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三·八婦女節

老晴:一百年後,「三·八婦女節」為何重現美國街頭?

始於一個世紀前美國的婦女節,為何被美國人遺忘,為何又在今天被重新紀念?


2017年3月5日,在美國洛杉磯,有人發起遊行紀念國際婦女節。
2017年3月5日,在美國洛杉磯,有人發起遊行紀念國際婦女節。攝:Damian Dovarganes/AP

特朗普(川普)就職美國總統後,全球範圍的抗議活動紛至沓來,其中以2017年1月21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進行的婦女大遊行最為矚目。這場婦女和少數族裔主導的遊行,其人數據說達到百萬,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示威活動。

而近期,該運動組織者再接再厲,號召全美國女性在3月8日這一天停止一切有償、無償勞動,以繼續抗議特朗普政權。由於罷工安排在週三,而非上次遊行所在的週六,預計參加人數不會突破記錄,但美國已經進入街頭政治活躍期,社會不滿和對峙加劇,運動的能量不可小覷。間接印證這一點的,是筆者旅美十年,今年第一次在城市街道看到了號召「三·八」罷工的海報。而所在的大學,也會在「三·八」當日舉行遊行活動。

在這場運動的網頁「世界一天沒有女人」(a day without a woman) 上,關於罷工,是這樣具體描述的:

一、女人們一天不工作,無論你從事的勞動是否有報酬。

二、大家一天不消費,除非是幫襯草根婦女或其他邊緣群體的小本生意。

三、大家穿紅色衣服,以示團結。

美國婦女要在「三·八」罷工,這其中傳遞的政治意義,有一些充滿張力、甚至反常識的地方,值得我們仔細解讀。

女權運動走向左翼

首先, 自冷戰開始,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美國社會的「公敵」,提及任何共產主義元素,都意味著在主流社會被污名化,人們甚至會刻意避免在政治運動中使用象徵共運的紅色。這種社會禁忌,直到2015年民主黨初選候選人桑德斯在競選中正面提到「社會主義」,才開始有鬆動的跡象 。

「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由於與共產主義運動有淵源,在當代美國鮮為人知,更別說與婦女權益和民主運動聯繫起來。

然而今天,美國人卻嘗試要聯合起來,以「三·八」婦女節為符號,動員罷工,並且以紅色象徵團結。

這次參與運動的,絕不僅僅是一小部分左翼激進派——這次罷工是1.21大遊行的延續,動員目標群體很廣泛,包括全體女性以及其他民主運動參與者,組織者是則許許多多個平行的公民社會機構和建制內知識分子。在如此廣泛的運動陣線上重提「三·八」,這預示着反特朗普運動已經不僅僅是挺希拉里的建制自由派的內部遊戲。有理由認為,美國新社會運動內部正在生成超越自由主義譜系的批判力量,向社會主義左翼運動靠近。

批評精英女權

這次罷工的第二個特別之處,是其明確批評了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精英女權主義。

今年2月6日,包括一群美國女權主義思想家、活動家,在《衞報》網站發出聯名文章支持此次罷工。這其中包括民權運動一代的活躍分子、美共領袖、哲學家 Angela Davis,著名馬克思主義女權學者 Nancy Fraser,以及新一代活紮根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文章開宗明義寫道:

「僅僅反對特朗普暴虐的厭女症、對同性戀和性轉人士的恐懼症,以及其種族主義政策是不夠的。我們要抵抗新自由主義政治對社會福利和勞工權益的不斷攻擊。婦女們的生活狀況,尤其是那些非白人女性、勞動女性、失業和移民女性,她們的境遇在過去三十年,由於金融化和公司主導的全球化而持續惡化。那種『向前一步』的女權主義以及其他公司式女權主義的變種,無法回應大多數人的訴求,因為大多數人沒有條件通過個人的自我提升、自我努力而改善生活。」

這種精英女權主義,可以說是以 Facebook 首席財務官 Sheryl Sandberg 為代表。「向前一步」得名於她的同名勵志書籍。文章作者們直接批評個人主義下的狹義女權主義。他們把婦女社會地位和權益的提高,與階級、種族正義聯繫在一起,猛烈抨擊金融精英資本對社會的盤剝:

「這些人生活境遇的提高,只能通過在政策層面支持社會生計,保證生育正義,保障勞工權益而實現。新一輪的婦女運動必須正面回應所有這些問題。這必須是為着99%的人的女權主義!」

這份宣言,把當下女權運動的召喚,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 1% 對 99% 」話語對接起來,試圖使女權運動超越個人主義的畫地為牢,變為一種有着階級、種族等集體根基的力量。

走向關注勞動問題的女權

可以說,美國女權運動正在有意識的擁抱「99%」的話語來重新定位自身,以一種大眾女權主義的新身份來反思曾經的「精英主義」局限。在大眾女權的議程裏,鬥爭的目標不再僅僅是通過個人奮鬥達到經濟優渥,不是利用經濟特權外包家務、照料服務,以使得自己「事業家庭雙豐收」,成為讓其他女性羨慕的「女神」。

美國女權運動者已經意識到,如果想在改造當下社會結構方面有所建樹,必須正面處理運動曾經被中產白人女性主導的局面,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姐妹聯盟的內部撕裂,同時也警惕一部分女性被特權階級收買後,失去女權應有的批判性,成為建制的守護人。

比如說,在明確批判精英個人主義女權之外,基於反對特朗普聯盟的新女權運動,還關注女性無償勞動問題,這是近些年最有洞見的社會運動理念之一。

正如罷工網站上提出的,女人一天不工作,也包括退出家務工作這種無償勞動領域。在父權體制下,女性在家庭、私領域中從事的各種照料、生育、情感活動,往往被認為是自發於她們的所謂「天性」,因而可以視為理所應當。而這樣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並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長期父權意識形態下的一種特別安排。這些勞動看似不能直接產生市場價值,但它們保障了勞動者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家庭可以穩定繁衍下一代,並維繫着社會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結——這些勞動是社會運行的必須條件,但卻因為不直接進入正式市場交換,被長期無視;而即便其中一部分被商品化,進入市場,也是被少數族裔、移民女性所承擔,價值被嚴重低估。

新女權運動認為,這些勞動應該被賦予價值,得到經濟和文化上的承認。並且,更進一步,這些勞動不應該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女性」勞動;婦女個體應該有不認同這種分工的自由。

這樣的女權理論,繼承的是上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女權的思想,也是對盛行了30年「後結構主義」性別理論的修正。

近三十年來,後結構性別理論認為男女性別角色之不同,完全是文化建構的結果,這樣的理論固然有效挑戰了「男女天然不同」的主張,但卻似乎暗示:只要摒棄了本質論的論調,就能消弭性別之間的等級——這樣的觀點,無法對現實中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形成有效批判。事實上,如果性別勞動分工不被反思,針對照料、生育、情感勞動的價值理論不被正視,不但歷史上作為這些勞動女性的價值會被繼續低估,而且由於傳統製造業衰落,而不得不進入這些低工資服務性、照料領域的男性,其勞動也會因為缺乏直觀的經濟價值而遭貶抑。

主張性別平等的人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資源被極少數人壟斷的社會,能夠通過個人努力成為人生贏家、與男性精英平起平坐的女性,絕對只是鳳毛麟角。在社會結構性的壓迫下,女權力量必須能夠在抵抗男權的同時,意識到社會存在着和男權一樣有力的其他壓迫形式,它們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使得婦女共有的、基於性別的特殊困境不能被清楚地辨識出來,一方面又放大了特權階層內部的性別議程,使得精英女性的經驗代言了其他階層、種族女性各不相同的經驗。

「三·八」如何重回美國?

雖然絕大多數美國人不過「三·八」,甚至不知道這個節日,但諷刺的是,「三·八」卻始於整整一個世紀前的美國。

彼時,第一波女權運動席捲全球,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和勞工運動風起雲湧。1908年3月8日,在國際製衣女工聯會的領導下,上萬名婦女走上紐約街頭,爭取投票權,抗議血汗工廠和童工問題,呼籲提高勞工福利。1910年,來自17個國家的100名女權代表在哥本哈根開會,決定設立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以倡導婦女的平等權利,包括選舉權。

此後數年,每年二月底到三月初,遊行、紀念活動都會席捲歐洲,婦女爭取選舉權、就業權等議題,與反戰、反飢餓議題交織在一起,產生了聲勢浩大的影響。

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將3月8日定為官方的婦女節,這時開始,這個屬於全球女權運動的紀念日,才慢慢被理解為「共產主義」節日。

正如此次罷工的兩名組織者 Magall Alcazar 和 Kate Griffiths 在The Nation 撰文所說,本次大罷工的歷史語境,和100年前很像。新自由主義橫行下,如今的全球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工運不倡,勞工的工會會員率達到歷史新低(只有10.7%)。任何罷工、示威,都並非輕而易舉。能夠在這一天冒着被開除的危險,勇敢地站出來挑戰體制的勞動婦女,將十分值得敬佩。有人說,在美國,遊行罷工是一種特權。但是,Alcazar 和 Griffiths 追問道:不需要遊行罷工,難道不更是一種特權嗎?

從美國的「三·八」,回望中國女權

美國人重新開始紀念「三·八」,而回望「三·八」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也頗耐人尋味。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的翌年,即1922年開始慶祝「三八」。國民政府也在1924年開展慶祝。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即宣布3月8日為法定節日,婦女在該日可以放假半天,而蘇聯直到1965年才實施了婦女放假政策。

也就是說,中國是全世界範圍內最早開始慶祝「三·八」、並把它設定為法定假日的國家之一。而中國,至今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婦女就業率和女性識字率之一。

但在今天的中國,「三·八」節,這個勞動婦女創造、傳承的百年紀念,這個本應該作為女性發聲、活動、探討性別不公問題的日子,卻好像被喬裝打扮成了另一幅模樣,淪為了和「聖誕節」、「情人節」一樣純粹商家促銷的好機會。大大小小的網站,熙熙攘攘的商場,各種「專為女性打造」的商品櫛次鱗比:纖體、美白、淡斑、激光脱毛、微創整形,各種名款品牌折上折……女人在消費的「自由王國」裏做着「自己的主人」,她們是心甘情願的,「愛她就給她買哈根達斯」。

美國的女權運動走向激進,而婦女節在中國走向消費,這似乎揭示出同樣一個道理:在橫貫世紀的社會變遷中,激進社會運動,包括革命,所爭取到的實打實的戰果,被一代或者幾代人分享,以使得他/她們有不必關心政治、過小日子的特權。但當世界政經格局進一步變化,前人爭取的諸多權益被一點點蠶食、侵犯,當代人便不再擁有「免於罷工」的自由。人們必須組織起來,付出實際的代價,去抵抗權利空間的惡化。歷史在這樣的變革與阻滯、進步與蜕化中蜿蜒流淌,而那些煙波深處發生過的抗爭與吶喊,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和動員符號。

此時,人們格外需要在重重迷霧中,看到過去對當下,真正的意義。

(老晴:留美學生,女權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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