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筆記：鼠疫裏的異鄉人（下）

本文上篇已於2017年4月29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2010年下半年之後，環境一點點惡化。並不是說此前環境有多好，而是這幾年總如此，在我們以為事情糟得不能再糟的時候，發現又糟了那麼一點。

後來我寫了一篇小說，寫一個男人在六十年代末期，「十二月時河水似凍非凍，澆在身體上嗞地一聲，河面下有巴掌大的小鯽魚半浮在水中，往遠處望只是濃白霧氣，罩住自己的過往與當下，白軒墨冷木了，有時候會疑惑為什麼這一切總是不醒」。我們就是半凍於河水之中的小鯽魚，越睡越冷，總是不死，總是不醒。

在此之前，我們幾個家庭大致算有正常生活。蕭瀚是大學教師，時不時在媒體上發表文章，他的博客雖然總被刪帖，但總還是留在那裏，「上面」偶爾會有人通過學校提醒他，不要對某些問題發言。但這些提醒雲裏來霧裏去，不妨礙我們沉浸於婚姻生活，在夏日的半夜十二點走長長的路去吃烤串，燕京冰涼，板筋上灑滿辣椒粉，饅頭不刷醬。吃飽了走回家，夜風撩人，月光照出前路，我們故意不去看兩旁的沉沉陰影。

郭玉閃從公盟退出之後，專心主持傳知行，這是一個專注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 NGO。那個時候他還算一個能露臉的人，穿西裝打領帶上電視評論經濟問題，他平日裏是個確鑿無疑的胖子，上屏幕後卻顯得瘦，一張大圓臉自有稜角，讓不到85斤的我大感人生不公。阿潘把這些節目發給父母看，因為他們從來沒搞清楚過女婿到底做什麼工作。他已經時時被軟禁在家中，我們就打老遠的車過去看他，樓下停一輛破舊中巴，看見「他們」在如此寒冷的冬夜裏也不敢打開車內空調（大概是費油不能報銷），我既覺痛快，又覺憐憫。半夜三點我們出來，寒風捲出刀刃，車裏有人警覺地下來，問：「郭老師沒出來吧？」聽說他們都是派出所的「外聘人員」，為一點微薄工資，整夜不能睡覺，玉閃真慘，他們卻也是。

我們的鄰居王力雄（剛認識蕭瀚的時候，知道《天葬》和《黃禍》的作者就住在樓下曾經讓我感覺極為魔幻）說起過，在某一段「敏感時期」裏（「敏感時期」的定義非常含糊，兩會前後、六月初、七一、八一、十一……每敏感一次一個月，到最後，你很難找到連續兩週的「不敏感時期」），樓道里負責看着他的人都是二十歲出頭的小朋友，一問是公安大學大四的學生，這屬於他們的「畢業實習」。力雄嚴肅地和小朋友們談心，痛心疾首說：「二十幾年前，和你們一樣年齡的大學生們在為中國爭自由民主不惜流血，你們想想自己在做什麼？！」小朋友們唯唯諾諾，不敢應答，也許壓根沒有聽懂，畢竟我們認識不少一流大學的學生，早早過了英語四六級，卻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我曾經有個編輯，88年出生的小姑娘，聰明漂亮愛讀書，她讀了我以六四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北方大道》，說特別喜歡，卻又問我，到底男主角為什麼要坐牢。這是一個很悲憤的故事，力雄講的時候一定是自帶諸如柴可夫斯基《悲愴》這樣的背景音樂，但不知道為什麼，每個聽到這故事的人都會哈哈大笑。

被人「看住」也是一件難以定義的事情。最糟糕的像余傑、劉敏，每天遞出去一點錢拜託「他們」幫着買菜，到後來家裏現金用光，山窮水盡。或者胡佳、金燕，有一天她清晨起床，發現客廳裏睡着幾個陌生人，像有人在拍一部沒有耐心鋪墊就驟然高潮的恐怖片，她只能失聲尖叫。或者劉蘇里老師，在被看住的時候他和「他們」發生爭執，腰部受傷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月，我們幾次去探望，絡繹不絕有人送來美食，煥萍姐（劉蘇里妻子張煥萍）念念不忘我在病房裏吃了一頓極其豐盛的大餐後，還自顧自洗了一個起碼半斤的進口紅蘋果。

就像凱爾泰斯在《無命運的人生》中描寫奧斯維辛居然也有幸福時光，我們的故事也偶爾夾雜着魔幻喜感。如果是被人「看住」卻又允許外出，意味着進出有「他們」的專車接送，郭玉閃第一次來我們家裏，正是因為恰好有專車。（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那個夏天，玉閃又被緊緊看住（天知道拜登訪華和他有什麼關係），一番爭論之後，他和阿潘坐上專車，來後海和我們吃飯。開車的國保順便帶上老婆孩子，因為據說他們也很久沒有機會一家人出來走走，晚風清涼，水生漣漪，對異議分子與秘密警察一視同仁，在湖邊散步的時候，我們忍不住揣測，「他們」會走在哪一條路上。過了三個小時，大家各自享受完後海的夏夜，他們兩個背景迥異的家庭，坐上同一輛車離開，先走平安大道，再上四環，最後進入八達嶺高速，在我的想像中，這應該是某部庫斯圖裏卡電影中的長鏡頭，而非我們實打實的人生。

和「他們」相處時間長了，大家生出一種難以界定的感情。浦志強會給樓道里看守的人開門煮餃子，據說伊力哈木因為同情心，一度讓看他的人睡到客廳裏。「他們」還滿懷誠意讓郭玉閃給自己孩子開書單，詢問他怎樣可以讓小朋友熱愛讀書好好學習。力雄也說過，有一年他和妻子唯色在一家好利來吃冰沙，遇到一家三口，丈夫穿褲衩拖鞋，妻子看起來温柔賢惠，帶一個可愛極了的小男孩。那是一直負責「看」他的警察，然而他們像正常關係的兩家人那樣寒暄：吃過沒？吃過啦。好利來的蛋糕不錯。是啊，麵包也新鮮。力雄摸摸孩子的頭，兩家人微笑告別。這些瑣碎小事總讓我感覺分裂，就像「他們」第一次來家裏，我生氣蕭瀚給他們泡上好茶，還拿出我最愛的蔓越莓乾，真的像在招待客人，我氣到躲在樓上裝作自己不存在。後來我也產生了倫理混亂，當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你很難簡單把他們看成這個邪惡制度的化身，你依然得有教養，講禮貌。但如果對邪惡的厭憎和恨意失去具體指向，我又會覺得自己身處虛空，搏鬥虛無。

前兩年我寫了一篇專欄，叫《我相信會有一顆鬆掉的螺絲釘》，在微博上轉了接近一萬次才被刪掉。專欄裏我寫到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裏她提出「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這個概念現在已經被太過頻繁的提及，導致了不少也許是出於逆反心理的批評，但我還是忘不了初次閲讀時的震撼，那種回想往事時清晰看到自己曾經參與作惡的痛苦。在我看來這本書裏有兩句話最能概括何為 banality of evil ，一句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本質，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質是把人變成官吏，變成行政體制中間的一隻單純齒輪，這種變化叫做非人類化」。另一句是「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持」。

我還提到猶太作家喬納森•利特爾的《復仇女神》，他用一本長達七百頁的小說闡釋了阿倫特發明的這個詞組：「國家機器是由沙子一樣易碎的堆積物組成的…它存在，是因為所有人都同意讓它存在，甚至，連它的犧牲者也同意，而且常常直到最後一分鐘。沒有了那些赫斯，那些艾希曼，那些果哥利茲，那些維辛斯基…一個斯大林或者一個希特勒就只是一個充滿了無能的仇恨和恐懼的羊皮袋。」

就像我相信德國人中默默隱藏着一個奧斯卡·辛德勒，我其實相信「他們」之中會隱藏着一顆鬆掉的螺絲釘。「在這架龐大機器看起來運轉依然如此良好的時候，我相信會有一顆螺絲釘從中脱離下來，它甦醒着伸了伸懶腰，周圍的世界還是一片漆黑，但它已經努力閃出了自己的那點光。」寫這段話的時候我滿是信心，以為就像《悲慘世界》裏的沙威，他們中總會有人意識到，法律並不總是意味着正義。

但幾年過去，目力所及的範圍內，我沒有看到任何一顆鬆動的螺絲釘，玉閃被抓那晚，一直和他聯繫的國保在半夜兩點騙他開了門，院子裏湧進十幾個人，全程錄像，嚴肅程度堪比抓捕恐怖分子。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帶走玉閃，或者讓他自行前往公安局，但他們選擇了一個漆黑暗夜（大概自己也知道這件事見不得光），選擇當着他年邁父母和年幼兒子的面（半年過去，小朋友好像已經忘記了自己有個爸爸），阿潘在絕望中撥打了幾個朋友的電話，但我們都睡着了，手機又都是靜音，沒有人接聽她的電話。她獨自面對「他們」，而「他們」的人性好像自帶銅牆鐵壁，沒有軟肋，透不進光，容不下温柔。

專欄發出後不久，有個沒有頭像的微博給我發了一條未關注人私信，他說他就是我寫的螺絲釘，他說到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無可選擇。我忘記自己是怎樣回覆他的，我大概會對他說：你錯了，我們永遠可以選擇，必須選擇。命運中不可更改的那部分歸於上帝，剩下的，歸於選擇。

英雄是那些註定失敗的人

在境況發生點滴變化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時時意識到危險，可能是因為遲鈍，更有可能是當房間裏有一頭大象，暫時沒被踩死的人都容易選擇性失明。明知道洪水終會湧進生活，但水位只是緩慢增長時，我們開始還在高高興興游泳，後來又以為只要爬到高處，就能掙扎求生，卻忘記了頭上有天花板，我們早已接近頂點。

蕭瀚的博客被關。被學校停課。微博賬號不停被刪除。有一天我們去兩廣路上的孔乙己和朋友吃飯，快開到終點，一輛沒有牌照的桑塔納逼停我們打的黑車，兩個男人將蕭瀚拽出後座，塞進他們的車。我茫然在路邊站了一會兒，車聲喧囂，排出濃濃煙氣，每個堵在路上的人都煩躁不已，剛剛發生的事情對我而言是整個世界，但整個世界卻並沒有看到渺小的我們。我決定繼續去吃飯，賭氣般想要多吃點，吃完一碗米飯，又叫了一碗米飯。

他在半夜兩點回家，精神抖擻，吃了一飯盒我給他打包的生煎包，給我說，他們給他戴了黑頭套，去到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和他談了幾個小時，又戴上黑頭套把他送回家來，他沒吃虧，還抽了好多他們的煙。我無話可說，只能問他：「包子好不好吃？什麼餡兒的?」我後來再也沒有去過那家孔乙己，雖然裏面有我最喜歡的東坡肉，每次去崇文門都下意識想避開那個右拐路口。在某一個夏天，廣渠門橋下淹死了一個男人，當時我們在四川老家，新聞裏直播了對他的救援過程，我們就這樣，眼睜睜看着他被洪水沒過頭頂，走向死亡，在一個全年下不了幾場雨的城市裏，他死於一場暴雨。現實世界早已寫好寓言，我們不幸地在裏面扮演角色，無從逃避。

2012年4月底，警察來抄了一次家，蕭瀚被帶走八個小時。抄家過程像一場被反覆演習的噩夢，並沒有什麼超出想像的部分，當下我也不知害怕，只是一直神經質般翻一本加菲貓漫畫，加菲說，Look at the bright side，at least Mondays only happens once a week（想點兒好的，畢竟一週只有一個週一）。我想，哪裏有什麼光明面，如果週一就在前面。有個警察好像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先是感慨家裏有這麼多書，又開始詢問我「你們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到底能掙多少錢」，最後看到蕭瀚放在書桌上的毛筆字，嘖嘖稱讚了一會兒，說「喲，你老公真有文化，你看這字寫得多漂亮」。我再次混亂，不知道應該拿出怎樣的姿態面對他，無論怎樣，我都感覺自己有罪，要不有悖情感，要不有悖教養。

蕭瀚趕回來吃了我媽媽做的回鍋肉。他進門的時候我緊緊抱住他，我知道朋友中很多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經歷，但我還沒有，我希望自己不需要習慣。那天飯桌上郭玉閃也在，聽說蕭瀚被帶走，他很快趕過來，玉閃興奮而疲憊，不停抽煙，說自己好幾天沒有怎麼睡過覺，又躲閃着不說清楚為什麼。出於女人奇特的直覺，我突然問他：「你是不是把陳光誠弄出來了？」他沒有直接回答，對我眨眨眼睛，露出我熟悉的得意笑容，像小朋友把所有椅子壘到高處，終於從糖罐中摸到一顆糖，腳下椅子搖搖欲墜，其實已經沒有回到地面的路，但在當時，他只是高興真的吃到那顆糖。第二天，玉閃把藏在北京一家旅館中的陳光誠送入了美國大使館，這件事毫無疑問是他畢生榮譽，卻也是他即將被洪水吞沒的最後預警，水位抵達胸口，在後面兩年裏，他將越來越難以呼吸。

夏霖當時正在廣州出差，第二天他氣急敗壞來了家裏。夏霖是一個經常氣急敗壞的人，有一種自己渾然不知的幽默感，他給我講1989年的故事，他在重慶和同學們一起遊行，結束之後飢餓難耐，想買幾個沙坪壩著名的肉包子，有個姑娘（大概是因為長得美，被他牢牢記了二十幾年）嚴肅地對他說：「夏同學，北京的同學們正在絕食受苦，我們不可以吃肉包子。這樣吧，我們買幾個饅頭。」

我總覺得這就是夏霖一輩子的寓言，他天生應是個吃肉包子的人，後來卻因命運的差錯，始終在吃饅頭（現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裏，可能連好吃的饅頭也沒有)。大學畢業後他本來分配到某個派出所當刑警，他卻連報到都沒有去，直接離開體制做律師，一開始就是老闆，因為過於習慣有助手，生活至今不能自理，打字一直用兩根手指，在我們的悉心教導之下，他才學會了用手機上微博（獨自研究了幾個月終於知道怎麼發表情符號，興奮不已，一口氣給我發了十幾個），在我們幾個人的微信群裏，大家都叫他夏老爺。幾家人一起出去玩，等夏老爺起床是一件大事，蕭瀚會去他房間，給他泡好茶，再陪他抽幾根煙，夏老爺這才肯起身，和我們一起吃早飯。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看守所裏讓律師給我們帶話，自己挺好，吃得飽，偶爾有煙抽，週末能打牌，能看到書。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讓想像超出這些話語劃定的安全之地，在那裏，夏老爺真的過得挺好，我們無需掛念。

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經年入幾十萬，每天出入牌局酒局，儼然成功人士，在一次牌局間隙，他偶然看到餘世存的《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醜陋者不知道自己是醜陋的，他們只知道上輩們醜陋（無論上輩們自己的審美如何），他們只知道底層工人農民打工者是醜陋的（無論後者的精神如何自足），他們只知道在一個社會裏不成功是醜陋的（無論這個社會是否不義）。洪水會來，報應也會來。我為八九一代人痛惜。我更為中國痛惜。」這些句子在一個被酒精侵染的包間裏刺痛了他，在暗七對和清一色中，夏霖也有了自己的關鍵性瞬間，他辭職來到北京，和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在北大讀在讀研究生，花光積蓄，卻因為英語太差沒能拿到學位，他在課堂上認識郭玉閃，從此走上饅頭鋪就的茫茫前程。

這幾年他漸漸不怎麼能掙到錢，圈子內越來越多人在他那裏留着委託書，他幾乎成為身邊所有人的律師（玉閃被帶走的時候，和阿潘確認了夏霖的手機號碼），但當他自己被抓，我們才知道，他從來沒有給自己委託過律師。喝酒的時候夏霖總是氣急敗壞地跟蕭瀚說：「以前是資方律師，後來是勞方律師，再後來是人權律師，最後呢，成了異議分子律師，老子自從認識了你們這些人，狗日的人生的路就越走越窄。」這一兩年裏，他號稱要打入娛樂圈，信誓旦旦要帶我去見馮紹峰，他根本不知道誰是馮紹峰，只是聽我們私下裏八卦，那是個帥哥。

我至今沒有見到馮紹峰，因為夏霖已經被抓五個月。在被抓的前一個晚上，他來家裏吃飯，我用一點剁椒魚頭的剩湯給他隨便煮了碗麵。那正是玉閃被抓一個月，這個月裏他頻繁來我家，商量一些並沒有結果的事情，逼着蕭瀚陪他喝酒，理由是「喝一頓少一頓啦」，他不喜歡我們送書給他，因為打牌的人忌諱書和「輸」諧音，但他自己，倒是百無遮攔，一語成讖。

天色微涼，我們在露台上喝酒，像此前無數次他來家裏的晚上，吃我在淘寶上找到的一款泰國花生，裹着芥末，辛辣下酒，北京是一個野蠻荒涼的城市，因為有這些和朋友相聚的晚上，我們才留了下來。我時時想起那個晚上，我其實不是很想見到馮紹峰，我想見到夏霖。

我總覺得夏霖像是另一個我，本來好好地哼着歌漫步人生路，莫名其妙被情感拽進歪門邪道，我因為愛情，他因為友情。然而走得遠了，我們漸漸看清眼前這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安徒生早就寫過：「歷史拍着它強大的翅膀，飛過許多世紀，同時在光榮的荊棘路的這個黑暗背景上，映出許多明朗的圖畫，來鼓起我們的勇氣，給予我們安慰，促進我們內心的平安。這條光榮的荊棘路，跟童話不同，並不在這個人世間走到一個輝煌和快樂的終點，但是它卻超越時代，走向永恆。」2014年我讀了托爾斯泰的《哈吉·穆拉特》，托爾斯泰想寫一個英雄，但他選擇從哈吉·穆拉特被扣押為人質寫起，他的英雄在一開篇就已經被寫好敗局，不過是在投降的屈辱中等待死亡。

我看懂了這本書，英雄就是這樣，英雄是那些註定失敗的人，他們並沒有輝煌和快樂的終點，就像我的朋友們。

我們活在更為隱秘的鼠疫之中

前面幾年，朋友中發生的事情大概如下：滕彪一度失蹤了70天，在出來後行動言論多受限制，現在被中國政法大學開除，流亡美國。許志永被判四年，很少再聽到他在獄中的消息。王功權在2013年9月被抓，四個月後寫了認罪書取保候審，和我們這些人再無聯繫。笑蜀從台灣去到美國，和妻子異國分居，看不出何時能回來。浦志強被抓接近一年，警方把逮捕階段的所有延期程序都用盡了之後，依然沒名沒目地關着他。（註：2015年冬至，被羈押19個月的浦志強在北京二中院被以「煽動民族仇恨及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浦不上訴。2016年4月14日，浦志強律師執照被正式吊銷。）

有時候我會想到一些往事。滕彪帶着兩個女兒來家裏吃飯，小姑娘們着迷於我那些廉價的耳環項鍊，一人挑了一根大概價值十五塊錢的回家，滕彪後來說，她們後面一週都每晚要掛着項鍊，逼他一起玩「我是公主」的遊戲。我們和功權一家在紐約上州的 Catskills 秋遊，林地鋪滿落葉，空氣浮動光影，那時的我們擁有平靜、安全和秋天。笑蜀和我們一起逛台北夜市，他在幾十種涼菜中選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種——滷雞冠，台北冬夜涼而不冰，下淅淅瀝瀝小小雨，我們慢吞吞走向地鐵。浦志強第一次來家裏，上下視察了一下房子，語重心長跟蕭瀚說，你這輩子就做對了兩件事：買了套房子，娶了個媳婦兒。

我一直以為，我能如常生活，是因為他們不是那麼親密的朋友。他們不是玉閃和夏霖，不是我們生活中不可退讓的領土。2014年8月底，我們幾家人一起去了塞罕壩上，是我建議大家去那裏，因為我十幾年前去過一次，記得那裏草原寧靜，湖水幽藍。但我選錯了地方，現在草地上滿是垃圾，月亮湖邊有醜陋的兒童樂園，烤全羊接近2000塊一隻，蒙古包600塊一晚，床單上有不知道臭蟲還是跳蚤的痕跡。整個行程都糟透了，但當我們在一起，又好像再糟糕的地方也自有樂趣。有那麼幾個小時，我們找到一個無人之地，在小湖邊鋪開毯子，盤腿坐在上面打牌，夏霖照例批評所有人打得不好，玉閃照例和他鬥嘴，蕭瀚照例負責拍照，我照例拿出 Kindle ，看一部庸俗的網絡言情小說。我希望那一個當下永遠持續，然而光漸漸暗下去，草地上滲出涼意，會失去的東西，我們終將失去。

而我，在失去之後並沒有做點什麼，我還是如常生活。原來我是一個這樣怯懦的人，步步退讓，並不知道自己的底線到底在哪裏。這些事發生之前，我讀了日本作家三崎亞記的《鄰鎮戰爭》，這本書描述了極權主義如何和絕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並行不悖，書的一開篇，普通上班族北原修路收到和鄰鎮開戰的通知單，一張小小的紙，「夾在鎮民税繳納期限和下水道費用的通知中間」。他本和這場列入鎮政府五年計劃的戰爭毫無關係，唯一讓他擔心的是在上班路線更改之後，自己可能會遲到，當他莫名其妙被選為「戰爭期間的偵察員」，恐怖才真正侵蝕了他的生活。

戰爭很快結束了，這是一場高效成功的戰爭，雖然有人傷亡，但傷亡人數被嚴格控制在預算之內，普通居民對戰爭的意見，集中於「戰爭損壞了兩家人的窗玻璃，但為何補償款不一樣？」或者「除了房屋損壞之外，噪音等也能賠償嗎？」等等看起來比他人的死亡更重要的問題。「到底為什麼需要戰爭」這個關鍵問題在最後才得以解答：促進行政財政提高效率，振興當地中小企業、強化居民歸屬意識……就是這些冰冷的官方話語吞噬生命與愛情，和接近一百年前扎米亞京的名作《我們》相比，這是一種更為隱秘的個人主義潰敗。

我終於意識到，我們就活在這樣的潰敗之中。在這個圈子之外，我偶爾會見到另外的人，寫小說的朋友不少正在寫劇本，以往媒體的朋友簡直無一例外在創業，好像每個人都有熱氣騰騰的人生。我一邊認真參與討論：寫電影和寫連續劇到底哪個性價比高？手中的期權怎樣可以全部套現？一邊控制不住自己走神，我想到另外一個世界的冰冷，想到在那個世界裏，我的朋友被殘酷劃分為「異議分子」，想到他們光環覆蓋之下的困窘、失敗與疑惑。在我的前同事剛在東直門買了一套700萬的學區房的時候（他兒子只有三歲），我想起有個傳知行的工作人員對我說過，他特別喜歡看 3D 電影，但很少去看，「實在太貴了」，我沒有寫出他的名字，因為寫出來也沒有意義，你們不會聽過這個名字。

絕大部分時候，「異議分子」的榮光只存在於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們的存在代表這個國家還有這麼一丁點兒人，守住那些在當下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認真朗讀會顯得可笑的價值，比如自由，或者正義，我們輕快地越過他們，用轉發和點讚來盡自己的道德義務，而他們，卻實打實要面對如此沒有退路的人生。在玉閃和夏霖被抓之後，陸續有一些國際媒體報導了他們的故事，但我知道，報導會越來越少，直至銷聲匿跡，他們為之付出慘痛代價的事業，是一把冰做成的刀，有過鋒利的時刻，但「時代」是太過灼熱的詞語，他們終將融化，並無痕跡。

在郭玉閃被以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移交檢察院的那幾天（所謂「非法經營」，其實就是傳知行這些年印出來的一些學術研究報告），中國股市又超過了4500點，財富和未來是這樣觸手可及，連我都翻箱倒櫃找出幾年前的股票賬戶，想着寫小說是這樣看不到前路和錢路的事業，也許我可以折騰折騰，買點股票，掙點生活費。這就是我們的當下，斯大林和毛澤東式的恐懼籠罩不了此時此刻，我們活在更為隱秘的鼠疫之中，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們只是時代的異鄉人，他們消失了。

「異鄉人」和「鼠疫」都是加繆的書名。在前一本小說中，加繆讓默爾索對生命的安排沉默以對，到了後一本，里厄醫生明白在強大的瘟疫面前，所有手段可能都毫無用處，然而「必須作這樣或那樣的鬥爭而不該屈膝投降……對此只有一個辦法：與鼠疫作戰。這個真理並不值得大書特書，它只不過是理所當然而已」。這就是西西弗斯的反抗，不是為了勝利，而是唯有在反抗中，我們才真正存在。

2014年11月有一度風聲鶴唳，因為怯懦和恐懼，我拉着蕭瀚回到四川老家。那裏的生活緩慢到幾乎靜止，我和家人討論門前花園長出鬚根的榕樹，憧憬夏天時爬滿窗戶的紅色九重葛。我們在門口小店吃當天現殺的羊肉湯，羊肝燙十秒就要撈起，酸辣羊血用來拌飯，乳白羊湯氤出暖濕煙霧。

某一天有四川冬天難得見到的陽光，我們去了一個河邊小鎮，那條河快要匯入沱江，水面曲折有光，花一塊錢就能坐船到對岸，我們坐在河邊藤椅上，聊完全想不起具體內容的天，不遠處有男人在窸窸窣窣砍毛竹，竹葉飄到河面上，我們看着太陽漸漸西沉。那個下午讓我無比清晰地看到，平行世界的確存在，在有光的這一邊，我們談論閒話，享受愛情，在背陰的那一面，我們試圖反抗，吞下苦果。我穿梭於兩個世界中，無法做出選擇，因為我渴望平靜，也渴望尊嚴。

我如常生活，因為我渴望平靜。我寫這篇文章，因為我渴望尊嚴。命運是一張編織得太過緊密的網，我沒有奢望能從中逃逸，我只是期望，我有所掙扎，像那永遠失敗的西西弗斯。

2015年4月15日初稿

2015年4月29日定稿

本文上篇已於2017年4月29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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