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心階層上車無望，基層苦困劏房，新加坡模式可以救香港嗎？

任職公務員的張智華五時半從小西灣下班，準備返回位於九龍灣、與父母同住的家。路上，他先經過一間小食店，看了一眼，又繼續趕路；出了港鐵站，他放棄了乘小巴，走了十多分鐘回家。打開家門，他算一算，剛剛省下了10多元。

「走路回家就當做運動，可以省回三元車資。下班有時候也想買點吃的，但想到正要回家吃晚飯，不如忍耐一陣子，回家再吃。」28歲的張智華笑着說，到餐廳午膳動輒要花80元，他盡量少去，轉到連鎖快餐店或帶飯盒上班。

原本計劃儲夠錢可以置業和結婚，但當你發覺做了那麽多省錢，還是未能達到目標，就會反問自己，做來為了甚麼？

張智華天天節衣縮食，平均每天只花150元，主要用在交通、吃飯和不多的娛樂活動上。逐分逐毫地省下來，月入近三萬的他，每月儲下15000元，向着一個香港人慨嘆極為艱難的目標進發 —— 置業。

三年過去，他儲了約60萬港元，但樓價卻轉眼卻升了五成。

「原本計劃儲夠錢可以置業和結婚，但當你發覺做了那麽多省錢，還是未能達到目標，就會反問自己，做來為了甚麼？」說罷，張智華嘆了一口氣。

比上不足，買不到私人樓宇；比下有餘，因而未能獲得政府資助，張智華成了香港年輕夾心階層的寫照。當三位特首候選人，都以不同的房屋政策作為競選政綱重點，張智華反問，這些方向真的能解決香港人住屋需求嗎？

資助年輕人「上車」有用嗎？

2014年，張智華計劃30歲前與女朋友結婚，於是有了置業的準備。

他以400多呎的二手居屋為目標，鎖定位於九龍灣、約30年樓齡的麗晶花園。「當時樓價大約300萬元左右，我每月儲15000元，只需要兩年多，就能儲到30多萬支付首期。」憶起當時，張智華眼中仍然充滿希望：「別人有父幹（父蔭）是別人的事，我只知道我沒有父幹，所以要更加努力。」

三年後的今天，他銀行戶口裏多了50多萬元，可是，當年心儀的同類型單位，今天卻升到450萬元，貴了足足五成。這一刻，他的錢夠付一成首期，但餘下的也只僅僅夠付經紀佣金、稅項和律師費等，連裝修也做不到。看着樓價還繼續上升，他的儲蓄似乎怎麽也追不上。

房屋政策是現屆特首梁振英的「重中之重」，但他上任四年多以來，樓價「越升越有」。

梁振英2012年7月上任，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當時住宅售價指數是206.1，但至今年1月，指數已上升49.9％，達到309。二手居屋補地價後，可以在自由市場買賣，這類居屋的售價指數，也由2012年7月的192.79，升至今年1月的325.5，升幅達68.8％。

今年2月14日，房屋委員會通過新一期居屋的售價和銷售安排，涉及2057個單位。當中最貴的彩虹彩興苑，平均呎價約7700元，以此計算，400呎單位約需300萬元，是麗晶花園三年前的價格。這符合了張智華的預算，可是問題又出現了。

居屋是資助房屋，由政府補貼樓價三成，按照現時規定，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單人是26000元，張智華剛剛過了這個上限。「難道我的人工真的那麼高？一個人連居屋都抽不到。」他無奈地說。

樓市不斷破頂，計劃趕不上變化，很多香港人都像張智華一樣，花盡力氣都無法置業。針對這一類「夾心階層」，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在政綱中，倡議在居屋之上增設新一類資助房屋，名為「港人首置上車盤」。

「以前我們說，（月薪）去到五、六萬以上，應該自己能置業，所以政府不打算幫你了。我今次提出，其實都是買不到的，或者很難，所以要出一種新的、名叫港人首置的上車盤。」林鄭月娥是3月1日接受端傳媒直播訪問時說。

「可是普羅大眾、月入兩、三萬元的人很多，他們真的只需要居屋或最基本的住屋。如果去到五、六萬元月薪，我可以再節省一點，多儲幾年錢買私人樓宇。」張智華回應道。

「媽咪，我們何時上公屋呢？」

年輕人自覺未能受惠，林鄭月娥的房屋政綱，還激起了基層劏房戶的不滿。

林鄭月娥的房屋政綱以置業為大方向，除了「港人首置上車盤」，還提議增建「綠置居」，讓經濟條件有所改善的公屋租户認購，以鼓勵公屋住戶騰出單位，加快公屋流轉。她於3月3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更明言為了增建「綠置居」，「會減少新的公屋供應」。

聽罷，一家四口居住在120呎劏房的袁太激動地說：「我們這些基層沒可能買樓，一世都不可能買樓，居屋我們從來不敢奢求！我一心只是希望上公屋。」袁太一家2011年開始輪候四人公屋單位。這六年來，他們一直住在深水埗的劏房，在這狹小的居所中等待又等待，只望「有瓦遮頭」。

袁太育有一對兒女，女兒13歲、兒子8歲。儘管女兒正值青春期，學校老師也曾提醒袁太，女兒這個年齡需要一點私人空間，但考慮過後，袁太還是把唯一一間小睡房，留給經常開夜班的爸爸，母子三人就擠在客廳的碌架床。

這一家人人均空間只有30呎，單位天花還經常漏水，甚至偶爾有石屎剝落。「我們哪有那麼多錢（做維修）啊？」袁太唏噓地說。後來，她只好向親戚朋友借來一塊大膠片，把它黏在天花板上，盛着水滴及石屎。

目前，這一家依靠任職巴士司機的袁先生養家，可是上班時數由公司安排，月入最低只有12000元。然而，劏房月租就要4700元，佔去家庭收入超過三分一。生活捉襟見肘，他們另外申請政府每月約2600元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來幫補。

要改善生活環境，他們唯一的希望只有公屋。「家姐細佬經常嚷着問：『媽咪，我們何時上公屋呢？』」這個問題，袁太始終回答不了，因為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我們去過房屋署問，但是他們只是草草回答說：『這些東西急不來。』」

袁太唯一知道的，是四人公屋單位輪候名冊中，排在他們前面的，還有四萬多個申請。

根據房委會資料，現時政策以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平均三年獲首次編配單位為目標。然而，截至2016年12月底，這類申請約有148800宗，其中家庭申請平均輪候時間為4.7年，沒有達到「三年上樓」的目標。

現時香港有約46%人住在資助房屋，包括公屋和居屋。當林鄭月娥說要減建公屋，另一位候選人曾俊華就提出長遠增建公屋，並加快重建高齡屋邨，最終為全港60%市民提供資助房屋。

今年2月28日，曾俊華接受端傳媒直播訪問時指出：「我希望將數字增至六成，設立不同階梯，由公屋到居屋，然後再加一個『夾心階層』的補貼房屋，讓市民在這三個階梯，然後再進入私人樓宇。」

宏大目標不易達成，曾俊華憂慮地說：「這個目標需要時間達成，暫時講不出具體完成時間，但肯定多於幾年。」

那究竟輪候公屋的家庭何時才能看到曙光？「夾心階層」的置業壓力能否被紓緩？到現在，三位特首候選人都沒有給出時間表。

新加坡房屋政策，香港可以借鏡嗎？

為了破解香港房屋問題的困局，人們不時轉向參考新加坡的房屋模式，此次特首候選人的房屋政綱，也被指與新加坡模式雷同。目前，新加坡80%人口，均居住在由政府建屋發展局興建的「組屋」。這些組屋可租可買，相當於香港的資助房屋。

當整個亞洲地區的私人樓宇價格飈升，香港的樓價不斷創出新高，新加坡政府亦幾度出招壓抑樓價。2015年，當地私人樓價指數下跌3.7%；組屋樓價則相對穩定，同期只下跌了1.6%。

新加坡組屋除了樓價較低，申請人的入息上限也較寬鬆，取決於單位大小和位置，入息上限由約2000新加坡元（10985港元）至18000新加坡元（98460港元）不等，最高為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8666新加坡元（47403港元）的兩倍。

相比之下，香港居屋的入息上限以申請人數決定，現時一人入息上限為$26,000元。而二人至九人家庭全部定於52000元，約是家庭入息中位數25500元的兩倍。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當地房屋政策的倡議者，以令絕大部分國民有自置居所為政策目標。他曾說：「如果人人擁有自己的房產，就會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產生自豪感及向心力，自然會努力工作、建立家庭、養育子女，為國家民族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因此，新加坡的房屋政策，一直被視為該國政治穩定的一大因素。

在香港，近年越來越多年輕人對前景感到絕望，有人希望在特首選舉中「換人換制度」，更有人走上街頭示威。當官員指摘上街的年輕人是「暴徒」，任職公務員的張智華卻有一份理解。

「年輕人不滿社會把房屋變成了商品，令這些最基本的需要，也變得遙不可及。」年輕人對前景的無力，張智華說自己也感同身受。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智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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