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台灣各地紀念活動不絕，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裏早有各方人馬舉辦紀念活動。鮮為人知的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公園」，其實正座落於澎湖馬公市鬧區，不但是縣定歷史建築，亦是「澎湖花火節」的施放地點。每年夏日的燦爛煙火、遊客笑顏下，埋藏着一段澎湖於1947年「空雷未雨」、倖免於屠殺的歷史。
這座全台最早的二二八紀念公園，穿過「西瀛勝境」牌坊方可抵達。這座牌坊同樣可說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位於民生路與介壽路（編按：介壽路，意指祝賀蔣介石長壽，台灣早年各地常見幹道命名為介壽路，近年多已改名）交叉口，通體雪白，高掛國徽，上題「西瀛勝境」四字，背靠熱鬧市街，遠眺台灣海峽。牌坊旁是成排軍營，路底通往海軍「金龍頭」基地，另一側則有青年救國團活動中心、蔣介石曾入宿的第一賓館。在馬公城的軍事歷史地景中，這片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碑恰巧位居中心。
根據碑上記載，立碑歷史如是：
碑文內容文白夾雜，但說成白話，就是澎湖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未參與起事、平靜如常，國民政府特地撥款宣慰賑撫，嘉勉澎湖居民。後世提及二二八歷史時，多半也以「澎湖無事」一筆帶過，附和了蔣介石對澎湖「嚴守秩序」的評語。
不過，蔣介石送給澎湖的這句「嚴守秩序」，或可說是故事的終幕，卻並非歷史的全部。
宛若澎湖版林江邁案：紀淑事件
在談論澎湖的二二八故事之前，或許得先認識澎湖的戰略地位。澎湖群島散列於台灣與大陸之間，自古即是海峽中線的軍事要塞。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分析，清乾隆49年之前，鹿港、淡水港未通航，從大陸到台南，中途必須在澎湖運補，造就了澎湖特殊的軍事地位。如果要從中國大陸發動攻台，必得先佔澎湖。「得澎湖者得台灣」是當時不變的鐵律。
澎湖的戰略地位，亦反映在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內。條約中，「澎湖群島」乃是作為一獨立標的，與台灣島、遼東半島一同割讓予日本。及至戰後殖民結束、被國民政府接收時，澎湖依然與基隆、高雄並列台灣三大要塞之一。根據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宣慰後的報告，馬公要塞最初編制為5400人，高雄、基隆要塞各8300人，由軍階最高的中將參謀長史文桂擔任要塞司令，地位可見。
然而，與台灣其他各地遭遇相同，接收初期，士兵隨意拆卸民房、佔屋擾民、在鄉間強暴婦女等劣行，在澎湖也同樣上演，早已激發地方不滿。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後，不少歸國的台籍日本兵與在澎湖當兵的台灣人、原住民，皆收聽到台灣已經起事的訊息，不少人開始各自離島聚集到馬公，準備響應。
耆老林麟祥回憶，當時他在家中的收音機裏，有收聽嘉義放送到澎湖的廣播：「台灣同胞已經起來反抗暴政了！澎湖人還在睡嗎？」電台甚至提到部隊攻占嘉義水上機場、市民送飯糰勞軍的訊息，讓不少澎湖青年也躍躍欲試，甚至一度密謀前往警察局搶奪武器；但此行動卻被史文桂事先料中，早將警察局的武器藏至他處。一場革命尚未開始，就先彈盡援絕。
儘管沒搶到武器，青年的組織工作並未因此終止。前台籍日本兵趙文邦、王財情等人與其他青年成立了自治同盟，仿效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決議，準備組織隊伍自發維持秩序、召集受日本陸海空軍訓練的台籍青年，響應全省武裝總動員。林麟祥回憶，「這些受過日本訓練的『學長』們，都比較衝一點。」
眼看民風保守、自清代起從未經歷民變的澎湖，恐將上演數百年來首次「起義」，史文桂不敢大意，首先力保澎湖兵力不外調。甚至不惜「抗命」、拒絕派兵支援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1947年3月2日，陳儀下令史文桂將馬公要塞守備的兩個中隊開到高雄，撥交彭孟緝指揮，史文桂為此召開軍事會議，軍醫許整景馬上表示反對，參議會也大力反對調兵。
林麟祥回憶，不少澎湖人會到高雄求學、工作，「高雄對澎湖人來說，好像是第二個故鄉一樣。」不少「學長」聽說軍隊可能開拔前往高雄，紛紛打算前往馬公港附近集結，說「無論如何都要把這艘船擋下來，絕對不讓軍隊去殺高雄人！」群情沸騰，終讓史文桂選擇抗命。根據記載，是日澎湖冬季著名的東北季風也異常猛烈，史文桂便以民情、天候為由，向中央要求軍隊暫時不要調離澎湖。
若將這段插曲與台灣本島的歷史時序比對，該支澎湖軍隊若順利抵台，應將派往高雄五塊厝倉庫，鎮壓當地民眾。許雪姬推測，「也許彭司令因獲兵源，可以保住要塞五塊厝倉庫，不受威脅，而不必在6日下午出兵鎮壓高雄造成傷害。但……如果彭司令獲援，而投注更大的兵力來對付所謂亂民，也許死傷會更慘重。」
但是，最終讓史文桂決定不出兵高雄的，除了地方仕紳與青年大力阻止，另一個重要關鍵，恐怕是3月2日晚間發生了堪稱「澎湖版林江邁案」的紀淑事件。
許雪姬認為，紀雙抱在當年「憤怒之際而能顧及大體」，是事情能平靜下來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紳在各種場合力勸青年冷靜、不要以卵擊石，亦是紀淑事件未引起騷亂原因之一。
紀淑，澎湖參議員紀雙抱之女。3月2日回娘家省親，晚間六點左右返回馬公市區，與妹妹紀美都一同回到營區對面的住宅。當日澎湖已經戒嚴，士兵見到人影，向她喝令口號，紀淑卻因為語言不通、沒有應答，反而加快腳步走向家中，士兵立刻開槍，擊中紀淑腿部，紀淑血流如注、不支倒地。根據許雪姬訪問紀淑本人的記錄，當年子彈是由後方射入，導致大腿骨碎，傷及動脈，一度有性命危險。
事發之後，不少市民極為憤怒，認為軍方尚未到交通管制時間便開槍打人，傷者又是地方名人之女、一位育有幼子的年輕母親，簡直欺人太甚。紀淑送醫後，院外漸漸集結上千群眾包圍吶喊，要為紀淑討回公道。林麟祥回憶，當時的情勢如乾柴，紀淑若不幸喪生，「澎湖非常可能也會打起來！」
眼見民情沸騰，史文桂不但派兵護送紀淑到澎湖醫院，亦下令「救人第一、費用不計」，力求保全紀淑性命；同時宣布，若紀淑不幸喪生，軍方將負擔紀淑子女所有教育費用。種種措施，就是深怕地方青年就此起事，馬公要塞也如基隆、高雄一樣成為軍民對決的戰場。
這場攸關澎湖軍民命運的外科手術，在2日傍晚開始。負責動刀的是自日本京都大學畢業的醫師蘇銀和，他在緊急判斷後，決定進行截肢手術，手術自傍晚七點直至隔日凌晨四點才結束，紀淑確定脫離險境。紀淑平安無事後，擔任參議員的紀雙抱親自到醫院外，勸說憤怒的青年們：「我一個女兒犧牲了，不要再犧牲年輕人。」懇切勸說，終讓群眾逐漸散去。
許雪姬認為，紀雙抱在當年「憤怒之際而能顧及大體」，是事情能平靜下來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紳在各種場合力勸青年冷靜、不要以卵擊石，亦是紀淑事件未引起騷亂原因之一。
林麟祥回憶，二二八事發之後，學校的外省籍教員多半閉門不出、學校停課，他與幾位同學背着書包晃蕩，到城隍廟附近的參議會旁聽開會，恰巧輾轉聽到老議員陳伯寮勸說青年：「澎湖就這麼小，起事了你要往哪裏跑？又不像台灣可以躲進山裏！我們勿當雞蛋撞石頭！」林麟祥說，接下來數年之間，他與同學在日常閒談中，仍會不經意地引用這句名言，「做人勿當做雞蛋撞石頭！」
種種因素或命定、或偶然地交織，讓澎湖人雖選擇站在雞蛋這一邊，卻終於石牆前做了一顆安定如常的雞蛋。事後清鄉，全台各地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仕紳多遭清算，澎湖處理委員會主委許整景卻平安無事。根據許整景的訪談記錄，事件後他一度被官方列為「危險人物」而險遭秋後算帳，史文桂交代他寫一份完整的事件報告，讓史文桂交給前來宣慰的白崇禧，「幸蒙白部長明察，始免於難。」
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除了「西瀛勝境」牌樓之外，同筆宣慰賑撫經費還在澎湖建起了一座海濱的「中正公園」，因旁有祭祀觀音的廟宇，馬公市民今多稱之為「觀音亭公園」，台灣歷史上第一座「二二八紀念公園」——只是與近二十年來台灣「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脈絡截然不同。
澎湖百姓收到了蔣介石的「嘉許」：現金加上一座海水浴場。但一度拒不出兵的司令史文桂卻付出了代價。在事後報告中，白崇禧向蔣介石報告「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先將警察繳械，防患未然……各該員擬懇分別獎勵，以昭激勵，當否？乞核示。」軍務局簽註卻寫道「馬公要塞史文桂，對台變無甚貢獻，且有人則以按兵不動者，似可不獎等語。」
而同一份簽註中，軍務局對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則持正面肯定態度：「彭孟緝於三月六、七日，首取強硬態度，俘首犯從犯百餘人……確屬有功，允宜獎勵。」自此而後，彭孟緝一路升任，最後官拜參謀總長；史文桂則不僅沒有因二二八事件受獎，1949年後，更受張治中（編按：原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湖南省政府主席，曾主導參與多次國共和談；1949年6月宣布脫離中國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投共案牽連，離開軍職，1956年到台北縣立北投中學（編按：現隸屬於台北市）擔任數學老師，1957年任台灣糖業公司顧問。
「說起來史文桂很開明，迅速地處理了紀淑案、與許整景等地方人物保持良好關係、苦心安撫民間，事後也努力讓許整景等人全身而退，對澎湖人這麼好，他個人卻付出了代價！」出身澎湖的許雪姬，頗為史文桂抱不平。
在二二八事件中，澎湖本地雖有傷未亡，但不代表澎湖與本島的二二八事件完全脫節。時年17歲的澎湖女警陳麗香，剛好於二二八期間送往本島受訓，受訓地點於台北木柵，她回憶，「每天都聽教官說暴徒已經攻陷台北城、會打進警察學校，我們都嚇得要死。後來又聽說基隆開始殺人，把老百姓手掌用鐵絲串起來，一個一個推進海裏，我們全都嚇壞了。」屠殺的記憶隨着這群年輕警察帶回故鄉，在澎湖居民間耳語放大，仍然留下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對此，澎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楊先生相當有感，「說澎湖都沒事，但講起你是二二八家屬，大家還是會有異樣的眼光，找工作的時候，人家也會對你另眼相看，最好還是不要說、不要讓人知道，我們家不會想主動提這段歷史。」時至今日，即便台灣社會早已不再視二二八為「叛亂」，楊先生仍低調行事，不甚願意曝光。
在二二八事件中倖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雖仍踴躍參政，實質上長年身處黨政軍體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漸「變天」，與台灣命運相去未遠。
楊先生是二二八受難者楊得龍的姪兒，事發時與楊得龍一同住在高雄。楊得龍，出生於1928年，因屬龍而得名，於馬公公學校（編按：公學校是台灣日治時期政府開設的兒童教育學校，入學對象主要是台灣人；日籍在台學童主要就讀小學校）畢業後，即赴高雄依靠二哥，1946年考入高雄煉油廠擔任警察。二二八事件時，楊得龍年方19歲（虛歲算法為20），根據姊姊回憶，「思想還很單純，認為在事件中煉油廠並沒有任何事發生，也沒有遺失武器，心想不會有事情。」未料，3月8日軍隊前往煉油廠掃射，楊得龍腰部中彈，高雄市區一片混亂，來不及送醫救治，便失血過多而亡。
楊先生回憶，在他印象中，年輕的小叔聰明博學，在二二八事件前幾日，仍在教他讀書，「教我唸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怎麼過幾天，就再也看不到他？大人不說，我們小孩子不敢問，只片片斷斷地知道，他就這樣走了。」
過世後，廠方通知家屬前往收埋，遺體就近葬在高雄近郊山區，後遷回澎湖草蓆尾。楊家不捨讓么兒做了無後孤魂，照習俗將哥哥的兒子過繼到他名下，延續香火。領取二二八事件補償金後，亦在澎湖鄉間建起家族祠堂，將楊得龍與祖先一同入祀，落葉歸根。
於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清鄉中，台灣各領域菁英死亡大半。學者吳乃德認為，許多本土菁英就此失去對政治的熱情，退出政治領域；此後，本土地方政治菁英的延續性產生斷裂，由親近國民黨的政治新貴所填補，國民黨政權以此掌握地方政治，進而鞏固了政權在台灣的統治基礎。
那麼，在菁英未曾喪生的澎湖，地方政治發展路徑是否有所不同？澎湖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菁英，在事後多半仍持續參與地方政治：主任委員許整景曾參選澎湖縣長、委員呂安德當選第七屆民選縣長，委員郭石頭、高順賢則分別成為戰後澎湖南、北派的政治領袖。這是否表示地方勢力未曾出現斷裂，國民黨的勢力相對無從切入？
「從結構上來說，我不覺得有太大的不同。國民黨依舊介入了地方政治、依然把持了行政權，這些菁英雖然活下來、沒有消失，卻只能選擇服從國民黨的統治。」澎湖科技大學教授蔡明惠分析，戰後澎湖雖未如金門、馬祖一樣實施戰地政務，澎湖防衛司令部的司令官位階仍高於縣長，澎湖實質上仍是「軍統」體制，未能擺脫國民黨的控制。
蔡明惠的分析，有選舉史的佐證。自1951年首屆民選縣長起，一直到1985年第九屆選舉為止，除了第七屆的呂安德外，澎湖縣長多數皆由澎防部推薦、具有軍人身份者當選。直到1993年，出身北派高順賢家族的醫師高植澎，披民進黨戰袍當選，方為澎湖地方政治寫下政黨輪替的新頁。總體而言，在二二八事件中倖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雖仍踴躍參政，實質上長年身處黨政軍體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漸「變天」，與台灣命運相去未遠。
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前夕，澎湖依舊北風凜冽，「西瀛勝境」下歲月無聲。這段空雷作響而終未落雨的離島故事，恰如一面鏡，映照出另一面的二二八：有軍民衝突、有響應「自治」的青年、有無辜被擊傷的市民、有居間折衝的仕紳，島上最終確定無槍下亡魂。僅有海邊的牌樓與海水浴場，銘記這段暗潮洶湧的日子。
本文參考資料：
1.〈二二八事件在澎湖〉，《西瀛風物》，許雪姬，1996
2.《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廖彥博、白先勇，2014
3.〈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三）〉，中研院台史所，2016