受傷。然而，究竟槍擊為中方哪個級別的人員所為，一直未有定論。
當時的港英官方公佈，「未見敵方有任何穿制服的人員參與這次射擊行動」；署理港督祁濟時（Michael Gass）則認為中方邊境好戰的村民（包括民兵）挑起，行動獲地方當局批准；而香港警方政治部《對邊境安全的外來威脅的評估》則指沙頭角鬥委會潛逃內地的成員發動襲擊，駐守邊境的解放軍默許中方民兵攻擊英方邊境。
但根據中方資料、文革學者余汝信在其專著《香港，1967》分析，中國外交部會議裏兩次提及「我邊防哨兵」，指出中方承認在邊境衝突中動用了軍隊，不排除是小規模的邊防部隊。2013年，原廣東省軍區守備部隊參謀亦在《深圳文史》中披露，參與沙頭角槍戰既有中國民兵，亦有解放軍7085部隊，進一步證明了解放軍參與其中。
七、1967年8月 —— 林彬之死：誰執行「鋤奸突擊司令部」的暗殺令？
1967年8月24日，商業電台主持林彬與堂兄弟林光海在早上駕車離開九龍窩打老道寓所，前往九龍塘廣播道商台上班途中遭到伏擊。三名「修路工人」突然截停車輛，投擲汽油彈，二人燒至重傷，林彬翌日不治，林光海則在六日後傷重身亡。
林彬生前曾主持電台節目《大丈夫日記》及《欲罷不能》，嘲諷抨擊左派，長期收到各種恐嚇。
林彬被焚燒的當日下午，左派報章《新晚報》刊出自稱「鋤奸突擊司令部」的匿名者發表的公告，聲稱兇手「應港澳愛國同胞的要求」，已「執行民族紀律」，「將林逆正法」。
「鋤奸突擊司令部」到底是誰？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未有解答。社會主流認為是左派所為，但左派從未公開承認罪責。自稱前中共地下黨員、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曾在《立場新聞》撰寫《回憶林彬兄弟慘案》，說兇手為某間商會鬥委會屬下的「戰鬥隊」所為，而其中一名成員後來移民澳洲。
張家偉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就指出，一位來自福建、畢業於左派學校的20歲許姓人士，曾向同鄉表示自己殺害林彬，事後逃到福建南安市官橋鎮老家。
真正兇手是誰？這至今仍為懸案。
八、1967年8月 —— 北角清華街炸死兩姊弟，是左派做嗎？
1967年8月20日，8歲的黃綺文及其2歲（或有稱3歲）的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誤觸土製炸彈慘死，全城嘩然。警方懸紅二萬五千元緝兇，而立法會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甚至建議政府對放炸彈者，處以死刑。兇手至今依然未落網。
社會主流均認為，炸彈是左派中人放置的。自7月12日，大埔戲院街大埔鄉事委員會一枚定時炸彈爆炸後，左派便在城內不斷放炸彈，而左派報章更稱許此等行為。比如《大公報》在7月27日的報導就形容炸彈為「懲港英炸彈」，「爆炸聲大長港九同胞的志氣，大滅港英法西斯的威風」。
而詭異的是，當清華街兩姐弟被炸的消息一出，全港報章翌日皆有報導此轟動慘案，唯獨《文匯報》與《大公報》隻字不提，令兇手為左派中人的嫌疑色彩更濃。此事為六七暴動的轉捩點，群眾轉向支持港英政府。
多年來，左派閉口不談。近年開始，部分左派人士圖為事件翻案，否認是他們所為。
比如2010年，由六七少年犯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就在其網頁指出，那個炸彈既沒標註「同胞勿近」，清華街又為「掘頭路（盲巷），完全不符合左派擺炸彈的條件」。
另外「六七動力」又強調，當年清華街一帶是「左派機構的宿舍所在地」，炸彈放在車頭蓋上，而「該車停放之處恰是當年新華社領導宿舍外面」，所以他們覺得左派不會刻意在那裏放炸彈傷害自己人。
曾任職《文匯報》的周奕也在其2009年出版的專著《香港左派鬥爭史》提出類似的質疑：「為什麼要把辛辛苦苦搞出來的炸彈冒險擺放在該處？」他認為「在這裏放炸彈只會傷及無辜，如此做法只會招來居民的反感，對誰有利？答案只有一個——港英。」
多年來被主流定性了的清華街慘劇，近年部分左派力圖翻成懸案。
參考書目：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 張家偉：《傷城記：67那些事》（香港：火石文化，2012年）； 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年）； 陸恭蕙：《地下陣線 :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香港 : 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 : 利訊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