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阶层上车无望，基层苦困㓥房，新加坡模式可以救香港吗？

任职公务员的张智华五时半从小西湾下班，准备返回位于九龙湾、与父母同住的家。路上，他先经过一间小食店，看了一眼，又继续赶路；出了港铁站，他放弃了乘小巴，走了十多分钟回家。打开家门，他算一算，刚刚省下了10多元。

“走路回家就当做运动，可以省回三元车资。下班有时候也想买点吃的，但想到正要回家吃晚饭，不如忍耐一阵子，回家再吃。”28岁的张智华笑着说，到餐厅午膳动辄要花80元，他尽量少去，转到连锁快餐店或带饭盒上班。

原本计划储够钱可以置业和结婚，但当你发觉做了那么多省钱，还是未能达到目标，就会反问自己，做来为了甚么？

张智华天天节衣缩食，平均每天只花150元，主要用在交通、吃饭和不多的娱乐活动上。逐分逐毫地省下来，月入近三万的他，每月储下15000元，向着一个香港人慨叹极为艰难的目标进发 —— 置业。

三年过去，他储了约60万港元，但楼价却转眼却升了五成。

“原本计划储够钱可以置业和结婚，但当你发觉做了那么多省钱，还是未能达到目标，就会反问自己，做来为了甚么？”说罢，张智华叹了一口气。

比上不足，买不到私人楼宇；比下有余，因而未能获得政府资助，张智华成了香港年轻夹心阶层的写照。当三位特首候选人，都以不同的房屋政策作为竞选政纲重点，张智华反问，这些方向真的能解决香港人住屋需求吗？

资助年轻人“上车”有用吗？

2014年，张智华计划30岁前与女朋友结婚，于是有了置业的准备。

他以400多呎的二手居屋为目标，锁定位于九龙湾、约30年楼龄的丽晶花园。“当时楼价大约300万元左右，我每月储15000元，只需要两年多，就能储到30多万支付首期。”忆起当时，张智华眼中仍然充满希望：“别人有父干（父荫）是别人的事，我只知道我没有父干，所以要更加努力。”

三年后的今天，他银行户口里多了50多万元，可是，当年心仪的同类型单位，今天却升到450万元，贵了足足五成。这一刻，他的钱够付一成首期，但余下的也只仅仅够付经纪佣金、税项和律师费等，连装修也做不到。看着楼价还继续上升，他的储蓄似乎怎么也追不上。

房屋政策是现届特首梁振英的“重中之重”，但他上任四年多以来，楼价“越升越有”。

梁振英2012年7月上任，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当时住宅售价指数是206.1，但至今年1月，指数已上升49.9％，达到309。二手居屋补地价后，可以在自由市场买卖，这类居屋的售价指数，也由2012年7月的192.79，升至今年1月的325.5，升幅达68.8％。

今年2月14日，房屋委员会通过新一期居屋的售价和销售安排，涉及2057个单位。当中最贵的彩虹彩兴苑，平均呎价约7700元，以此计算，400呎单位约需300万元，是丽晶花园三年前的价格。这符合了张智华的预算，可是问题又出现了。

居屋是资助房屋，由政府补贴楼价三成，按照现时规定，申请居屋的入息上限，单人是26000元，张智华刚刚过了这个上限。“难道我的人工真的那么高？一个人连居屋都抽不到。”他无奈地说。

楼市不断破顶，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多香港人都像张智华一样，花尽力气都无法置业。针对这一类“夹心阶层”，特首候选人林郑月娥在政纲中，倡议在居屋之上增设新一类资助房屋，名为“港人首置上车盘”。

“以前我们说，（月薪）去到五、六万以上，应该自己能置业，所以政府不打算帮你了。我今次提出，其实都是买不到的，或者很难，所以要出一种新的、名叫港人首置的上车盘。”林郑月娥是3月1日接受端传媒直播访问时说。

“可是普罗大众、月入两、三万元的人很多，他们真的只需要居屋或最基本的住屋。如果去到五、六万元月薪，我可以再节省一点，多储几年钱买私人楼宇。”张智华回应道。

“妈咪，我们何时上公屋呢？”

年轻人自觉未能受惠，林郑月娥的房屋政纲，还激起了基层㓥房户的不满。

林郑月娥的房屋政纲以置业为大方向，除了“港人首置上车盘”，还提议增建“绿置居”，让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公屋租户认购，以鼓励公屋住户腾出单位，加快公屋流转。她于3月3日接受传媒访问时，更明言为了增建“绿置居”，“会减少新的公屋供应”。

听罢，一家四口居住在120呎㓥房的袁太激动地说：“我们这些基层没可能买楼，一世都不可能买楼，居屋我们从来不敢奢求！我一心只是希望上公屋。”袁太一家2011年开始轮候四人公屋单位。这六年来，他们一直住在深水埗的㓥房，在这狭小的居所中等待又等待，只望“有瓦遮头”。

袁太育有一对儿女，女儿13岁、儿子8岁。尽管女儿正值青春期，学校老师也曾提醒袁太，女儿这个年龄需要一点私人空间，但考虑过后，袁太还是把唯一一间小睡房，留给经常开夜班的爸爸，母子三人就挤在客厅的碌架床。

这一家人人均空间只有30呎，单位天花还经常漏水，甚至偶尔有石屎剥落。“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做维修）啊？”袁太唏嘘地说。后来，她只好向亲戚朋友借来一块大胶片，把它黏在天花板上，盛着水滴及石屎。

目前，这一家依靠任职巴士司机的袁先生养家，可是上班时数由公司安排，月入最低只有12000元。然而，㓥房月租就要4700元，占去家庭收入超过三分一。生活捉襟见肘，他们另外申请政府每月约2600元的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来帮补。

要改善生活环境，他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公屋。“家姐细佬经常嚷着问：‘妈咪，我们何时上公屋呢？’”这个问题，袁太始终回答不了，因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我们去过房屋署问，但是他们只是草草回答说：‘这些东西急不来。’”

袁太唯一知道的，是四人公屋单位轮候名册中，排在他们前面的，还有四万多个申请。

根据房委会资料，现时政策以家庭和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三年获首次编配单位为目标。然而，截至2016年12月底，这类申请约有148800宗，其中家庭申请平均轮候时间为4.7年，没有达到“三年上楼”的目标。

现时香港有约46%人住在资助房屋，包括公屋和居屋。当林郑月娥说要减建公屋，另一位候选人曾俊华就提出长远增建公屋，并加快重建高龄屋邨，最终为全港60%市民提供资助房屋。

今年2月28日，曾俊华接受端传媒直播访问时指出：“我希望将数字增至六成，设立不同阶梯，由公屋到居屋，然后再加一个‘夹心阶层’的补贴房屋，让市民在这三个阶梯，然后再进入私人楼宇。”

宏大目标不易达成，曾俊华忧虑地说：“这个目标需要时间达成，暂时讲不出具体完成时间，但肯定多于几年。”

那究竟轮候公屋的家庭何时才能看到曙光？“夹心阶层”的置业压力能否被纾缓？到现在，三位特首候选人都没有给出时间表。

新加坡房屋政策，香港可以借镜吗？

为了破解香港房屋问题的困局，人们不时转向参考新加坡的房屋模式，此次特首候选人的房屋政纲，也被指与新加坡模式雷同。目前，新加坡80%人口，均居住在由政府建屋发展局兴建的“组屋”。这些组屋可租可买，相当于香港的资助房屋。

当整个亚洲地区的私人楼宇价格飚升，香港的楼价不断创出新高，新加坡政府亦几度出招压抑楼价。2015年，当地私人楼价指数下跌3.7%；组屋楼价则相对稳定，同期只下跌了1.6%。

新加坡组屋除了楼价较低，申请人的入息上限也较宽松，取决於单位大小和位置，入息上限由约2000新加坡元（10985港元）至18000新加坡元（98460港元）不等，最高为当地家庭入息中位数8666新加坡元（47403港元）的两倍。

相比之下，香港居屋的入息上限以申请人数决定，现时一人入息上限为$26,000元。而二人至九人家庭全部定于52000元，约是家庭入息中位数25500元的两倍。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当地房屋政策的倡议者，以令绝大部分国民有自置居所为政策目标。他曾说：“如果人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就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产生自豪感及向心力，自然会努力工作、建立家庭、养育子女，为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新加坡的房屋政策，一直被视为该国政治稳定的一大因素。

在香港，近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对前景感到绝望，有人希望在特首选举中“换人换制度”，更有人走上街头示威。当官员指摘上街的年轻人是“暴徒”，任职公务员的张智华却有一份理解。

“年轻人不满社会把房屋变成了商品，令这些最基本的需要，也变得遥不可及。”年轻人对前景的无力，张智华说自己也感同身受。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张智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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