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七十年 轉型正義 台灣

全台唯一「二二八海水浴場」,你不知道的澎湖故事

澎湖發生的紀淑事件險些演變為一場軍民對決,但在其父顧及大體及地方仕紳力勸下,澎湖成為當年少數有傷未亡之地。


全台最早的二二八紀念公園,穿過「西瀛勝境」牌坊方可抵達。
全台最早的二二八紀念公園,穿過「西瀛勝境」牌坊方可抵達。攝:張國耀/端傳媒

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台灣各地紀念活動不絕,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裏早有各方人馬舉辦紀念活動。鮮為人知的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公園」,其實正座落於澎湖馬公市鬧區,不但是縣定歷史建築,亦是「澎湖花火節」的施放地點。每年夏日的燦爛煙火、遊客笑顏下,埋藏着一段澎湖於1947年「空雷未雨」、倖免於屠殺的歷史。

這座全台最早的二二八紀念公園,穿過「西瀛勝境」牌坊方可抵達。這座牌坊同樣可說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位於民生路與介壽路(編按:介壽路,意指祝賀蔣介石長壽,台灣早年各地常見幹道命名為介壽路,近年多已改名)交叉口,通體雪白,高掛國徽,上題「西瀛勝境」四字,背靠熱鬧市街,遠眺台灣海峽。牌坊旁是成排軍營,路底通往海軍「金龍頭」基地,另一側則有青年救國團活動中心、蔣介石曾入宿的第一賓館。在馬公城的軍事歷史地景中,這片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碑恰巧位居中心。

根據碑上記載,立碑歷史如是:

碑文內容文白夾雜,但說成白話,就是澎湖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未參與起事、平靜如常,國民政府特地撥款宣慰賑撫,嘉勉澎湖居民。後世提及二二八歷史時,多半也以「澎湖無事」一筆帶過,附和了蔣介石對澎湖「嚴守秩序」的評語。

不過,蔣介石送給澎湖的這句「嚴守秩序」,或可說是故事的終幕,卻並非歷史的全部。

宛若澎湖版林江邁案:紀淑事件

在談論澎湖的二二八故事之前,或許得先認識澎湖的戰略地位。澎湖群島散列於台灣與大陸之間,自古即是海峽中線的軍事要塞。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分析,清乾隆49年之前,鹿港、淡水港未通航,從大陸到台南,中途必須在澎湖運補,造就了澎湖特殊的軍事地位。如果要從中國大陸發動攻台,必得先佔澎湖。「得澎湖者得台灣」是當時不變的鐵律。

澎湖群島散列於台灣與大陸之間,自古即是海峽中線的軍事要塞。
澎湖群島散列於台灣與大陸之間,自古即是海峽中線的軍事要塞。攝:張國耀/端傳媒

澎湖的戰略地位,亦反映在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內。條約中,「澎湖群島」乃是作為一獨立標的,與台灣島、遼東半島一同割讓予日本。及至戰後殖民結束、被國民政府接收時,澎湖依然與基隆、高雄並列台灣三大要塞之一。根據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宣慰後的報告,馬公要塞最初編制為5400人,高雄、基隆要塞各8300人,由軍階最高的中將參謀長史文桂擔任要塞司令,地位可見。

然而,與台灣其他各地遭遇相同,接收初期,士兵隨意拆卸民房、佔屋擾民、在鄉間強暴婦女等劣行,在澎湖也同樣上演,早已激發地方不滿。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後,不少歸國的台籍日本兵與在澎湖當兵的台灣人、原住民,皆收聽到台灣已經起事的訊息,不少人開始各自離島聚集到馬公,準備響應。

耆老林麟祥回憶,當時他在家中的收音機裏,有收聽嘉義放送到澎湖的廣播:「台灣同胞已經起來反抗暴政了!澎湖人還在睡嗎?」電台甚至提到部隊攻占嘉義水上機場、市民送飯糰勞軍的訊息,讓不少澎湖青年也躍躍欲試,甚至一度密謀前往警察局搶奪武器;但此行動卻被史文桂事先料中,早將警察局的武器藏至他處。一場革命尚未開始,就先彈盡援絕。

儘管沒搶到武器,青年的組織工作並未因此終止。前台籍日本兵趙文邦、王財情等人與其他青年成立了自治同盟,仿效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決議,準備組織隊伍自發維持秩序、召集受日本陸海空軍訓練的台籍青年,響應全省武裝總動員。林麟祥回憶,「這些受過日本訓練的『學長』們,都比較衝一點。」

眼看民風保守、自清代起從未經歷民變的澎湖,恐將上演數百年來首次「起義」,史文桂不敢大意,首先力保澎湖兵力不外調。甚至不惜「抗命」、拒絕派兵支援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1947年3月2日,陳儀下令史文桂將馬公要塞守備的兩個中隊開到高雄,撥交彭孟緝指揮,史文桂為此召開軍事會議,軍醫許整景馬上表示反對,參議會也大力反對調兵。

林麟祥回憶,不少澎湖人會到高雄求學、工作,「高雄對澎湖人來說,好像是第二個故鄉一樣。」不少「學長」聽說軍隊可能開拔前往高雄,紛紛打算前往馬公港附近集結,說「無論如何都要把這艘船擋下來,絕對不讓軍隊去殺高雄人!」群情沸騰,終讓史文桂選擇抗命。根據記載,是日澎湖冬季著名的東北季風也異常猛烈,史文桂便以民情、天候為由,向中央要求軍隊暫時不要調離澎湖。

若將這段插曲與台灣本島的歷史時序比對,該支澎湖軍隊若順利抵台,應將派往高雄五塊厝倉庫,鎮壓當地民眾。許雪姬推測,「也許彭司令因獲兵源,可以保住要塞五塊厝倉庫,不受威脅,而不必在6日下午出兵鎮壓高雄造成傷害。但……如果彭司令獲援,而投注更大的兵力來對付所謂亂民,也許死傷會更慘重。」

但是,最終讓史文桂決定不出兵高雄的,除了地方仕紳與青年大力阻止,另一個重要關鍵,恐怕是3月2日晚間發生了堪稱「澎湖版林江邁案」的紀淑事件。

林麟祥回憶,當時他在家中的收音機裏,有收聽嘉義放送到澎湖的廣播。
林麟祥回憶,當時他在家中的收音機裏,有收聽嘉義放送到澎湖的廣播。攝:張國耀/端傳媒

許雪姬認為,紀雙抱在當年「憤怒之際而能顧及大體」,是事情能平靜下來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紳在各種場合力勸青年冷靜、不要以卵擊石,亦是紀淑事件未引起騷亂原因之一。

紀淑,澎湖參議員紀雙抱之女。3月2日回娘家省親,晚間六點左右返回馬公市區,與妹妹紀美都一同回到營區對面的住宅。當日澎湖已經戒嚴,士兵見到人影,向她喝令口號,紀淑卻因為語言不通、沒有應答,反而加快腳步走向家中,士兵立刻開槍,擊中紀淑腿部,紀淑血流如注、不支倒地。根據許雪姬訪問紀淑本人的記錄,當年子彈是由後方射入,導致大腿骨碎,傷及動脈,一度有性命危險。

事發之後,不少市民極為憤怒,認為軍方尚未到交通管制時間便開槍打人,傷者又是地方名人之女、一位育有幼子的年輕母親,簡直欺人太甚。紀淑送醫後,院外漸漸集結上千群眾包圍吶喊,要為紀淑討回公道。林麟祥回憶,當時的情勢如乾柴,紀淑若不幸喪生,「澎湖非常可能也會打起來!」

眼見民情沸騰,史文桂不但派兵護送紀淑到澎湖醫院,亦下令「救人第一、費用不計」,力求保全紀淑性命;同時宣布,若紀淑不幸喪生,軍方將負擔紀淑子女所有教育費用。種種措施,就是深怕地方青年就此起事,馬公要塞也如基隆、高雄一樣成為軍民對決的戰場。

這場攸關澎湖軍民命運的外科手術,在2日傍晚開始。負責動刀的是自日本京都大學畢業的醫師蘇銀和,他在緊急判斷後,決定進行截肢手術,手術自傍晚七點直至隔日凌晨四點才結束,紀淑確定脫離險境。紀淑平安無事後,擔任參議員的紀雙抱親自到醫院外,勸說憤怒的青年們:「我一個女兒犧牲了,不要再犧牲年輕人。」懇切勸說,終讓群眾逐漸散去。

許雪姬認為,紀雙抱在當年「憤怒之際而能顧及大體」,是事情能平靜下來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紳在各種場合力勸青年冷靜、不要以卵擊石,亦是紀淑事件未引起騷亂原因之一。

林麟祥回憶,二二八事發之後,學校的外省籍教員多半閉門不出、學校停課,他與幾位同學背着書包晃蕩,到城隍廟附近的參議會旁聽開會,恰巧輾轉聽到老議員陳伯寮勸說青年:「澎湖就這麼小,起事了你要往哪裏跑?又不像台灣可以躲進山裏!我們勿當雞蛋撞石頭!」林麟祥說,接下來數年之間,他與同學在日常閒談中,仍會不經意地引用這句名言,「做人勿當做雞蛋撞石頭!」

種種因素或命定、或偶然地交織,讓澎湖人雖選擇站在雞蛋這一邊,卻終於石牆前做了一顆安定如常的雞蛋。事後清鄉,全台各地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仕紳多遭清算,澎湖處理委員會主委許整景卻平安無事。根據許整景的訪談記錄,事件後他一度被官方列為「危險人物」而險遭秋後算帳,史文桂交代他寫一份完整的事件報告,讓史文桂交給前來宣慰的白崇禧,「幸蒙白部長明察,始免於難。」

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除了「西瀛勝境」牌樓之外,同筆宣慰賑撫經費還在澎湖建起了一座海濱的「中正公園」,因旁有祭祀觀音的廟宇,馬公市民今多稱之為「觀音亭公園」,台灣歷史上第一座「二二八紀念公園」——只是與近二十年來台灣「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脈絡截然不同。

澎湖百姓收到了蔣介石的「嘉許」:現金加上一座海水浴場。但一度拒不出兵的司令史文桂卻付出了代價。在事後報告中,白崇禧向蔣介石報告「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先將警察繳械,防患未然……各該員擬懇分別獎勵,以昭激勵,當否?乞核示。」軍務局簽註卻寫道「馬公要塞史文桂,對台變無甚貢獻,且有人則以按兵不動者,似可不獎等語。」

而同一份簽註中,軍務局對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則持正面肯定態度:「彭孟緝於三月六、七日,首取強硬態度,俘首犯從犯百餘人……確屬有功,允宜獎勵。」自此而後,彭孟緝一路升任,最後官拜參謀總長;史文桂則不僅沒有因二二八事件受獎,1949年後,更受張治中(編按:原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湖南省政府主席,曾主導參與多次國共和談;1949年6月宣布脫離中國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投共案牽連,離開軍職,1956年到台北縣立北投中學(編按:現隸屬於台北市)擔任數學老師,1957年任台灣糖業公司顧問。

「說起來史文桂很開明,迅速地處理了紀淑案、與許整景等地方人物保持良好關係、苦心安撫民間,事後也努力讓許整景等人全身而退,對澎湖人這麼好,他個人卻付出了代價!」出身澎湖的許雪姬,頗為史文桂抱不平。

公園內的「毋忘在莒」石碑。
公園內的「毋忘在莒」石碑。攝:張國耀/端傳媒

在二二八事件中,澎湖本地雖有傷未亡,但不代表澎湖與本島的二二八事件完全脫節。時年17歲的澎湖女警陳麗香,剛好於二二八期間送往本島受訓,受訓地點於台北木柵,她回憶,「每天都聽教官說暴徒已經攻陷台北城、會打進警察學校,我們都嚇得要死。後來又聽說基隆開始殺人,把老百姓手掌用鐵絲串起來,一個一個推進海裏,我們全都嚇壞了。」屠殺的記憶隨着這群年輕警察帶回故鄉,在澎湖居民間耳語放大,仍然留下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對此,澎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楊先生相當有感,「說澎湖都沒事,但講起你是二二八家屬,大家還是會有異樣的眼光,找工作的時候,人家也會對你另眼相看,最好還是不要說、不要讓人知道,我們家不會想主動提這段歷史。」時至今日,即便台灣社會早已不再視二二八為「叛亂」,楊先生仍低調行事,不甚願意曝光。

在二二八事件中倖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雖仍踴躍參政,實質上長年身處黨政軍體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漸「變天」,與台灣命運相去未遠。

楊先生是二二八受難者楊得龍的姪兒,事發時與楊得龍一同住在高雄。楊得龍,出生於1928年,因屬龍而得名,於馬公公學校(編按:公學校是台灣日治時期政府開設的兒童教育學校,入學對象主要是台灣人;日籍在台學童主要就讀小學校)畢業後,即赴高雄依靠二哥,1946年考入高雄煉油廠擔任警察。二二八事件時,楊得龍年方19歲(虛歲算法為20),根據姊姊回憶,「思想還很單純,認為在事件中煉油廠並沒有任何事發生,也沒有遺失武器,心想不會有事情。」未料,3月8日軍隊前往煉油廠掃射,楊得龍腰部中彈,高雄市區一片混亂,來不及送醫救治,便失血過多而亡。

楊先生回憶,在他印象中,年輕的小叔聰明博學,在二二八事件前幾日,仍在教他讀書,「教我唸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怎麼過幾天,就再也看不到他?大人不說,我們小孩子不敢問,只片片斷斷地知道,他就這樣走了。」

過世後,廠方通知家屬前往收埋,遺體就近葬在高雄近郊山區,後遷回澎湖草蓆尾。楊家不捨讓么兒做了無後孤魂,照習俗將哥哥的兒子過繼到他名下,延續香火。領取二二八事件補償金後,亦在澎湖鄉間建起家族祠堂,將楊得龍與祖先一同入祀,落葉歸根。

於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清鄉中,台灣各領域菁英死亡大半。學者吳乃德認為,許多本土菁英就此失去對政治的熱情,退出政治領域;此後,本土地方政治菁英的延續性產生斷裂,由親近國民黨的政治新貴所填補,國民黨政權以此掌握地方政治,進而鞏固了政權在台灣的統治基礎。

那麼,在菁英未曾喪生的澎湖,地方政治發展路徑是否有所不同?澎湖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菁英,在事後多半仍持續參與地方政治:主任委員許整景曾參選澎湖縣長、委員呂安德當選第七屆民選縣長,委員郭石頭、高順賢則分別成為戰後澎湖南、北派的政治領袖。這是否表示地方勢力未曾出現斷裂,國民黨的勢力相對無從切入?

「從結構上來說,我不覺得有太大的不同。國民黨依舊介入了地方政治、依然把持了行政權,這些菁英雖然活下來、沒有消失,卻只能選擇服從國民黨的統治。」澎湖科技大學教授蔡明惠分析,戰後澎湖雖未如金門、馬祖一樣實施戰地政務,澎湖防衛司令部的司令官位階仍高於縣長,澎湖實質上仍是「軍統」體制,未能擺脫國民黨的控制。

蔡明惠的分析,有選舉史的佐證。自1951年首屆民選縣長起,一直到1985年第九屆選舉為止,除了第七屆的呂安德外,澎湖縣長多數皆由澎防部推薦、具有軍人身份者當選。直到1993年,出身北派高順賢家族的醫師高植澎,披民進黨戰袍當選,方為澎湖地方政治寫下政黨輪替的新頁。總體而言,在二二八事件中倖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雖仍踴躍參政,實質上長年身處黨政軍體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漸「變天」,與台灣命運相去未遠。

島上最終卻幸無槍下亡魂。僅有海邊的牌樓與海水浴場,銘記這段暗潮洶湧的日子。
島上最終無槍下亡魂。僅有海邊的牌樓與海水浴場,銘記這段暗潮洶湧的日子。攝:張國耀/端傳媒

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前夕,澎湖依舊北風凜冽,「西瀛勝境」下歲月無聲。這段空雷作響而終未落雨的離島故事,恰如一面鏡,映照出另一面的二二八:有軍民衝突、有響應「自治」的青年、有無辜被擊傷的市民、有居間折衝的仕紳,島上最終確定無槍下亡魂。僅有海邊的牌樓與海水浴場,銘記這段暗潮洶湧的日子。

本文參考資料:

1.〈二二八事件在澎湖〉,《西瀛風物》,許雪姬,1996

2.《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廖彥博、白先勇,2014

3.〈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三)〉,中研院台史所,2016

二二八70年 台灣 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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