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特首選戰

梁一夢:曾俊華狂熱──港人游離的政治性格

曾俊華的崛起,不過反映了港人長久以來的政治性格。

刊登於 2017-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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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今日於港島舉行集會,不少港人到場支持。
曾俊華今日於港島舉行集會,不少港人到場支持。

曾俊華今日周遊港島,晚上又舉行造勢晚會,氣勢如虹。他獲得廣泛港人支持,固然令林鄭月娥難堪,亦在本地非建制派當中,製造了一點撕裂。一直堅持民主運動的支持者,更不明白,為何一個對民主運動從來沒有作出過任何具體承諾的高官,可以透過政治公關,獲得這樣的支持度。

港人的務實主流傾向

曾俊華的崛起,不過反映了港人長久以來的政治性格。

在1970年代末,本地社會學者劉兆佳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的框架,形容香港人的主導政治性格,是傾向保障以家庭為單位的利益,不信任公民社會,功利為先,對政治漠不關心;在回歸後,這套說法備受挑戰,因為香港人愈來愈樂於參於社會運動,其傾向愈來愈理想化,明顯超出了劉口中的物質基礎和實用主義。

這種理想化的傾向,被許多人視為港人的普遍政治覺醒,對許多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而言,本土的民主運動史,始於零三七一大遊行,於雨傘運動達至高峰。

可是,這種理想化的傾向,其實一直有其邊界,而且邊界明顯。本地學者林蔚文等就曾指出,香港數十年來一直不乏社會運動,例如七八十年代的婦女運動、中文運動、男女同工同酬等,只是它們均有強烈迴避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尤其是去政黨化的傾向。這和舊日港英政府嚴控政治運動,也有關係。

自2003年七一起,一直到雨傘運動,港人愈來愈不避忌社會運動的政治性質,但雖然追求的目標有所改變,運動本身的功利考慮,始終也佔據很主流的位置,並一直和較基進的傾向或後來的本土主義相抗衡。在早期,民主運動有「和理非」的爭議;在近期,即使在最激進的陣營當中,也出現「為何要勇武」的討論。

曾俊華作為管治陣營的一部分、政務官的代表,其政治形象既中產亦保守,「專業」、「非政黨」,也不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更不好鬥。其反映的,是和撕裂社會相反的政治性格,一種被懷念的舊日政治文化(這種文化不需要是事實,可以是被建構出來的),而且是政治上安全、四平八穩的一個着力點。曾俊華被稱為 Lesser Evil,因為他並不是傳統民主運動的一份子,他的論述雖然較貼近本地人的聲音,但主張盡力推行23條立法、接受人大8.31框架,甚至是開了民主運動的倒車,港人卻仍然選擇他,是非常現實的表現。

曾俊華作為一個政治現象,究其原因,是港人務實的主流傾向,在曾俊華以優質公關橫空出世後,找到了着力點,亦反映新世代港人雖然「政治覺醒」了,不止追求純物質生活了,但主流港人的政治性格,仍然不激進,受功利務實的政治傳統影響。港人追求的目標非常有彈性,形勢大好時談談自由民主,形勢不妙時也可打折扣,接受把夢想降格為要一個「似返個人」的特首,追求一個說得過去的政府,至於務實背後,其內容仍然是威權主義,一般人卻不關心了。

近年一遇重大事件,不少論述都急於定義香港,時而認為港人的行為令人感動,彷彿成熟的公民社會已經誕生;又不時有人推動一種「香港人一直都係咁」的冷感港豬論述。事實是,這些本質化的香港政治論述,都無法解釋港人的複雜性格──港人的性格既比「功利家庭主義」的時代複雜,亦不能以「理想主義已抬頭」來過度簡化了我們的社會;港人的追求的目標或有所改變,但和一種原則性堅強的公民政治文化相距尚遠,甚至有投機的傾向。

2015年9月28日,大批市民在香港政府綜合大樓外示威。
2015年9月28日,大批市民在香港政府綜合大樓外示威。

網上政治動員的教訓

在互聯網誕生之初,網上聯結的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曾被寄予無限希望,期望這種新型的社會動員方式,能夠衝擊威權政府,推動下一波的民主化運動。但現實反映,網上動員的社會運動,既可以是基進的,如伊朗的綠色革命、佔領華爾街運動;亦可以是保守的,例如特朗普的崛起、意大利的五星運動等。曾俊華的政治公關出色,他的政治能量,也主要由網上而來,這反映了技術的中性性質──互聯網作為一種技術本身,並不一定是基進和自由的,也不能單獨決定政治的流向。

有論者謂,曾俊華帶來了港人的政治覺醒,這種說法自然肉麻過甚,令人失笑;但如果說曾的團隊,帶來了高質的網上政治動員示範,倒是一個公道的評價。如果要問,公民社會可以由曾俊華身上學到什麼,那便是,在理想之外,掌握好技術,以增加論述的政治有效性,是多麼的重要。而且,網上動員也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國家資本推動,曾俊華可以做到的,民主運動也可以做到。這才是最大的教訓。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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