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

黃國鉅:因國際化之名——哲學系是重災區

過分的國際化,大學的教席大部分由外國人佔據,本土學者沒有就業出路,學術思想的命脈斷裂、枯萎,大學失去地方特色……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學界反對人大831方案,舉行大罷課首天,周保松於中大新亞圓形廣場主講「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從自由、平等、公民參與及博愛四個面向,闡述民主政制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學界反對人大831方案,舉行大罷課首天,周保松於中大新亞圓形廣場主講「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從自由、平等、公民參與及博愛四個面向,闡述民主政制與個人尊嚴的關係。攝:林振東/端傳媒

很多探討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利弊的文章,都集中在本土研究、香港研究是否受到重視的問題。這篇文章卻想談談一個可能更迫切的問題:過分的國際化,大學的教席大部分由外國人佔據,本土學者沒有就業出路,學術思想的命脈斷裂、枯萎,大學失去地方特色,學術承傳也無法說起,這才是最「攞命」。

而這種事情正在香港的哲學界發生,而且存在已久,行內人都很清楚,只是沒有人公開拿出來講而已!

海外學者佔據教席

香港有十所大學,但有哲學系的只有三個半,即港大、中大、嶺南,和浸大的宗教哲學系。(城大、科大、理大雖然沒有哲學系,但有哲學課程分布在不同學系。由於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哲學系,所以先不論這些大學。)早在1980年代,我讀大學的時候,香港只有兩所大學;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香港大學作為殖民地色彩濃厚的大學,哲學系教授幾乎清一色是英國人,沒有半個本地人。到九七問題逼近,一些學系紛紛本地化,連最精英的法律系也招聘了好幾個本地人,此時哲學系才招聘了第一位本地人,之後再聘任一位內地學者,就此兩人而已,直到今天。到了97年後,香港人「當家作主」了,情況卻沒有改變,只是英國人換了美國人而已。90年代,嶺南學院升格為大學,並成立哲學系,本來給與本地哲學學者一線希望。但今天實際情況如何,不用我多講,讀者去嶺南哲學系的網站看看他們的教職員、研究生名單就一清二楚。

有一次有一位菲律賓訪問學人去本地某大學哲學系訪問,好生奇怪,問系主任:"Why are there so many foreigners in your department?" 系主任無言以對。我想,這位學者一定是看到香港這種全球特有的情況,才這樣冒昧直問。

一些新成立的大學,會採取所謂「學術嫁妝」的方法,短時間提高自己的排名:高薪從海外聘請一個有一百幾十多篇論文的大牌教授,數字上這個系的研究成果就突然飆升,排名也連帶跳幾級。這些大牌教授來到香港,當然也帶着自己的研究興趣和題目來,而且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冷僻的分析哲學題目,但以後的人才招聘、招收研究生,也自然順着這個方向去,學系漸漸變成這些大牌教授的學術殖民地。而一些本地學生有興趣的哲學題目,如中國哲學、歐陸哲學,往往被忽視、排斥。如果大學高層不懂得考慮本地學術的承傳,重量不重質,只顧「整靚盤數」,追逐排名,這些學系就會變成海外學者的天堂。

我這樣說好像政治非常不正確,什麼「排外」、「種族主義」的罪名也會接踵而來。要澄清的是,我不反對招聘外國教授,如果一個學系有部分外國人,也可以讓本地學者開拓眼界,讓中西哲學交流激蕩,也是好事。而如果這些海外教授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學習本地語言有興趣,那就更好。但如果過度國際化,學系的教席都被海外學者佔據,本地畢業生在自己的地方竟然永遠找不到工作,那又是不是另一種歧視?

國際化與大學排名

當然,要證明這些哲學系故意排斥本地人,是十分困難的事,他們大可以說:「我們按照平等機會的原則,用人唯才,不會考慮種族、國籍,只考慮申請人的 publication,而評審 publication 的考慮,除了數量之外,就是能否登上國際一流的期刊。」說得好,但問題就在這裏。

就像美國要打開別國的市場,都會用一些漂亮的口號,如「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反對保護主義」、「打破貿易壁壘」等。同樣,英語國家要打開別國的學術市場,也有一套漂亮的語言,和一些看似公平,實際上對自己有利的標準,叫做「國際化」和「大學排名」。

首先,所謂國際期刊,其實大部分是英語期刊,由英美大學或出版社所辦,問題來了:第一,對這些來自英語國家的學者,英語是他們的母語,已經有天然的優勢;第二,中文在中、港、台、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流通,日本和南韓人都看懂漢字,為什麼中文不算是國際學術語言?第三,一個在美國讀大學、碩士、博士的學者,對美國哲學的行頭已經摸得很清楚,甚至可以借地利之便,建立人脈,認識期刊的編輯,投稿時可以投其所好,已經「贏在起跑線」,比起一個在香港讀大學和碩士,博士才在海外讀幾年,回香港才慢慢開始摸索期刊,甚至要不斷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認識一些期刊的編輯,才摸出一個門路來的學者,前者當然有很大的優勢。從來學術期刊,無論怎樣國際性,總會有多少地域性,而我們隔岸追逐,是在玩一個永遠追不上的遊戲。

或舉另一個例子:如果有一位本地學者,用中文寫作了很多重要的哲學著作,在華語學術界頗有地位,現在他來申請香港某大學哲學系的工作,但因為系主任或其他遴選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外國人,看不懂中文,完全無法評審他的學術水平,這對他公平嗎?比起一個完全用英文寫作的申請人,誰有優勢,答案還用我說嗎?人們常說,香港的大學如果不用英文教學,是歧視外國學生,試問這個例子,是否另一種歧視?我曾經有一次跟香港某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聊天,他也是外國人,我問他會否請人教中國哲學,他說:「我們也有壓力這樣做,但一般搞中國哲學的學者,都會在某個範圍裏出版著作。」我說:「你意思是中文期刊?」他高興地說:"exactly!"(以上對話其實是用英文進行) 言下之意,他有很好的理由推掉這要求。其露骨的程度,讓我咋舌。

與當地文化、社會連結

哲學不是自然科學,也不只是講一些抽象離地的東西,哲學是人文學科,人文學科必須與當地文化、社會、人文關懷連結上,能夠從當地文化吸取養分,才有生命力,否則很容易淪為 IQ 題。如果要問香港歷史上有哪位出名的哲學家,一般人都會舉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當年也是出於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關懷,再吸收西方哲學,重新思考,成一家之言。他們的著作都沒有登上什麼國際一級期刊,卻有外國學者以 Mou Zong San’s 或 Tang Junyi’s thought 作為題目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倘若唐牟二位今天尚在人間,以他們的 publication,恐怕也只能望大學之門輕嘆。

今日香港的哲學界,也需要像關子尹、周保松這類學者,能吸收西方哲學的方法,揉合本地文化和社會議題,開創出獨有的研究題目。同樣,如果你要去一所南韓、日本、意大利大學的哲學系訪問,當然有興趣知道,當地學者如何研究傳統南韓、日本哲學,如何跟西方哲學對話,或意大利學者最近如何研究 Croce、Agamben,這叫做地方特色!但如果你去香港一些大學的哲學系訪問,你會以為自己去了美國某大學的哲學系。以國際化之名,剷除地方哲學系的特色,就等於香港政府不斷拆掉有特色、有歷史的街道、大排檔、小店、古老建築物,然後建一些全世界都一樣的商場酒店來吸引遊客;或如領匯的商場,居然說冬菇亭的魚蛋粉沒有特色,用貴租逼走,然後換上全香港都一樣的飲食大集團。所謂國際化,實際就是單一化,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所有的大學,結果大學就變成機場的麥當勞,哪裏都一樣。

又或許作一個橫向比較,看看台灣的情況。台灣哲學界「國際化」的程度可能不及香港,台灣學者一般多用中文寫作,在台灣的期刊發表,而他們的著作刊登在國際期刊的比率,或許也比不上香港,但台灣有好幾份水準頗高的哲學學術期刊,有成熟的審稿制度;比起香港連一份被大學評為 A 等的哲學期刊也是鳳毛麟角、哲學系之間各自為政,台灣哲學系之間交流之頻繁,令人羨慕。而且台灣還有一道「天然屏障」,就是大學用中文授課,所以能在台灣找到教席的外國學者,一般都能操流利,甚至帶點台語腔的國語,對中國哲學和文化也有興趣,甚至是讀漢學出身的。反觀香港,因為曾經是殖民地,加上所謂的國際化,沒有這道天然屏障,中門大開,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學院民間分離

另一個後果是學院和民間分離,互不相關。造成這情況,當然有語言的原因,也有學派的原因。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在香港教哲學的外國學者都不懂中文,更不會廣東話,自然難以跟民間有交流。另一個原因是這些英語國家來的學者比較着重分析哲學,未能滿足民間對中國哲學和歐陸哲學的興趣。學院與民間之間的隔閡,於是社會上出現大量以中文或廣東話辦活動的哲學學會、哲學演講,甚至最近出現好幾個哲學網站,來滿足民間的需要。這個奇怪現象,恐怕是香港獨有。這正正是上面所說,哲學活動若果無法從民間的互動和社會關懷吸收生命力,就會變成只是象牙塔裏的離地遊戲。

筆者在這行十幾年,見盡多少同輩、後輩、青年學生,意興闌珊。他們或許都在歐洲一流的大學讀完博士回來,也有不錯的研究和出版,但因為在香港找不到工作,要去美國、台灣或中國大陸謀生,也有一些在社區學院教副學士。另一些則在城大、理大、科大等找到教席,但都不是正式哲學系。一些年輕學生本來有志讀研究院,但眼看這種前景,都離開了這個行業。說是花果飄零或許有點誇張,但年輕哲學學者就業前途不樂觀,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是市場原因,學生沒興趣讀哲學,那就無話可說,但眼白白看着珍貴的哲學系教席如此運用,怎能不扼腕?

以上這些問題,或許跟現在的國際化沒有直接關係,有些甚至早就在殖民地時代已經存在,但現在這一波的國際化,卻令人擔心情況只會更糟。香港曾經是殖民地,筆者不想看到香港的學術界以國際化之名,再自甘當別人的殖民地!

(黃國鉅,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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