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電影《最愛你的人是我》（Una，2016）改編自蘇格蘭劇作家大衛・哈洛維（David Harrower）的著名舞台劇劇本《黑鳥》（Blackbird，2005），舞台劇版本亦曾於2009年引入台灣，由鴻鴻執導、黑眼睛跨劇團演出。同一個劇本，兩種演繹，我們特意邀請曾執導舞台劇版本的鴻鴻撰寫這篇電影評論，說說當舞台劇改編為電影時，光影與鏡頭會帶來怎樣的化學反應。
電影是直接的藝術，劇場是間接的藝術──特別是在熱中現場真實行動的「後戲劇劇場」出現前。古希臘戲劇把最激烈的行動排除在劇場之外，現場只聽得到預言和評述，這點在許多當代戲劇（如首演於2005年愛丁堡藝術節的《黑鳥》）依然。故事緣起是十二歲的鄔娜和四十歲的雷發生一段戀情，兩人相偕私奔，卻在半途陰錯陽差失散。事發後雷被判刑，鄔娜被隔離。十五年後，鄔娜不速而至雷上班的工廠相會，兩人試圖釐清那段被冠上罪名的往事。
大衛・哈洛維（David Harrower）的劇本完全不中斷地呈現與演出實際等長的兩個小時戲劇時間，我們只聽到十五年後的現在，兩人的追悔、指控、探詢，從各自的片段回憶與詮釋的陳述中拼貼出那段往事。「真相」不存在，只有語言：鄔娜甚至也不清楚當初她是被性侵（如他人後來試圖告知她的）、被背叛，還是那是一場不逢時的真愛？已經改名換姓的雷更是多所保留，他要捍衛自己現在的家庭：妻子和妻子的小女兒。往事無法眼見為憑，觀眾只能透過語言，在腦海中想像那個十二歲的鄔娜，想像兩人相戀的那個封閉小鎮、以及兩人失散的那個濱海港口。
《Una》
導演：Benedict Andrews
編劇：David Harrower
上映時間：2017年3月（台灣）
發行公司：安可電影
當劇本改編為電影，《黑鳥》變成了《最愛你的人是我》，也更強調了鄔娜的主觀感受。然而比這更明顯的改變，就是影片實際出現了十五年前的場景。小鎮、港口、幽會的樹叢、荒涼的夜街、審判的法庭，以及最重要的，那個十二歲小女孩（由 Ruby Stokes 飾演）的眼神、反應、表情，都如數呈現出來。我們不再需要透過二十七歲的鄔娜（由 Rooney Mara 飾演）的言語作為中介，便與過去的「真相」正面相對。
哈洛維自行改編的劇本，不能免俗地擴張了原本集中的場景。其「現在式」從一間用餐的員工休息室，延伸到整座工廠，甚至雷還在中途跑去開了一個會，在會中失控失言（說出工廠即將裁員的事實），而被老闆四處追獵。這場追逐繪聲繪影地複製了雷與鄔娜當年被追獵的逼迫感。兩人述及唯一一場性愛的段落，也隨之改為躲到廁所中進行。這些變化顯得頗為刻意，片片斷斷的閃回，更打斷了現在式一氣呵成的效果。
最劇烈的更動在結尾──劇場版的結尾是雷的妻女來工廠找他，鄔娜看到另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而興起巨大的懷疑和妒意；電影版則先讓鄔娜跟雷的下屬回家、發生關係，最後把場景拉到雷的家中，讓她目睹雷的家庭生活。劇情還安排雷與妻子正在舉行派對，卻難免顯得荒謬：前一個小時雷還在工廠被老闆追殺，緊接著卻若無其事地舉行派對，而來訪的賓客（包括工廠同事）卻彷彿啥事也沒發生。這可能嗎？
增添枝節造成的裂隙事小，更嚴重的是，觀眾必須在兩個飾演鄔娜的演員之間不斷切換頻道，憑視覺也很難令人相信，雷一見到鄔娜便聯想到當年的小女孩。平行的「兩個」真實發生差異之時，反而有礙於觀眾的認同。直接的表現手法，反而不如間接的敘述，讓人投入。觀眾只需認同一位演員就好。
《與安德烈晚餐》讓電影回歸到一種鏡頭語言的私密本質，絲毫不因公開放映而向大眾化娛樂妥協。
電影有可能成為間接的藝術嗎？有個頗為極端的例子：《與安德烈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這部路易・馬盧的電影，從頭到尾便是 Wallace Shawn 與 Andre Gregory 這兩位劇作家兼演員的一場餐敘。觀眾成了隱形的第三位用餐者，靠在桌邊傾聽他們的話語。無巧不巧，他們對話的主題正是劇場，只不過對話內容涉及許多思辨，比較像兩種生活價值的對照，而非慣見的戲劇性衝突。對我來說，這部影片比馬盧早期的敘事實驗之作（如《地鐵上的莎姬》Zazie dans le métro，1960）更為大膽、也更為自信。它讓電影回歸到一種鏡頭語言的私密本質，絲毫不因公開放映而向大眾化娛樂妥協。
電影作為直接的藝術，也有另一個極端可舉，我以為那是亞倫・雷奈的《我愛你我愛你》（Je t’aime je t’aime，1968）。這部科幻片的男主角掉進了時光機中，不斷穿梭於過去的片段當中，每個片段都只有大約一分鐘，其間的連接毫無章法、更乏解釋，有如零碎的七彩拼圖，觀眾無法索解，只能不斷經歷著「當下」。
一般來講，所有的「故事」都來自回憶與想像的意義連結，一旦抽掉脈絡，雖然這部電影仍有懸念（主角為何想要自殺），卻無法組成「故事」。這種對於「體驗」的瘋狂追求，把電影作為一種直接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豆瓣有個短評聲稱：「在五星和無星間猶豫」，正是這種影片多麼具有挑戰性的明證。
在原劇中因情感累積而水到渠成的轉折，在電影裡因被眾多回憶片段及現實雜訊割裂，而顯得暴起暴落，十分勉強。
回過頭來看《黑鳥》的改編，其瞻前顧後的姿態一望即知。原劇靈感來自一起真實事件，最後劇作家決定用十五年後的相遇作為唯一現場，解決了小女孩無法負擔重量級表演的技術難題，更把對這則道德議題的「詮釋之難」推向主軸。場景設定在狼籍的休息室，在視覺上凸顯這段純潔的感情淪落為垃圾廢墟的傷感。這座廢墟在電影裡被無情的巨大工廠取代，或應可以經營出更大的氣象，可惜反而失焦。
電影選擇改編劇場文本、而非改編現實，無論想直接或間接表述，都缺乏膽識，只能試圖兼容，而彼此扞格。副作用之一是電影中的某些情緒顯得相當怪異（如雷和鄔娜突然將休息室桌上的紙杯紙盤全部掃到地上），這些在原劇中因情感累積而水到渠成的轉折，在電影裡因被眾多回憶片段及現實雜訊割裂，而顯得暴起暴落，十分勉強。
間接的藝術善於詮釋，直接的藝術適合體驗。《最愛你的人是我》的某些眼神，或某些緩慢的推進鏡頭，仍然具有令人難忘的神采。那些便是不被敘事綁縛的片刻，「體驗」脫離了話語，自己長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