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紀錄片《科技代價》:你手上的電子產品,一捏都有毒、汗、血

在中國生產,在中國廢棄,電子產品的新鮮炫麗,謀殺了工人與環境。


紀錄片片段。
紀錄片片段。圖:Death by Design網頁

《科技代價》(Death By Design)是美國女導演韋蘇(Sue Williams)的第六部紀錄片,聚焦產品迅速普及生活、並引起一股股消費熱潮的中美電子產業,其生產和廢棄回收過程中,人與環境如何受害至死亡——而且就像電影英文名說的那樣,這種死亡是人為預設的(by design),而非因為疏忽或失控。

3月22日,這部2016年成片的73分鐘電影在香港大學放映,韋蘇出席了影後座談會。

韋蘇與中國淵源甚深,她的祖母是生於中國的白俄羅斯人,母親是在中國長大的英國人,從30年前開始拍攝紀錄片,韋蘇的鏡頭就一直對準中國。

上世紀80年代末,韋蘇拍出了第一部作品《革命中國》(China in Revolution),講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建政的中國革命歷史;之後是聚焦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毛澤東時代》(The Mao Years),和1976年到1997年的《生在紅旗下》(Born Under The Red Guard)。1998年到2001年,時任總理朱鎔基啟動3年國企改革計劃,攪動了整個中國社會,韋蘇將鏡頭對準了10個中國人在這三年大潮下跨世紀的命運。這部作品就是《赤字中國》(China In The Red)。

時隔十年,韋蘇找到的新題材關於中國,又不止中國。

2011年,韋蘇認識了馬軍。馬軍是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IPE)的創辦人,2006年向公眾發布他領頭繪製的中國首個「水污染地圖」。2010年,IPE 發布首份《IT行業重金屬污染》調研報告,其中點名28家企業的供應商有污染或者違規排放。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回應了 IPE 發出的信函,除了蘋果。以保密為由,蘋果拒絕提供供應鏈、供應商相關的資訊。

韋蘇本來想拍一部關於馬軍的紀錄片。然而隨著對國際電子產業流動的了解深入,她發現「中國的生態環境到了什麼地步?有三億居民沒有純淨的水源,如今60%的地下水已經不適合飲用」,「當涉及公共健康的時候,你不能說:這是公司文化,公司規定我們不能討論。然後就閉口不提。」

之後,韋蘇驅車前往美國硅谷,前往中國,抽絲剝繭地「發現這個產業的秘密」——在酷炫的科技產品「升級消費」的另一端,是吞噬工人健康、乃至生命的工廠,是大量被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電子廢物,是落後的廢物回收造成的空氣、水源、土壤和人體污染,是汗,是血。

硅谷之兇:防護措施是為了保護產品,而不是工人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半導體產業開始在硅谷蓬勃發展。紀綠片中的當地居民說:「這些公司覺得它們能選擇在這裏落腳是居民的榮幸。」

但實際上,「半導體產業使用大量有毒的原料製造成品。但是那時的防護措施,是為了設計保護產品而不是保護工人的」。 一位曾經於 IBM 在聖何塞(San Jose,加州舊金山灣區南部城市)工廠工作的女性員工,在沒有被通知及沒有效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工作時長期暴露在氧化鉛中——她生下的孩子患有天生的成長障礙,成年之後智力水平卻依然停留在3到4歲,時時刻刻需要她陪護。

紀錄片片段。
紀錄片片段。圖:Death by Design Facebook

在IBM的內部資料「員工死亡原因名單」中,因癌症而死者達到3.3萬人。「腦癌,淋巴癌,皮膚癌」的發病率異乎尋常地高。為這名女工起訴 IBM 的辯護律師表示:法院認為這份名單可能會干擾判斷,於是決定不採用為證據,即使這在她看來已經是「再明顯不過的證明」。雖然多位前員工起訴 IBM 的案件均以敗訴告終,但是律師認為,「終歸是有用的,因為自這些官司後,IBM 開始積極地與前員工達成庭外和解。」

然而當韋蘇問到案件和解的具體細節時,律師只說「關於這個,我什麼都不能透露。」

韋蘇追問:「保密協議也是達成庭外和解的條件之一嗎?」

「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我只能說,事情解決了,就是這樣,」律師重申。

暴烈代工:墜樓的一瞬,他們脱離流水線的絕望

在太平洋對岸,中國大陸各地為蘋果代工的富士康工廠裏,工人們面對的潛在致命傷害比癌症短促暴烈得多,其中最為震動世人的是在廠區內自殺,其中大部分是墜樓。

作為蘋果最大的代工廠,市場龐大的需求在富士康意味著長時間重複的勞動。在3月22日的影後座談會上,韋蘇說:「一個人不能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週工作6、7天,日復一日地幹重複的活,你的身體受不了,就這麼簡單。」

不僅是身體,在富士康的企業文化中,員工有嚴格的等級,級別高的員工可以辱罵級別低的員工,叫做「吊」。在這個體系中,自殺的原因不僅是因為疲勞和收入,也因為心理壓力,自信心,自我尊嚴和對未來希望的喪失。

2010年是最為驚人的一年,1月到11月,大陸多地富士康工廠至少發生了14宗員工墜樓事件,有疑因過勞,有疑因情困,更多至今沒有找到原因。

田玉是這14名員工之一。她在深圳富士康的宿舍樓躍下的時候,才17歲。

那天是2010年3月17日,田玉入職的第37天,在前36天裏,要上工的日子,她每天重複2880次同一個動作:查看產品屏幕有無損壞。她沒有結識到任何老鄉,也消費不起深圳的繁華:一個多月沒領到工資卡的田玉在廠區幾個辦公室被「踢皮球」,最終身無分文地步行14公里回宿舍。第二天,她從宿舍樓四樓一躍而下,沒有死,但三條脊柱和四處髖骨骨折,同時左腰部以下癱瘓,直到2011年年底,240天康復治療結束,她才做到穿上截癱步行器,一次可走100多米。

紀錄片揭露中國高科技電子產業下,勞工惡劣的工作環境。
紀錄片揭露中國高科技電子產業下,勞工惡劣的工作環境。圖:CNEX 主題紀錄片影展網頁

「當時就是很絕望,」韋蘇的鏡頭裏,田玉用這樣7個字總結自己跳樓的原因。

「那現在對以後有什麼打算嗎?」採訪者問。

「沒有,就這樣吧,」田玉用手轉著輪椅離開了。

「就給了點人道主義賠償,人道主義...呵,不說了,不說了…」 田玉的父親還是沒能掩蓋他眼角的一點濕潤。富士康給了田家18萬人民幣,並在2010年10月將田家父女送回了湖北老家。政府為了防止田家與外界媒體接觸,一度對他們進行了監控。

「這些工廠塑造了一代年輕人,」映後,一位觀眾這麼評價。每天,數以百萬計的年輕勞動力在龐大的廠區門口排著隊,等著上工。十幾二十歲,他們就在工廠裏學會一門高度細分和專業化的技術——然後重複。這些技術在別的地方沒有任何用處。最終,他們成為了流水線上微不足道、而且可以被隨時替換的一小部分。「當他們超過三十歲時,也許會被年輕人替換掉,這是一個悲劇。他們失去了未來。」

物慾焰火:工廠爆炸後,沸騰的是「遲出貨、要漲價」

如果龐大需求導致的重複勞動只是日常,新貨浪潮帶來的需求高峰則可能帶來更加大規模的殺傷——不只是個人的替換,而是工人作為一整個群體,在產量與安全的天平上被忽視。

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工廠 iPad2 生產線的拋光車間,發生鋁粉爆炸事故,當時 iPad2 面世才2個月多,市場瘋搶到斷貨。全力趕工的拋光車間裏,鋁粉塵聚集在空氣導管中,被電開關引爆,可怕的大爆炸在雨天奪走了至少4名工人的生命,18人重傷。畫面裏,傷員被抬上救護車,黑煙仍在不斷往外冒,工廠外黑壓壓一片年輕工人擁擠著,一時不知去向何方。

爆炸發生當天,蘋果公司發表聲明,稱對悲劇深表哀傷,正與富士康緊密合作查明原因。而韋蘇在紀錄片中採訪的一位專家指出,在研發和銷售的那樣高收益的產業鏈上下游,蘋果「對自己的供應鏈有嚴格的控制。不能把責任全推卸到代工廠的頭上。根源還是在於他們對代工廠提出的要求。」

發生爆炸的成都富士康,2010年10月才投產,之後半年內就完成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iPad 生產線的組裝,2011年的產量計劃翻倍到4000萬,到2013年,更要到1億台。170萬平方米的廠房全部建成投產之後,全球三分之二的 iPad 都將在這裏生產。到2013年10月,蘋果宣布,自 iPad 問世以來,累計售出了超過1.7億台,之後兩年,又賣出了1.43億台。

蘋果為成都的事故成立了調查組。然而,2011年12月,上海一家為 iPad 外殼進行加工的工廠又發生鋁粉爆燃,61名工人受傷送院。而每一次爆炸之後,事故調查的詳細報告都石沉大海,工人的後續人生乏人問津,而 iPad 推遲出貨和要價更高的消息卻沸沸揚揚。

污染轉移:在美國不可能做的事,在中國都可以做了

除了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越來越多承擔電子產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的村鎮,當地的土壤、水源、空氣和居民,也越來越多地承擔電子廢物的污染和毒害。

1980年末,美國國會通過《綜合環境反應補償與責任法》,俗稱「超級基金法」(Superfund),公司須為造成環境污染的土地承擔無限期追溯的責任。硅谷成為了超級基金法規管範圍內,有毒物質濃度最高的地方,美國環保署在硅谷指定29處需運用該法處理污染的土地。

韋蘇的紀錄片顯示,這些工廠想到了一個天才的辦法來處理有毒的廢棄物:把廢棄污染物裝在鐵桶裏,統統埋到硅谷的地下。然而他們這麼聰明,卻沒想到那些廢棄物有腐蝕性,早已經腐蝕了容器,滲透進了這裏的土地和地下水。

雖然這些公司已經投入鉅款治理被污染的土地, 然而要基本清除土地中的有毒及污染物,需要漫長的過程。「不是幾年,甚至不是幾十年,需要幾百年,」韋蘇在紀錄片中說道。

電影其中一個調查可見中國許多電子工廠排放有毒化學物質在湖泊和河流中。
電影其中一個調查可見中國許多電子工廠排放有毒化學物質在湖泊和河流中。 圖:Death by Design Facebook

198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瑞士巴塞爾開會,通過了《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1990年3月22日,中國在公約上簽字,1992年5月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2000年,中國禁止電子廢物進口貿易。但對電子產品的龐大需求、廢物進出口及回收規管不完善、環境和工人權益保護弱,使得歐美電子廢物源源不絕地——多以非法方式——進入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多國,進入那裏的土壤、河流和人體。

「這些跨國企業在決定將產業轉移到中國來的時候,就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韋蘇在紀錄片中說,「而事實確實如此,通過產業轉移,他們躲過了環境治理的成本。突然之間,在美國不可能去做的事,在中國都可以做了。」

分層受害:在中國燒垃圾,還是會在美國吸入重金屬

撐著小船在流經中國深圳和東莞的茅洲河上,河水已被污染得渾濁且泛綠。一個環保局的工作人員告訴韋蘇,周圍的工廠都將廢水直接排入河內。「環保局來採樣檢查,他們就往排水管道裏倒自來水,被採回去的就是自來水了,」他又說,「他們若是被發現,只需要交罰款,可是我們工作人員卻要承擔責任。」

不僅如此,馬軍提到,在中國,污染排放的違法成本低於守法成本。「有的時候交的罰款比安裝污水處理系統的費用還低,有的企業甚至寧願一直交罰款也不處理廢棄物。」紀錄片裏,一個來到深圳尋找代工廠的外國人,走訪多家,有時被遮掩謝絕,有時看見地上洩漏的硫酸,最終才找到一家廢棄物處理符合其要求的工廠。

在廉價、落後的回收廠內,缺乏知識、技術和監管的回收方法引致更加觸目驚心的結果。在中國廣東省汕頭市貴嶼鎮,有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處理場,工人用極其原始的方法提取電子垃圾裏尚有價值的晶片,比如用火烤、用強酸溶解……這對當地空氣、水和土壤造成巨大污染。

「不到這裏,我真的難以想像他們直接大量焚燒電子產品,」一位兒童醫生驅車前往貴嶼後,為當地兒童採血檢測,發現所有兒童的血鉛均嚴重超標,「鉛是沒有一個安全值的。」

對於發達國家發達地區而言,將垃圾和污染扔到發展中國家的落後地區,可能減少了直接的環境負擔,但不代表從此一了百了,完全置身事外。早在1990年,美國《清潔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的修正案就禁止汽油含鉛,但那之後,加州的大氣仍能被檢測出鉛。經分析,這些含鉛的大氣幾天前正在亞洲上空。

韋蘇說:「就像影片末尾提到的,重金屬就是重金屬。你可以在吃喝時攝入它,可以在呼吸時吸入它,但重金屬仍然存在,它們不會消失。你可以在中國燒掉那些垃圾,但是你依然會在美國吸入重金屬。」

中國北京,有人於街頭上收集電子廢物。
中國北京,有人於街頭上收集電子廢物。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強導更替:「壞了就修」對抗「壞了就扔」

將流水線上的工人吞沒的龐大需求也罷,將廢棄場地的生態環境毀掉的巨量廢物也罷,都離不開重要的源頭,消費和浪費。

「而蘋果的產品是不能拆卸的,他們在傳達『壞了就直接換一個新的,不需要維修』的意識,」 IFixit 的兩個年輕創始人說到,「而我們想要顧客也能輕鬆地維修自己的電子產品。」IFixit 正如其名(I Fix It,我來修),售賣組合好的工具包以及簡要的說明,讓顧客可以自己動手拆卸和維修電子產品,以期延長電子產品的使用期限。

在美國,已經有組織專門負責收集電子廢品並進行專業拆分及回收。在一個整潔的庫房內,幾個工作人員使用特殊工具將電腦、手機的不同部位拆分開來,分類放在不同的箱子裏。

「其實在這一點上,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手機是我的鬧鐘,我總是忍不住去看手機,我用越來越多的 APP ...事實上我也(對電子產品)上癮了。一放下手機,世界都開始旋轉,」韋蘇在影後座談上承認,「但是事實上有不少人在做這方面的創新,比如愛爾蘭有一個工作室,研發了木質外殼的電腦。你可以更換或升級其中的零部件,比如攝像頭或者音響。事實上有人在對應(一次性的電子產品)做很棒的設計和創新,唯一的問題就是推廣和宣傳。」

韋蘇說:「我還是挺樂觀的。我覺得如果我們更多地將這些東西展示出來,人們就會更明白電子產品背後的代價……如果沒有人發聲,政府就更不能聽見。」

「這才是我想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得更多。」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