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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談《最愛你的人是我》:從劇場到電影的改編如何發生

缺乏膽識的電影改編,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表述,都顯得扞格不入。


【編者按】電影《最愛你的人是我》(Una,2016)改編自蘇格蘭劇作家大衛・哈洛維(David Harrower)的著名舞台劇劇本《黑鳥》(Blackbird,2005),舞台劇版本亦曾於2009年引入台灣,由鴻鴻執導、黑眼睛跨劇團演出。同一個劇本,兩種演繹,我們特意邀請曾執導舞台劇版本的鴻鴻撰寫這篇電影評論,說說當舞台劇改編為電影時,光影與鏡頭會帶來怎樣的化學反應。

電影是直接的藝術,劇場是間接的藝術──特別是在熱中現場真實行動的「後戲劇劇場」出現前。古希臘戲劇把最激烈的行動排除在劇場之外,現場只聽得到預言和評述,這點在許多當代戲劇(如首演於2005年愛丁堡藝術節的《黑鳥》)依然。故事緣起是十二歲的鄔娜和四十歲的雷發生一段戀情,兩人相偕私奔,卻在半途陰錯陽差失散。事發後雷被判刑,鄔娜被隔離。十五年後,鄔娜不速而至雷上班的工廠相會,兩人試圖釐清那段被冠上罪名的往事。

大衛・哈洛維(David Harrower)的劇本完全不中斷地呈現與演出實際等長的兩個小時戲劇時間,我們只聽到十五年後的現在,兩人的追悔、指控、探詢,從各自的片段回憶與詮釋的陳述中拼貼出那段往事。「真相」不存在,只有語言:鄔娜甚至也不清楚當初她是被性侵(如他人後來試圖告知她的)、被背叛,還是那是一場不逢時的真愛?已經改名換姓的雷更是多所保留,他要捍衛自己現在的家庭:妻子和妻子的小女兒。往事無法眼見為憑,觀眾只能透過語言,在腦海中想像那個十二歲的鄔娜,想像兩人相戀的那個封閉小鎮、以及兩人失散的那個濱海港口。

《Una》

導演:Benedict Andrews
編劇:David Harrower
上映時間:2017年3月(台灣)
發行公司:安可電影

當劇本改編為電影,《黑鳥》變成了《最愛你的人是我》,也更強調了鄔娜的主觀感受。然而比這更明顯的改變,就是影片實際出現了十五年前的場景。小鎮、港口、幽會的樹叢、荒涼的夜街、審判的法庭,以及最重要的,那個十二歲小女孩(由 Ruby Stokes 飾演)的眼神、反應、表情,都如數呈現出來。我們不再需要透過二十七歲的鄔娜(由 Rooney Mara 飾演)的言語作為中介,便與過去的「真相」正面相對。

哈洛維自行改編的劇本,不能免俗地擴張了原本集中的場景。其「現在式」從一間用餐的員工休息室,延伸到整座工廠,甚至雷還在中途跑去開了一個會,在會中失控失言(說出工廠即將裁員的事實),而被老闆四處追獵。這場追逐繪聲繪影地複製了雷與鄔娜當年被追獵的逼迫感。兩人述及唯一一場性愛的段落,也隨之改為躲到廁所中進行。這些變化顯得頗為刻意,片片斷斷的閃回,更打斷了現在式一氣呵成的效果。

最劇烈的更動在結尾──劇場版的結尾是雷的妻女來工廠找他,鄔娜看到另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而興起巨大的懷疑和妒意;電影版則先讓鄔娜跟雷的下屬回家、發生關係,最後把場景拉到雷的家中,讓她目睹雷的家庭生活。劇情還安排雷與妻子正在舉行派對,卻難免顯得荒謬:前一個小時雷還在工廠被老闆追殺,緊接著卻若無其事地舉行派對,而來訪的賓客(包括工廠同事)卻彷彿啥事也沒發生。這可能嗎?

增添枝節造成的裂隙事小,更嚴重的是,觀眾必須在兩個飾演鄔娜的演員之間不斷切換頻道,憑視覺也很難令人相信,雷一見到鄔娜便聯想到當年的小女孩。平行的「兩個」真實發生差異之時,反而有礙於觀眾的認同。直接的表現手法,反而不如間接的敘述,讓人投入。觀眾只需認同一位演員就好。

電影《最愛你的人是我》(Una,2016)劇照。
電影《最愛你的人是我》(Una,2016)劇照。圖片來源:IMDb

《與安德烈晚餐》讓電影回歸到一種鏡頭語言的私密本質,絲毫不因公開放映而向大眾化娛樂妥協。

電影有可能成為間接的藝術嗎?有個頗為極端的例子:《與安德烈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這部路易・馬盧的電影,從頭到尾便是 Wallace Shawn 與 Andre Gregory 這兩位劇作家兼演員的一場餐敘。觀眾成了隱形的第三位用餐者,靠在桌邊傾聽他們的話語。無巧不巧,他們對話的主題正是劇場,只不過對話內容涉及許多思辨,比較像兩種生活價值的對照,而非慣見的戲劇性衝突。對我來說,這部影片比馬盧早期的敘事實驗之作(如《地鐵上的莎姬》Zazie dans le métro,1960)更為大膽、也更為自信。它讓電影回歸到一種鏡頭語言的私密本質,絲毫不因公開放映而向大眾化娛樂妥協。

電影作為直接的藝術,也有另一個極端可舉,我以為那是亞倫・雷奈的《我愛你我愛你》(Je t’aime je t’aime,1968)。這部科幻片的男主角掉進了時光機中,不斷穿梭於過去的片段當中,每個片段都只有大約一分鐘,其間的連接毫無章法、更乏解釋,有如零碎的七彩拼圖,觀眾無法索解,只能不斷經歷著「當下」。

一般來講,所有的「故事」都來自回憶與想像的意義連結,一旦抽掉脈絡,雖然這部電影仍有懸念(主角為何想要自殺),卻無法組成「故事」。這種對於「體驗」的瘋狂追求,把電影作為一種直接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豆瓣有個短評聲稱:「在五星和無星間猶豫」,正是這種影片多麼具有挑戰性的明證。

在原劇中因情感累積而水到渠成的轉折,在電影裡因被眾多回憶片段及現實雜訊割裂,而顯得暴起暴落,十分勉強。

回過頭來看《黑鳥》的改編,其瞻前顧後的姿態一望即知。原劇靈感來自一起真實事件,最後劇作家決定用十五年後的相遇作為唯一現場,解決了小女孩無法負擔重量級表演的技術難題,更把對這則道德議題的「詮釋之難」推向主軸。場景設定在狼籍的休息室,在視覺上凸顯這段純潔的感情淪落為垃圾廢墟的傷感。這座廢墟在電影裡被無情的巨大工廠取代,或應可以經營出更大的氣象,可惜反而失焦。

電影選擇改編劇場文本、而非改編現實,無論想直接或間接表述,都缺乏膽識,只能試圖兼容,而彼此扞格。副作用之一是電影中的某些情緒顯得相當怪異(如雷和鄔娜突然將休息室桌上的紙杯紙盤全部掃到地上),這些在原劇中因情感累積而水到渠成的轉折,在電影裡因被眾多回憶片段及現實雜訊割裂,而顯得暴起暴落,十分勉強。

間接的藝術善於詮釋,直接的藝術適合體驗。《最愛你的人是我》的某些眼神,或某些緩慢的推進鏡頭,仍然具有令人難忘的神采。那些便是不被敘事綁縛的片刻,「體驗」脫離了話語,自己長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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